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的第四个罪人是武则天。和前面几个人一样，她自身也代表了一个漫长的政治传统，是这个政治传统的最高峰和集大成者，就是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这个政治传统，是科举制度和政权无限制解放的制造者。
我们要注意，以前的几位专制君主在破坏原有的封建主义宪制和多国体系的时候，他们依赖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流亡的小贵族集团。这些人，例如像是文明太后和西凉儒生这些集团，他们的国家如果自己没有灭亡的话，他们在自己的封国内很可能会是像孔子在鲁国那样，是宪制的建设者，因为小贵族如果是在有机共同体里面继续发育的话，他的天然利益就是维护宪制，防止大贵族和君主的权力扩张。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游士，流亡到别的地方，那么别的地方原有的宪制就跟他没有关系，他纯粹是一个外来人。而且他跟平民不一样，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统治者所必需的各种素质和秘传知识，而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既想要恢复或者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又不珍惜原有的阶级结构，所以他们很适合被专制君主运用，作为破坏原有宪制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专制君主在扩大自己权力的时候经常是一波一波的。每一波在发生之前都有一次列国或者国际局势动荡的经历，制造出一批游士来，然后这批游士被强大的君主利用，破坏他本国的贵族体制和封建体制。但是这种做法对专制君主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什么时候会产生出大量的游士来是不由他自己做主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持续生产游士的机器。这个机器后来是由科举制度解决的。因为现在科举制度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古时代这件事情还一点都不天经地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游士一旦产生，可以说，除了极少数像孔子那样动不动就要嚷嚷着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这种特例以外，大多数人都是禁不住堕落的诱惑的。所以这就涉及一个有趣的命题：它有力地证明了种族主义解释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同样种族出身或者是其他方面条件相同的人，在有机共同体内部像是一个有根的植物缓慢生长的时候，与它被连根拔起来弄到其他地方去、变成当地生态系统的一个外来入侵物种的时候，它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像兔子，在欧洲就不是一种有害生物，到了澳洲就是一种有害生物。
日本人，照很多人的看法，是封建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体现，但是日本人在夏威夷却是左派势力的代表。因为夏威夷，首先，它有一个原有的部落封建结构，其次，它有美国移民建立的一个夏威夷共和国。而日本人是以苦力劳工的身份移居到夏威夷的，因此这样一个阶级地位使这些日本劳工，无论他们在原先的日本社会当中是什么地位，在夏威夷这个新地方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阶级地位。这个除根过程，使他们变成了当地的左派。而夏威夷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差一点要加入美国了，结果拖延了差不多十年时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以日裔居民为主的左派很可能会投票支持民主党，而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根本不高兴在国会当中增加敌对党派的席位，所以他们投反对票，不让夏威夷加入。就像现在不让波多黎各加入，波多黎各如果加入的话，多半也是增加民主党的势力。因此，夏威夷立州的过程就被这样硬拖了十年，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发挥左派作用的日本人的存在。
所以，除了像孔子这样极少数意志特别坚强、抱负特别远大、即使受到环境不利的干扰也坚决不放弃自己节操的人，无论你原先在宪制中间是什么样的地位，只要你变成了一个无根的人，你就很容易变成破坏者。知识分子游士通常是倾向于破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培养过程就是一个除根过程，把他跟原有共同体的根掐断。而孔子之所以号称是千古一人，就是因为从他那个出身看来，他应该跟战国游士的表现差不多。如果说孔子——也许放宽一点，再加上一些孔门弟子，像颜回之类的人，他们的表现跟苏秦张仪明显不同，表现得很坚持原则，而苏秦张仪却一点都不坚持原则，那么我们可以说，苏秦张仪代表的是被连根拔除的这些流亡者和无根之徒的正常表现，而孔子他们则代表的是有道君子的特殊表现。正因为他们是特殊的人，所以才值得名垂青史，正常的和一般的人反倒不值得了。
即使是日本那种封建文化特色非常鲜明的居民，只要他们被拔出来以后，在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就会发挥跟其他地方——例如闽粤苦力在南洋发挥的类似作用，一点不像他们在日本本土一样。但是假如他们的移民团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是巴西或者秘鲁，时间长了以后，渐渐变成了当地生态的一部分。像孔子他们家从宋国逃亡到鲁国以后，最后孔子就以鲁国的小贵族自居，而不是以宋国的执政大臣自居。他气愤的对象是鲁国的公卿侵犯了鲁国的宪法，而不是宋国发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有机共同体形成以后，这些移民团体也很可能会变成当地宪制的组成部分。就像是爱新觉罗家族很可能是从新罗来的，但是没有多少人认为他们不是满洲人。
