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的概念源于犹太人的圣约，神赐的律法将他们抽出了偶像崇拜者的世界。犹太人即使曾经是地理或血缘的邦国，至少在巴比伦流亡【前597-前538年，犹太王国两度被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公元前587年，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灭巴比伦后，被囚掳的犹太人才获准返回家园。这段历史对犹太教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犹太人被称为巴比伦之囚】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以律法为边界”的共和国。他们守卫上帝的律法，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圣殿可毁，律法永存。在多神教和君主统治的世界上，“有经人”的共同体随时随地都能体会到自己的特殊性。多神教和君主制有精神上的共性，都是武断意志和多变欲望的统治。相反，诫命是超乎个人的客观准绳。律法是神与人的契约，不同于后来基督教的恩典。以色列就是一段未践的使命，一个基于成文律法的共同体。撒母耳指出：相对于律法的统治，国王的统治就是堕落【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撒母耳记上8；18）】。犹太人的长老会议是他们的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律法实施统治。法国大革命以前，犹太社区无论在哪里都享有治外法权。所在国的统治者依据条约权利保护他们，他们却不是这些统治者的臣民。屠犹不是统治者压迫民众，而是基督教共同体对犹太共同体的战争。只有律法才是犹太共同体的统治者。犹太共同体只有两种人：研究和解释律法的学者，供养学者的贱民。外邦人不理解约法的统治，往往把学者误认为犹太人的统治者。背弃律法就是丧失选民资格，相当于英法两王国的大逆不道罪。剥夺公权是大逆不道的正当惩罚，斯宾诺莎【1632-1677，理性主义哲学家，犹太人，1656年，他因漠视教规仪式、拒不执行饮食戒律和“发表异端邪说”被犹太教会开除教籍并诅咒】受到的待遇就是这一种。犹太共同体没有武装，但叛逆者的亲戚朋友会把他当做死人、甚至在叛教日举丧纪念。
天主教吸收了太多的异教成分，宗教改革则体现为犹太基本法传统的回归。德国市民发誓像《福音书》一样生活，但他们找到的律法先例大多来自《旧约》。加尔文【1509-1564】的《斯特拉茨堡约章》以律法为模范，确定了长老监督会的统治模式。诺克斯【1514-1572，加尔文学生，苏格兰长老宗创立者】将长老会引进苏格兰，结出了“庄严同盟和盟约”【为赢得苏格兰军队的支持以对抗国王查理一世，英国国会同意保护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并在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组建统一的教会——长老会】的果实。国会党人将苏格兰长老会的模式引进到英格兰，很快就为斯图亚特王室和英格兰国教会树立了不共戴天之敌。铁骑军在马斯顿荒原【1644年7月2日，利文伯爵指挥的苏格兰盟约者与费尔法克斯勋爵与曼彻斯特伯爵指挥的英格兰议会派联合军力，于马斯顿荒原打败了莱茵的鲁珀特亲王和纽卡斯尔侯爵统率的保皇党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决定性胜利】追杀王室的“亚马利人”，深信万军之主的裁决。费尔法克斯【1612-1671，第一次英国内战时议会军总司令】在纳斯比【1645年6月，国会军在纳斯比战役中大败国王军的主力】感谢耶和华，因为他在这一天的收获已经够多。这些人就是美洲清教徒、威尔逊祖先的兄弟，因为詹姆斯一世【1566-1625】的海禁太严才只能留在国内。查理二世【1630-1685】尽可能纠正先王的错误，为他们的出走大开方便之门。北美殖民地得以巩固，没有人比复辟王朝贡献更大。当然，圆颅党并不会因此放过他【圆颅党与骑士党之间的斗争是复辟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斗争的前奏。查理二世比较开明，但仍被视为袒护天主教，他的多项举措遭到辉格党人的强烈反对】。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代表作为《失乐园》】在普通法当中找不到共和国的依据，只能乞灵于《旧约》。在以色列的传统中，神化国王是异族外道和偶像崇拜的近义词。耶和华明确告诉立王者，他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吉利共和国的弑君者面临同样的困难，只能模仿犹太先知灭绝异教君主的狂怒。耶和华是忌邪的神，背弃真道的统治者活该用自己的鲜血喂狗。德比郡议员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 Cavendish，1640-1707，辉格党人。1688年，他参与谋划了光荣革命，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即位】总结了新教徒的基本法理论：新教信仰与国会尊严似二实一，自由和宗教不可分离。1679年的短暂妥协【1679年，辉格党人试图通过《排斥法案》将国王（查理二世没有婚生子女）的弟弟天主教徒约克公爵（即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排斥于王位继承人之外。