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秩序既是二战和冷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威尔逊主义（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止私密外交、海洋自由航行、废除关税壁垒、裁减军备、设立国际和平机构、民族自决原则、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共同保证大小国家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等主张。威尔逊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貌似天真，实际上却是以色列先知的嫡系继承者。耶和华不仅是正义之神、慈爱之神，更是忌邪之神、律法之神。世故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只要行为体面，就没有不体面的观念。绅士只维护规矩，不追究动机。然而，民主群众不能理解竞技式战争的意义。群众大军不是机会主义的乌合之众，就是为信仰而死的热忱斗士。北美清教徒深信世界必须置于律法的统治之下，对赤裸暴力怀有近乎本能的憎恶。如果不是因为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将赤裸暴力变成了一种信仰，他们原本没有多少维护大英帝国的愿望，更不用说维护拉丁人和东方的陌生人。如果律法在捷克或韩国丧失了正当的形态，他们就要以利益为借口、伸张自己的价值。美国是奋锐党（Zealotry ，第二圣殿时期的“效法者，狂热崇拜或追随者”，译为奋锐，有奋力锐进摩西律法者之意，他们“对自由十分向往，称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主宰和君主”，他们曾恨罗马帝国的暴政统治，并渴望将圣地上的外来者驱除出境，是犹太大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耶稣十二门徒中的西门也是他们的重要成员之一）、十字军和圆颅党（Roundhead，17世纪中期，英国国会中的一些清教徒议会成员，皆将头发理短，以在样貌上与当时的权贵区别开来，因为没有长卷发或者假发，头颅相较之下显得十分的圆，于是以圆颅得名。“Roundhead”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641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的当然继承人，负有守护律法的神圣使命。
霍布斯世界（见上图。“霍布斯世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安全差序格局的中间层，以主权和国家实力为通行语言，各博弈主体伸张各自的正义；外圈是无形态战争的达尔文世界，以机遇为规则，众多的博弈主体寻求升级为霍布斯实体的机会；内圈是威尔逊世界——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集体安全体系，以权利为规则，对外圈实施仲裁）没有忌邪之神，国家理由不会受到审判。相反，美国和平将威尔逊世界置于纽伦堡的永久性监护之下。弥尔顿（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家，著有《失乐园》、《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声辩》等）早已援引《撒母耳记》和《何西阿书》，将战争本身纳入律法的管辖范围。纳斯比战役（1645年6月，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在此战取得对查理一世军队的决定性胜利）遗落的爱尔兰文件变成了审判国王的罪证，库克（约翰·库克，John Cooke，1608-1660，英国检察长，曾判决英王查理一世死刑。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库克与克伦威尔和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理直气壮地指责查理私通天主教敌对势力。后世史家正确地指出：政治家对外交代表说谎，自古以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英格兰国会的残余对爱尔兰王国枢密院的管辖范围行使司法权，实在很成问题。然而，护法者的眼中没有威斯特法利亚（威斯特法利亚体系，1648年10月24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与西班牙王国、法兰西王国、瑞典王国、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帝国自由城分别在神圣罗马帝国明斯特市和奥斯纳布吕克市签定了一系列的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律法不承认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区别，不承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区别。欧洲各国宫廷大为惊骇，力图将弑君者的逻辑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然而，护法者的种子随普莱德上校（托马斯·普莱德，？-1658，新模范军军官，1648年12月6日曾率军封锁进入议会的阶梯，并在格雷勋爵的协助下对准备进入议会的下议院议员进行甄别。在总共489名下议员中，仅有71人被允许进入议会，另有83人在被迫表态支持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后得以返回议会，史称普莱德清洗。被清洗后的议会即残缺议会，他们通过了对查理一世死刑的审判，见下图）流亡美洲。随着威尔逊世界的渐次形成，以色列先知和清教徒革命家的法庭卷土重来。