仁侠之风 杜月笙

杜月笙（1888-1951，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出身真正的工人阶级，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继母和舅家抚养，十四岁出门打工，做学徒和店员，无论家里家外，随时都要看人眼色，实实在在地尝尽了世态炎凉，学会了眼明手快、做低服小。即使削水果的一手绝艺，背后都不知隐藏了多少底层人的妾妇之哀。不习惯受人欺负的富家子弟，很少能够理解他侥幸逃脱的孤寂深渊。无产阶级的子弟习于困厄，出于降低刺激和自我保护的天然倾向，流于麻木、无赖、乖戾者十居七八。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极为强大的精神资源，同时战胜自我和环境。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初年，无产者发迹变泰并非难事。发迹变泰而不报复社会，能做到的人就不多。杜月笙恰好是其中之一，居然磨练出一套深明世故的仁侠之风。巴尔扎克曾经在《夏倍上校》当中说过，世界上最多体验人心黑暗险恶的职业，莫过于教士和律师，而律师又比教士更苦，因为世俗的工作无法依靠彼岸的恩典。^①其实他如果把律师改成黑社会，或许更接近真实。黑社会和教会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组织和保护人，不像革命者、改革者或恐怖分子的组织其实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先锋队动员或消费底层苦难的机构。底层人接近世界的赤裸核心，拥有海量无法翻译成文字的地方性知识。两者之间的鸿沟之宽，远远超过了隔离巴斯克语和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漫漫长途。底层人理解人类的黑暗深渊，从不相信像水蜘蛛一样薄的制度变革能够缓解人类的苦难。他们对待知识分子的美好蓝图，就像八个孩子的母亲看待八岁女孩的过家家游戏。他们尊重知识分子，往往超过知识分子相互尊重的程度，但主要出于习惯的敬畏和无知的误解，实际上比知识分子保守得多。意大利的黑手党可以杀人如麻，却不敢对修女动一根指头，总是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保存在生作恶的自由，同时绝不牺牲临终悔罪的机会。如果有人驱逐或强奸修女，那多半出于国家官吏或共产党人的解构理性。上海和夯炕的黑社会对关二哥和江湖道义，往往怀有类似的敬畏。解构一切的革命家蔑视他们的习惯法，经常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杜月笙十九岁拜在黄金荣门下（杜月笙十四岁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后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同样通过黄赌毒生意赚钱，但他的黄金时代比师父晚了一代，已经错过了最狂野的冒险家时代。因此，他投靠体面社会的努力比黄金荣大得多。他的原则是：自己的起点比体面人低，打回原形的危险更大；谁肯利用我，就是瞧得起我；别人只要存心帮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感谢。他特别喜欢对士大夫仗义疏财，因此留下的美谈格外多。他接济黎元洪，得到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著名对联。章太炎看谁都不顺眼，偏偏觉得杜月笙有太史公《游侠列传》之风，为了祝贺他的杜祠落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高桥杜氏祠堂记》）：

“杜之先出帝尧。夏时有刘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违难于周，适晋而为范氏，范氏支子在秦者复为刘，以启汉家。故杜也、范也、刘也，皆同出也。杜氏在汉也，有御史大夫周，始自南阳徙茂陵。自是至唐世为先望。其八皆祖御史大夫。惟在濮阳者祖七国时杜赫，自江以南无闻焉。宋世有祁国公衍实家山阴，江南之杜自是始着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其地，盖不知几何世？其署郡曰京兆。末孙镛（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大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参看《1927，上海滩密谋》），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祠堂祀其父祖以上，同堂异室之制，近世虽至尊犹然。故诸子庶不立别庙，独为一堂，以昭穆叙群主，盖通制然也。凡祠堂为址八亩，其壖地以诗设塾及图五馆，所以流世泽帅后昆也。余处上海，久与镛习识。祠成而镛请之为记。夫祠堂者，上以具岁时之享，下使子孙瞻焉，以捆致其室家者也。杜氏在汉唐，其为卿相在以十数，盛矣。上推至帝尧，又弥盛矣。虽然，自尧之盛，尚不能覆露其子，使袭大宝，其余虽登公辅，赐汤沐之邑，曾微百年，后之人至不能指其先世里居所在，此镛所知也。为子孙者，岂不在于自振拔乎哉？和以处宗族，勤以长地材，福倍汉唐盛世可也。其兄弟不辑其居处，日偷祸倍，矜寡无告可也。抑闻之，古之训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不可谓不朽。称不朽者，惟立德立功立言，宜追视杜氏之先，立德莫如大司空林，立功莫如当阳侯预，立言莫如岐公佑，其取法非远也。镛既以讨贼有功，其当益崇明德，为后世程法。然后课以道蓻，使其就文质，化为畔谚，以跂于古之立言者。有是三者，而济以和宗族，勤地材，则于守其宗祊也何有。不然，昔之九望，奄然泯没于今者七八矣。虽有丹楹之座，穷九州美味之飨，其足以传嗣者几何？吁，可畏也，乃记之云尔。”