托利党人控制的上议院否决了法案，辉格党人控制的下议院通过决议，表示在《排斥法案》获得通过之前，下院不再给政府拨款。此时国王得到法国援助，不需要依赖议会拨款，所以无所顾忌地解散了议会。辉格党人受到挫折】告诉他，神的律法本质上是不可妥协的。卡文迪什了解但拒绝霍布斯的哲学【用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消灭各阶级共治的混合宪制】，断言王室特权和公共利益都不是豁免的理由。众人除非神经失常，不可能跟予取予夺的利维坦签订契约。世袭君主制的理论不合教义，异教继承人不能统治基督教共同体。现世的惩罚、甚至死亡的恐惧，都不是政治秩序的可靠保障。法律和习俗没有来世赏罚的支持，注定是软弱无力的。神授律法赋予国民不可思议的秩序和纪律。国本系于敬畏与服从，而非勇武和学识。圣约就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契约，此后的承诺都由此派生。不能守卫基本法，任何宪制就是一纸空文。
北美殖民地使“圣徒们”获得解放，“美洲的以色列”傲视腐败旧世界及其摩洛克崇拜【在古老的闪族文化中，Moloch是一个与火焰密切相关的神祇，因而常被翻译为火神。因为与其有关的迦南及巴比伦信仰伴随着将孩童烧死献祭的习俗，故其被后世称为邪恶丑陋的魔鬼。因而现代人更多地将之翻译为炎魔】。《五月花号公约》：“我们在上帝面前庄严立约，自愿结为自治团体，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新耶路撒冷。”【George C.Bedell.ed, Religion in America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34】救世主义的背面就是灭绝主义，耶和华告诫“选民”不能为偶像崇拜的病菌留下培养基。以色列使命本质上蕴涵革命的意义，跟封建自由和经验主义的英格兰传统始终存在张力。原旨的差异不可能不体现于世界体系。大英帝国的世界体系缺乏干涉内政、伸张正义的以色列式热忱，这种有害于国家利益的热忱曾经是克伦威尔外交的主要特征。在唐宁街的眼中，一个尊重私有财产、热爱自由贸易的政府必定是好政府。大英帝国将这两种福音传遍世界以后，文明的福利自然会征服所有正派人。英国人不关心各国宪制的变化，更不觉得万国应该或可能模仿英国人的自由。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袁世凯、韦尔塔【1850-1916，迪亚斯流亡海外后，马德罗（见后续注释）上台，韦而塔与美国合作推翻马德罗的统治并将其处死。1913-1914年任墨西哥总统，后同样因军事政变被迫下台】符合英国人的良治标准，胡亚雷斯【1806-1872，革命者，墨西哥第一位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孙中山、马德罗【1873-1913，墨西哥革命家，1911-1913为墨西哥总统】则是破坏分子。老练的英国驻外官员认为：威尔逊主义者和一根筋的传教士差不多，刚愎自用、傲慢自负，总是把自己的偏好当成道德、把自己的运气当成道德，总想强加于人，没有体谅别人感情的能力。威尔逊则认为：英国人所谓的尊重和审慎，跟本丢?庇拉多【？-41年，26-36年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在明知耶稣无罪的情况下，判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金盆洗手、息事宁人一样虚伪。美国人继承克伦威尔的传统，喜欢派战舰胁迫罗马教皇和萨瓦公爵实施信仰自由，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美国新教徒习惯以以色列人自居，赋予殖民“出埃及”的神秘意义。宪法对他们而言，当然就是耶和华与摩西在西奈山上所立的圣约。复兴派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十八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他在正值理性至上和物质主义兴起的时代，将属灵生命与理性思维融合在一起，将对基督信仰的热情注入到当时僵化的正统神学系统之中，使神学真正成为美国教会更新的强大动力，这也在此后一次次地促成了基督教在美国的复兴和繁盛】说：“上帝将要开始更新地球上可以居住的地区，以一种激进的宇宙新秩序为标志……因此，美国的未来不仅是自身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 （Maureen Henry, TheIntoxications of Power: An Analysis of Civil Reglion to Ideology, 1979, p.47）如果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那就是严重误解了新教徒的虔敬。汉普登、克伦威尔、埃尔顿、哈里森和普莱德【均为新模范军主要将领】都生活在《旧约》的世界中，随时随地向上帝请示，坚信他们做出的每一项重要决定都是上帝的启示。如果他们决定击杀“亚甲王”，命令一定来自上帝对他们祈祷的回答。美洲殖民者一向以坚韧顽强著称，这是他们信仰生活的自然结果。“他们的基本信念是：美国人拥有特殊使命。他们注定不仅居住在地球上。他们不仅居住在地球上，而且创造了一个自由国家和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及其生活方式。” （Beisner, Robert L.,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1900, Ilinois, 1986, p.9）