国际联盟没有履行“绞死德皇”的威胁，纽伦堡（德国城市，曾在此举行专门针对二战德国党政军领袖罪责的审判，史称“纽伦堡审判”）对戈林就不再宽恕，海牙（国际法庭，1946年2月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联合国的司法裁决机构国际法庭于荷兰海牙成立）更不会给米洛舍维奇（1941-2006，1989-1997前塞尔维亚总统、1997-2000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一直信奉和推行共产主义，曾多次策划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清洗事件，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北约的直接干涉（科索沃战争），2000年，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将米洛舍维奇列为战犯，被控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及科索沃三场战争中犯下66项罪行，2001年米洛舍维奇被送交海牙，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国际战争罪法庭的前国家元首）留余地。世界宪制的轮廓日渐明显，挑战者不再有机会以失败的英雄自居。
护法者是律法的瑞士卫队（见下图，宗座的瑞士近卫队，专门为保护梵蒂冈教廷和教宗本人的雇佣兵组织，1506年由教宗儒略二世建立的，是目前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积极军事单位。1527年5月6日，在罗马之劫中，瑞士近卫队为履行职责掩护教皇撤离而进行了惨烈的战斗，189名士兵中有147人阵亡。 5月6日也因此被作为瑞士近卫队重要的纪念日，2006年5月6日，瑞士近卫队成立500周年，梵蒂冈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瑞士近卫队同时也得到了绝对忠诚的评价，后再次重建，直到今天都是梵蒂冈的保护力量以及仪式象征），“为圣约舍身”（《马加比书》），完成上帝的历史计划。“上帝一如既往地贯彻他一开始所设想的神圣计划。这个计划或方案是一个整体，但它以互相连续的四个契约表现出来，而这四个契约以基督为终结。这四个契约依年代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是亚当契约，直到洪水灭世；第二个是挪亚契约，直到出埃及；第三个是摩西契约，直到基督降生；第四个是基督契约，将持续到历史的告终。”【胡斯都.L.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孙汉书、司徒桐、莫如喜、陆俊杰译，译林出版社，2008，第155页】他们具备革命者的一切特征，却是神意秩序的守护者。他们是特殊材料造就的人，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或消失。克伦威尔的新军曾经恣意践踏主教的殿堂和绅士的宅邸，使欢乐的英格兰和五朔节（五朔节是欧洲传统民间节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收获及春天的来临。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古代东方，后传至欧洲。每年5月1日举行）的花柱一样黯然失色，却能财宝无所取、妇女无所犯。然而，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辉格党人，著有《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即《麦考莱英国史》），阿姨的前两卷译本已出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复辟后发现某个车夫或工匠格外勤勉、节制，那他很可能就是克伦威尔的老兵。辉格党被“上帝的爱”吓破了胆，不敢再给奋锐党一次机会。于是，救世使命从他们手中滑落到美洲。1776年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禁食悔改日法令》】成文宪法接替成文圣约，接续世俗神学的香烟。从林肯到小布什，“终结暴政”的天命最终都要归于奋锐党人的律法。正如刺杀林肯的凶手布斯所说：“是是非非，唯有上帝才能裁决。”他们的成功总是非常短暂，却总是决定性和不可逆的。他们的退场非常迅速，只有他们的出场可以相比。他们不断变形，每一次都以新的名分出现；但他们总是圣约的儿女，敌人比朋友更理解他们。
护法者以牺牲捍卫律法，将无形态战争排斥在霍布斯世界的边界外，将战争排斥在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外。边界划定以后，宪制才有意义。无所不包的共同体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概念，实际上只会造成布朗运动的一片混沌。秩序从差序格局中涌现，人我之别是差序格局的根源。克伦威尔早已说过：神将敌意放在人心中。施米特（卡尔·施米特，1888-1985，德国法学家、政治思想家，提出决断论，著有《政治神学：主权学说四论》、《宪法的守护者》、《论罪责与罪责模式》等）则相信：神意秩序通过战争显现自身，战争就是神意的仲裁。由于邪恶内在于人性、腐败内在于理性，律法乃是一切秩序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只有律法根深蒂固，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日用而不觉”；权利政治（或者英国人所谓的共识政治）才能在选民中顺利运作，无视边界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在政治神学结束的地方，世俗法学才会开始。从世俗世界的角度看，护法者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文明之花在他们耕耘过后的沃土上盛开，却不会有知恩图报之心。文明的本质是短暂的挥霍，场面的壮丽取决于默默无闻的积累者。