那么，什么是有机共同体、什么不是有机共同体才是关键，而有机共同体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同一个种族、血统或者是同一批人有没有形成有机共同体，在有机共同体内形成一个生态意义上的阶级结构，这才是关键。如果有这样的结构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他们的种族出身怎么样，都可以认为他们是良性的力量。反之，无论他们原来的种族出身是怎样，他们都很容易变成恶性的力量。就像是，本来是健康的细胞，被放射线照过就变成癌细胞以后，它还会刺激别的细胞癌变。本来没有放射性的物体，被放射线射过以后，自己也会产生放射性，再破坏其他的物体。黄巾赤眉的那种流民产生机制通常也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的良民如果被流民抢了以后无家可归，跑到其他地方去，他自己也会变成流民，然后在其他地方又制造出新的更多的流民，整个机理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君主所需要的是那种可以控制的、不多也不少、正好符合他需要的游士，这个游士可以随时随地为他提供适当的工具，使他对不断自然产生出来的有机共同体保持高压和破坏的态势。生命是属于上帝赐予的特权，任何时候就像野草会不断生长一样，都会不断生长。如果你不加干涉的话，即使原先的流民到了某一个地方去，待的时间长了，传了几代人下来，他自己也会缓缓产生出新的有机性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加干涉的话，比较复杂的原生林被砍掉以后，比较简单的次生林还是会产生。
就好像是，战国的绝对君主和秦始皇、汉武帝一路把原来的诸侯、贵族和豪杰都砍掉以后，只剩下原子化小家庭，但是镇压的力度一旦放松，到东汉时期，原来的平民当中又会产生出新的儒化家族。这些儒化家族的势力赶不上原有的孔子时代的封建结构，但是他们也能够比原子化的小家庭更能抵抗社会的波动。例如在永嘉之乱这样的乱局当中，大家族的生存能力明显会比散沙要高明得多。这些大家族相对于原有的孔子时代的封建武士，就等于是复杂的、天然形成的、生态非常复杂的原生林被砍光了以后，重新长出来一些生态比较简单的次生林，他们至少比赤裸裸的沙漠要好一些。然后这批人在隋唐之际又被砍光了以后，结果又自然生长起来了宋明型的地主乡绅，直到这批人再被共产党砍光为止。这整个过程就像是，森林被砍光了以后长出了灌木丛，灌木丛又被砍光了以后长出了草。尽管灌木不如森林，草又不如灌木，但是随便哪一种都比赤裸裸的沙漠要好一些。
但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讲，他们希望自己的手边随时都有斧头。无论地上长出什么，他们只要高兴，都能砍下去。谁能够给他提供斧头呢？那就是科举制度。隋文帝发明了科举制度，但是由于关陇贵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大部分要害职务并不是由科举文人占据的。科举文人发挥的只是一些文学侍从和基层教育性质的职位。一直到唐太宗时代，情况仍然是这个样子的。尽管房玄龄那一批文人被后来的史家吹得很厉害，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执政大臣和起重要作用的人仍然是独孤家和长孙家这些旧的鲜卑贵族。从唐太宗在他们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几次修改他任命州官的选择和废立太子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他们是非常忌惮的。隋文帝创造的这个机器生产出来的平民知识分子为数还太少，不足以成为君主的有效工具。
然后武则天产生了，武则天跟文明太后一样，她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局外人。所以，她除掉关陇门第不仅毫无怜惜，而且是维护她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必需。像王皇后这些被旧的门第所支持的、自身又跟旧的门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皇后，是她必须除掉的。因此，她需要有新的新生力量，解放政权就是绝对必需的。所谓的“拾遗平斗量”，就是说武则天进人之多为前朝所未有。当然，带来的就是官僚制度的急剧膨胀。官僚制度的急剧膨胀的主要恶果由后来的宋明承担了，在武则天时代是刚刚开始的。而大家看到的就是，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冲击原有的跟府兵制联系在一起、起源于阴山的那些鲜卑贵族，在她的打击之下纷纷垮台，最后一蹶不振了。
武则天的政权最后虽然被颠覆了，但是继承她的唐玄宗实际上是延续了她的政策的。实际上从武则天政权的实质来讲的话，太平公主和唐玄宗哪一个继承她都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两人的政策基本上没有区别。太平公主唯一吃亏的地方就是说她是女人，在关键时刻她不能像男人一样骑马上阵打仗，所以她输给了唐玄宗。但是唐玄宗早期用的那些大臣实际上还是太平公主时代留下来的那些人，而且政策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唐玄宗的胜利并不是唐朝复辟势力的胜利，而是武则天政权的成功延续。