摩西之后自然会有约书亚，富兰克林就认为华盛顿将军堪当此任。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宣称：“如果哪个年幼的国家值得爱护，那就是美利坚……他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这些英雄仅仅依靠对上帝的信念，为宗教和自由的缘故，把大海和天空、巨怪和蛮子、暴君和魔鬼统统视若草芥。” （刘、杨版《美国通史》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521页）这样自然会引起“跨海平魔”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美国所有的战争都是仲裁性战争。也就是说：美国的身份应该是居高临下的执法者，而不是纠纷的一方。美墨战争必须从圣塔安纳【现为美国加州城市】屠杀移民的宣传开始，美西战争必须从西班牙虐待古巴革命党人的宣传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必须从“露西塔尼亚号”沉没【1915年5月7日，满载1959名乘客(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船员的露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宣传开始。美国人如果不能事先营造出匡扶正义、保护人权的气氛，就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新教徒的良心使他们觉得，欧洲那种没有正邪之分的竞技式战争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在威尔逊和他的大多数同胞眼中，集体安全体系的优越性主要就在道德方面。欧洲人没有成功，原因就是他们不够道德。只要大家都像美国各州一样和睦互信，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世界和谐的关键在于提高政治主体的道德水准，干涉内政、甚至清除邪恶轴心本质上属于（国际）社区责任。当然，这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崇拜偶像的迦南人怎么可能理解选民的动机呢？
“美国几乎所有政治家都将文化因素视为外交考量的一部分。文化在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 （Jongsuk Chay.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York，1990, p.103）在这些文化因素当中，宗教信仰肯定居于首位。蒋介石的宗教信仰曾经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外交资源，因为这是投合美国公众认知图景的捷径。一位基督徒领导的友好国家遭到异教军阀的野蛮侵略，最适合激发救世主义的感情。相反，在美国人心中，无神论和道德败坏总是难解难分，欧洲人在这方面就要世故得多。《圣经》民族的底蕴造就了美以特殊关系，大大超出了利害之交的程度。一战以前，大英帝国正在鼎盛时期。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充满了世俗的价值：帝国责任、公正和信任。二战以后，美国的外交文件却充满了末世论的道德感情。捷克的物质资源早已落入苏联手中，但多党联合政府的沦亡仍然是美国理想和宪制的危机。韩国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但袖手旁观就会鼓励邪恶势力的气焰。金门在军事上的无价值彰明昭著，但美国的政策必须符合她已经形成的道德形象。冷战大大加速了美国整合世界秩序的步伐，“自由的道德价值”似乎变成了主要的国家利益。美国的虔诚是帝国精力旺盛的标志，正如欧洲的世故是取巧弃权的标志。西塞罗【前106-前43，罗马共和国元老院领袖】早就告诉我们：罗马人的智巧不能跟希腊人相比，他们的力量在于虔信。
罗伯特?帕科特说：“就历史而言，我们在防务方面的国家利益是不断扩展的。范围从美国大陆延伸到加勒比海，再到整个西半球、西欧、太平洋属地和盟国。而且从理论上讲，范围延伸到世界上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 （Robert H. Puckett, America Faces the World: Isolationist Ideolog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SS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1972, pp. 82-83）现在，美国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已经不可分离。圣约将革命带给全地，斩断了旧制度的脐带，在价值多神教的废墟上建起神义论的大厦。正如杰斐逊所说：“上帝全能，正义永在。每念及此，战栗惶恐。”世界秩序就是神意对命运的胜利、耶路撒冷对迦南的胜利。诫命由此超越了自然和人为的疆界，一步一步穷尽其预定的轨迹。万国早晚都要面对摩西的选择：“今天我把生命和福乐、死亡与祸害，都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