苏格兰启蒙运动（1740年至1800年期间，苏格兰民族涌现出哈奇森、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等一大批伟人，及《人性论》、《英国史》、《国富论》等重要著作，宗教、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其丰硕成果也直接开启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起源，对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是庄严同盟和盟约（17世纪为反对英国国王及枢密院压迫，英国国会与苏格兰长老教宣布成立的庄严同盟及盟约）的挥霍者。麦考莱和辉格党是克伦威尔和圆颅党的挥霍者。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建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重要起草者及签署者之一）和费城会议（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在费城举行，并制订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自然神论者是爱德华兹（见下图，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十八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他在正值理性至上和物质主义兴起的时代，将属灵生命与理性思维融合在一起，将对基督信仰的热情注入到当时僵化的正统神学系统之中，使神学真正成为美国教会更新的强大动力，这也在此后一次次地促成了基督教在美国的复兴和繁盛）和新英格兰（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区域）阴郁清教徒的挥霍者。沃伦大法官（1891-1974，美国政治家、力薄儒法学家， 1953-1969为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比预料的更加倾向于力薄儒，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提名沃伦乃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在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包括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等）和马丁•路德•金是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在195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敏锐地指出有大量的共产党员、苏联间谍和同情者藏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其他地方）和杜勒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 1950年参与策划介入朝鲜战争，1953-1959为美国国务卿，曾策动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入侵，以对抗阿本斯宣布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大片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这使他成为控制各个“香蕉共和国”的名人之一，1954年他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并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来，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即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挥霍者。奥巴马和克里是小布什和赖斯的挥霍者。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任英国首相，他主持推动了1884年的第三次国会选举改革，通过“人民代表法”将选举权进一步扩大到农民工人范围）和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年至1922年间领导战时内阁，打败德国并出席巴黎和会，曾引入多项改革扩展社会福利，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创始人）的失败早已证明：文明的组织资源或许非常丰厚，却并不是无穷尽的。秩序之源一旦遭到伤害，文明之花早晚会枯萎。丰厚的资源只能延缓，却不能改变致命的趋势。末人文明走向死亡的最初征兆，就是护法者一去不复返。
律法是关于邪恶的科学，邪恶的内在性产生了人类接受统治的必须性。正因为邪恶存在的必然性，统治才有正当性。圣保罗断言：“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律法造就了里根的邪恶帝国和小布什的邪恶轴心理论，也造就了新保守主义的决断时刻。没有护法者，世界秩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美洲的以色列人，护法者是不可想象的。新孤立主义者和世俗自由主义者有时会抱怨：布什主义的革命性外交需要制造自己的敌人，简直就是敌人的镜像。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英明。律法确实必须像园丁扑灭杂草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扑灭相对主义的瘟疫。寻找敌人的任务永远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世界的本义就是“撒旦为王”，美德和公义都是外在于世界的恩典。以色列的使命就是律法对世界的革命，美国的天命内在于“应许之地”的定义中。护法者通过划分敌我而完成世界秩序，本身就是昭昭天命的体现。如果护法者没有尽到责任，世界就会永远滞留在霍布斯状态。欧洲世俗人文主义者嘲笑虔诚的美国乡巴佬，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智者永远不能忘记霍布斯世界恣睢的荣耀，尽管这种荣耀是他们自取灭亡的根源。律法使世界重获安全，却剥夺了霍布斯主体不受审判的自由。