1931年的杜祠落成典礼堪称杜月笙一生的最高峰，徐世昌、段祺瑞、蒋介石、张学良都送了贺礼匾额（徐、段、蒋、张送的匾额分别是“敦仁尚德”、“望出晋昌”、“孝思不匮”、“好义家风”）。

杜月笙的事业由盛转衰，关键还是革命家越来越不守江湖道义。从杜月笙自己的角度看，他没有亏待任何人。共产党在上海滩活动，一开始是拜在他门下的。共产党组织工会和地下武装，以青帮和杜老板的名义为保护伞。北洋政府的侦探捉拿共产国际terrorists，靠杜老板保护。革命委员会疏通工部局，由杜老板出面斡旋。远东局答应维持市面，保护杜老板的生意和信用，否则1927年的暴动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革命者一旦得手，立刻就不讲信用了。他们在街头大搞赤色恐怖，在资本家的门口放炸弹勒索经费。对于已经交过保护费的商民而言，这明显就是耍无赖。由于革命者名义上是杜老板的徒弟，他们自然要向杜老板投诉。杜月笙如果还想维持苦心经营的仁侠名声，就非得开刑堂讲帮规不可。尤其可怕的是，中共还在他的帮会内部做策反工作。他如果听之任之，就会爆发黑社会版本的南昌起义。Zhou负责的匪运工作跟帝国主义的冲突还不直接，跟杜老板就构成了短兵相接的同生态位竞争。他帮助蒋介石清党，其实也是为了自保，就当时地下社会的力量对比而言，其实也是孤注一掷。工部局估计共产国际的资金和网络，觉得蒋介石的逆袭没有多少成功希望。蒋介石居然赢了这一局，杜月笙的合作实在功劳不小。杜月笙和他的亲信经过了这一关，对中共、尤其是Zhou的卑鄙狡诈和恩将仇报形成了深刻的成见，晚至1950年代在夯炕仍然耿耿于怀。他和蒋介石的合作一开始是出于形势所迫，后来又增加了他渴望金盆洗手的愿望。他配合蒋介石的反帝革命，为国民党通过地下组织操纵租界华人尽心竭力。他不仅在经济上资助抗战^①，而且将大批青帮徒子徒孙送给国军做炮灰^②。军统的恐怖活动和四大银行维持法币的金融战争，都要依靠、或者不如说牺牲他在上海的关系网^③。蒋介石对他和上海自由市的伤害，较之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对荷兰人的伤害，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引起的反应却不一样，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比利益还要强大。抗战结束，他的实力已经损失惨重，但蒋介石仍然嫌弃他识字不多、江湖嫌疑太重，不肯给他渴望的名分。杜月笙为了配合蒋介石表现道德楷模的需要，公开承认自己原来是坏人^④，经过总统的感化才改过自新。他后来不肯去台湾，也是因为看清了国民党的格式化决心。

杜月笙的孙子杜顺安回忆当年的经历：

“抗战爆发，国民党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祖父避居香港，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去了大后方。

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颇有关系。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在军部里面，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祖父手下和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很早就结识。

祖父去重庆之后，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逃往重庆，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潜往大陆。由于担心带孩子走，在路上诸多不便，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我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弟弟四岁。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今天住这个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风吹草动，马上又得搬家，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没钱住好地方，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将就找块空地，在地上铺被单床垫，休息过夜。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

最后，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日军派了一名大佐，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不准吵闹。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可供席地而坐)。从这一天起，日方拿我们为人质，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过了一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

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联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

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煞，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

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抗战期间，祖父蜇居重庆，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迓，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头谢恩，祖父赶忙扶起父老。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还特意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要请祖父喝酒吃饭。祖父被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来，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才能活下来，然而，祖父压根儿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

胜利初期，通货膨胀很厉害，上海民众怕交通银行倒闭，存户们纷纷前往挤兑，为了安定人心，祖父特地差人搜集两麻袋纸钞，亲自带着工人把这两麻袋钞票扛到交通银行，告诉行员杜某某要存钱，挤兑的民众眼见连杜月笙都还继续存钱，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银行倒账，我们还怕什么。原先争先恐后想提领存款的民众，逐渐散去，化解了银行的挤兑风潮。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过了阴历年，祖父命令我们全家离开上海，举家迁居香港，祖父和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每逢礼拜六、礼拜天，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去看祖父。

那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往台湾撤退，祖父为什么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原因。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并且递过“红帖子”，所谓“递红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我祖父门下，成为祖父的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我祖父一岁，但祖父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青帮重要头领。

外界一直有个误解，说蒋介石是拜在黄金荣门下，这是不对的说法。黄金荣一直到日本打进上海租界，始终未曾辞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的职务。黄金荣既然身为探长，受限身份，黄金荣是不可以开堂收徒弟的，如果被人发现他还私下开香堂收徒弟，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

祖父和黄金荣不同，他没拿政府薪水，尽管有一阵子在黄金荣手下，但是，他不吃公家饭，当然可以收徒弟。据我的了解，蒋介石并没有递过“红帖子”给黄金荣，只是曾经去拜访过黄金荣。我父亲亲口告诉我，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我，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我们第一次离开上海逃难的时，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初，祖父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这只保险箱是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递给祖父的那张“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