唐朝复辟势力等于说像是路易十八复辟一样，并没有复辟原有的君主制。路易十八手下的法兰西军队仍然是拿破仑和法兰西共和国革命军的将领，是一支红色的军队，这就注定了复辟王朝不能久长。复辟王朝能够运用的官僚制度来自于布尔乔亚产生的官僚，军队又来自于过去的革命军，复辟的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王室。而且正如夏多布里昂对路易十八说的那样，照我看，陛下，君主制是要完了。路易十八忧郁地对他说，我看也是。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列强对他的支持是有限的，旧的贵族已经被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连根拔起。路易十八只能往里面赔一些钱，没有办法把他们过去的社会关系网重建出来，而他能够用的还是这一批新人。
唐玄宗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唐朝的复辟是名义上的，他执行的是武则天的政策，政权基础也是武则天的政权基础，而且他是毫无选择余地的。宋代以后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所以编造了很多东西，一定要把唐玄宗和武则天说成是前后对立的人，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唐玄宗本人任用提拔了武后和被宋代知识分子以及唐室顽固复辟分子说成是邪恶核心的武家和韦家的许多人，就充分证明，唐玄宗的政策跟武则天晚年的政策是一样的，是要制造一个史学家称之为“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新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的性质，跟拿破仑极力鼓吹他自己提拔起来的平民将领——像什么苏尔特元帅之类的被封上一个新的爵位以后，跟波旁王朝的旧贵族联姻，使得法兰西王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贵族阶级融合成为一个新统治阶级，是差不多的做法。
结果，由隋文帝开始、武则天完成的整个政权基础，在唐玄宗时期大放光辉。开元盛世基本上是这个集团的杰作。当然，平民知识分子摧毁门第世家的恶果也就从他这里开始了。政权的无限制解放等于是一个漫长的政治通货膨胀。经过了一百多年，到宋代的时候才会结出恶果。宋代官僚制度臃肿，财政崩溃，社会扁平化，风气普遍不正，士大夫软弱无能，这些毛病实际上都是武则天发扬光大的这把斧头砍出来的结果。庸俗的、肤浅的历史学家不明白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只看到后来的现象，然后把现象归咎于当时宋朝的某些皇帝采取了某些具体的政策，而没有考虑到科举作为砍伐社会自组织的一把利斧，必然会制造出这种结果。如果说在唐朝这些结果还没有很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斧头刚刚开始砍，砍下的树还比较少。砍多了以后，自然会越砍越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结果来。
他们谴责武则天，只是出于单纯的性别歧视，并不明白武则天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等于是制造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实现了日本史学家所谓的唐宋之变，把南北朝鲜卑帝国以来创造中古时代的门第世家给砍了，变成宋代以后的以科举为中心的平民社会。这就是唐宋之变的实质。这个唐宋之变的关键性的转轨当然是在武则天身上。这样一来，原有的维持府兵的关陇门第垮台以后，免费提供各州郡社会服务和军事服务的世家基本上消失了，平民知识分子只能写文章做策论，并不能够承担军事义务或者社会义务，因此这方面的义务只能够交给内亚的移民团体。财政方面，交给外伊朗的那些商团，像安家的那些商团，让他们到江淮或者到凉州去，凭他们的商业能力四处周转，为朝廷搞钱。军事方面，自然就是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内亚新兴的幕府政权来替唐室打仗。
财政和军事落到这两种人手中之后，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地自然要发生了。安史之乱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内亚鲜卑集团在经过了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这一轮摧残以后，然后又经过了武则天和唐玄宗这一轮破坏，最终终于实现了彻底的东亚化，因此新一波组织度更高的内亚征服者带着他们在内亚最近才演化出来的新技术，包括军事上的筑城技术，政治上的幕府制度、藩镇制度、节度使制度之类的，从河中地区，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缓缓东下，通过安禄山和史思明，再度输入东亚，然后通过河东沙陀政权，开辟历史的下一个周期。
这就是武则天政权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她在鲜卑封建主义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个钉子。文明太后是为鲜卑封建政权做棺材的人，武则天是为这个封建政权钉最后一个钉子的人。她彻底摧毁了鲜卑政权的回头路。经过她以后，鲜卑政权只能东亚化了。就像是乾隆皇帝以后的满洲政权再也离不开北京城一样。离不开北京城，回不到满洲，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像以前被他们消灭的东亚君主专制政权一样，在两翼夹击之下走向覆灭的道路。当然，要想恢复封建主义的多层次结构甚至多国体系，这个历史任务永远不属于鲜卑人了，而只能属于新一批的内亚征服者、殖民者和入侵者。
因此，东亚的历史就是，蛮族征服者带着较强的封建因素和多国体系因素入侵东亚，然后一点一点的，组织度被耗尽，像是你扔进池塘的一块石头，激起的一些水波，在阻尼的作用下，在中心很大，向边缘地带，越传越小，越传越小，在非常边缘的地带，水波就完全消失了，归于平静。在足够多的阻尼之下，内亚集团输入的生命力再一次消失了。他们东亚化以后，东亚又恢复了原先的软弱状态，等待着新一波入侵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