律法之外，只有虚无。在世俗自由主义者看来，新保守主义与恐怖主义者的好战性确实颇多相似之处。然而，在护法者看来：神意秩序之于撒旦，一如律法之于虚无。欧洲世俗自由主义者认为，纳粹和苏联的问题在于：他们破坏启蒙者开创的民主和人权，流无辜者的血。美国加尔文主义者认为，邪恶帝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完成了启蒙者未竟之业，狂妄地撤除了神圣律法约束邪恶人性的重轭。虎兕出柙（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任何理性设计的制度能够有济于是。邪恶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体制当然是谬误，但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关键在于：启蒙者的子孙（虽然确实是逆子）即使另行设计或竭力改革，结果也不见得会更好。西欧之所以没有惨遭浩劫，不是因为启蒙者的贡献；恰好相反，是因为启蒙者毁灭律法的工作未能彻底完成。（但并不是没有造成不那么严重的破坏，否则欧洲人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需要美国乡巴佬的保护？）
欧洲世俗自由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只有世俗化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全。既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是危险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想必同样危险。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恐怖分子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居然敢于用相对主义解释亚伯拉罕宗教的律法。律法之所以称为律法，就因为神意秩序才是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人类只能以绝对价值为尺度，解释和裁量各种相对价值（包括人自身）。恐怖分子以世界和人类为尺度，解释和裁量神的律法。如果这还不是亵渎神明，什么才能算亵渎神明？本•拉登早在从事恐怖活动以前，就已经因神学争论遭到本派的绝罚，当然不是偶然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种子是纳粹在1930年代播下、苏联在1960年代浇灌的，从头到尾都携带着邪恶的价值相对主义基因。绥靖主义和世俗化非但不能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反而会削弱社会抵抗恐怖主义侵袭的免疫力。世俗自由主义者在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中，起的都是这种危害自身的作用。美国共同体和世界共同体得到拯救，完全依靠林肯和布什一流人物用鲜血划定敌我边界。“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恐怖主义试图重塑这个世界，目的在于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
护法者是伪先知的识别者和清理者，世俗人文主义者没有这两种能力。他们漂浮在律法奠定的世界表层，却从来接触不到世界秩序的本体。如果奋锐党是秩序生产的纠察员，人文主义者就是秩序消费的免费搭车客。在奋锐党人眼中，伪先知有两类。第一类是乔装打扮的虚无主义者，第二类是乔装打扮的偶像崇拜者。虚无主义者模仿律法的形式，甚至模仿选民的形式；但他们的律法和选民都是否定性的，暴露了自身虚无主义的本质。他们也会像以色列先知一样，在现象界谴责世界的堕落，一旦接近秩序的本质就会支离破碎、无话可说；因为律法是护教学的核心，他们的核心部分却只有绝对否定的黑洞。他们仇恨世界的罪恶，却没有规训世界的律法。他们用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掩饰价值中心的黑洞；但黑洞仍然不断扩大，吞噬现象界，露出绝对否定的庐山真面目。虚无引导仇恨，没有固定的原则和轨迹；因此只能像流寇或阿米巴一样，根据世界的缺陷而不断变形。他们的经权之变总会迅速沦为自相残杀的机会主义，因为虚无的黑洞产生不了约束力。相反，律法的卫士不会因为世界而影响神圣秩序的道路。据说，一位牧师在胜利后告诉林肯：上帝站在我们在一边。林肯回答说：我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上帝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令我始终焦虑并为之祷告的是，我和国家是否站在上帝的一边。偶像崇拜者模仿律法的修辞，包装多神教的交易-回报-恩荫体系。他们本能地感到：偶像崇拜的诚心小而灵验小，在残酷的神学-政治斗争中不够坚韧有力。然而，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和模仿没有人情和交易的绝对正义和天人永隔的奇异法则。无论措辞的临摹多么惟妙惟肖，包装内部只有“论功行赏”、“现世胜利”的谶讳学。谶讳学的天命是历史和世俗的成王败寇，没有裁决正统和僭主的能力，价值仅仅相当于盛世君臣的谀词文饰和觊觎枭雄的篝火狐鸣。谶讳的寿命短于产生它们的权力集团，正如圣约的寿命长于它们产生的文明体系。谶讳在自己的体系中，是世俗道德的机会主义寄生者和消费者。圣约在自己的体系中，是世俗道德赖以存在的根基和源泉。
护法者通过战争，用他们的血书写世界宪制。法学家和外交家通过引经据典、协商共识，用他们的墨水书写世界宪制。默示的政治支持、规范和保护了明示的政治。没有前者，后者不会存在。没有后者，前者就不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