那只保险箱里头并未放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摆钱，什么都没有短少，惟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

晓得这只保险箱密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着祖父去重庆的人，另外一个人没有跟去上海姓黄的，这姓黄的人，没有入帮。就他们两个人知道。我祖父关于钱财的事，都交给他们两个人去管，保险箱里没有现款，就只有一些股票，但是，任何东西都未短少，惟独掉了这份蒋志清递给祖父“红帖子”。

我推测，这应该是蒋先生派人拿走的，但这也不至于是戴笠派人去“拿”的。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祖父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祖父五十岁之前，先后两次进私塾，前后一共才念了六个月的书。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也没钱交私塾学费，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家里贫穷，不但没要他的束修，还经常喊他到私塾旁听。因为断断续续念书，祖父没有学问根柢，到了四五十岁，连报纸都看不懂。

因之，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1898-1979，杜月笙的姑表弟、门生，被称作“杜门第一红人”）担任国大代表。

其实，万墨林也不识字，他头一天到国民大会开会，出席代表照规矩得在签名簿上签名。万墨林不会写字，只好拿毛笔在签名簿上打了三个大叉叉，可是，万墨林有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点，他的记性奇好，一百个电话号码全记在脑子里，祖父要打什么电话，就叫万墨林去打，等于是祖父活生生的电话号码簿。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无法笔记，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原来，他用帮会切口，或是密令代号，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每次出任务，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堪称一绝。

抗战时期，他一度被日本军阀逮捕，日本人对万墨林严刑逼他供，他一个字都不讲，让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他还是坚不吐实，日本兵火冒三丈，用刺刀刺他的胃部，万墨林还是不说，证明万墨林是条硬汉。多年之后，万墨林受刺刀戳伤的胃部，还经常发炎，发作时就要上医院就诊。

上海打老虎事件，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关于上海打老虎，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蒋经国是留学苏联的，抗战胜利之后，蒋经国在官阶上并不是很高的，历练还不足，何况，苏联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是蒋经国却得到苏联那一套组织政治的真传，所以他后来才有能力和共产党打组织战、情报战，然而蒋经国完全不懂经济，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主导国家经济、财政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宋子文是留美的，他不曾像蒋经国那样，直接和民众接近，直接生活在一块。

上海打老虎时期，我的三叔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去，老实讲，三叔杜维屏是因为经营股票被抓，并没有什么囤积居奇的情事，可是，蒋经国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深入调查，就把三叔给抓走了，他是不管有罪无罪，先抓了再说。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了去。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警告其它的人不准违法。

三叔被捕以后，有许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我祖父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祖父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三叔被无罪开释。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事。

真正囤积居奇的人是谁？怎么不去抓万墨林呢？他有囤积大米，他要照顾我们家和他自己家里一百多口人吃饭，如果不囤积大米，明天就没有办法开饭，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饿。所以即使囤积一百袋米，也不足为奇，几天功夫这些米就吃光了，有何囤积的经济目的呢？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他年轻气盛，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大陆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误以为经济问题很单纯，他用的那套，完全是苏联学来的，他认为只要发号施令办人就行了，事实上，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杜顺安口述，王丰整理，《文史博览》2010年12月10日）^①

陈毅来到上海，杨虎（1889-1966，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搭上线。1949年投共）带枪投靠。黄金荣自投罗网，杜月笙却远走夯炕。陈毅通电请求逃亡夯炕的五大名流共建新中国，包括杜月笙、陈光甫（1881-1973，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等职）、李馥荪（李铭，1887-1966，曾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国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宋汉章（1872-1968，曾任上海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和钱新之（1885-1958，曾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金城银行董事长、复兴航业公司董事长等职）。杜月笙置之不理，陈毅就派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徐采臣赴港游说，结果徐采臣反而被杜月笙说服，留在夯炕不走了。杜月笙的拒绝提高了他的统战价值，正如黄金荣的投靠降低了自己的统战价值。夯炕的统战活动升级到中共和Zhou的层面，章士钊亲自出马。于是发生了下面这段著名的对话。

“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吗？”

“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这个——诚然，共产党统治下是用不着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么，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许，不过，毛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大陆，一切有他负责。有了毛的这一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么？”

“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统战双方再次颠倒了位置，杜月笙建议：如果章士钊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行程安全可以由他的弟子包办。夯炕地下党害怕章士钊动摇，赶紧中断了谈判，送章士钊回大陆。他们在夯炕收获颇丰，国民党反蒋的大佬几乎被一网打尽，构成了民革成立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反共清党的纪录比蒋介石更为极端，因此杜月笙的旧怨其实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他明显获益于缺乏书面理论知识，更加信任丰富的经验。黄金荣扫马路的消息传来以后，他更不怀疑自己的决定了。杜月笙在夯炕病故时，妻儿门徒故旧环绕侍奉，可谓善终。他临终以前销毁了所有人欠他的借据，为自诩仁侠的一生画上了比较圆满的终局。死得其所死得其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