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的第九大罪人当然是我们熟悉的常凯申常委员长。辛亥割命以后，诸夏各邦事实上已经获得了毒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用这种权力，要看它们本国地主布尔乔亚实力的强大与否，所以程度是不一样的。实力比较强大的，例如像滇军、粤军这样的军症腐，很快就跟本地的布尔乔亚结成有效的联盟，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事实毒理，Manchu和晋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布尔乔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例如齐、秦、豫这些省份，因为它们自身在财政上站不住脚，本地的军绅Regime又控制不了社会治安，很快就被北洋联盟收编了。因此，辛亥毒理战争以后的诸夏联盟、五族共和等于是形成了三个不同系列：一个是事实上已经毒理、获得了一定的外交地位、正在争取法理上毒理的最后一步的蒙、藏这些内亚各邦；一个是Manchu、晋、滇、粤这些事实毒理已经站住了脚、但是法理毒理和民族发明还没有做好、已经是军绅统治、能够有效管治的各邦；第三拨就是各方面准备都没有做好的以齐、秦、豫为中心的这个China联盟，袁慰亭就是依靠这个China联盟建立他的北洋军阀体制的。
北洋军阀之所以要对各地地方军阀——也就是蔡锷、唐继尧这种人不断发动讨伐，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就是，China或东亚各省在财政上是最穷的。过去Manchu帝国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吃大锅饭，Manchu皇帝把江南的钱拨一部分过来，送到天津去养你的北洋军，而各省毒理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北洋军已经养得规模最大了，是Manchu帝国末期规模最大的军队，但它所依托的各省是最穷的。北洋军最大的财源就是天津的海关，还有长芦盐运使这些，但是天津海关的收入当然是不如扬子江沿岸各地海关的收入的。Manchu帝国一调剂，它的财政问题就解决了；Manchu帝国不调剂的话，那么就像辛亥毒理战争以后，各邦自己把自己的钱扣下来，袁慰亭的日子就非常不好过，只有搞什么善后大借款，借债度日。借债度日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还有万恶的威尔逊总统出来挑事，让你连借钱都借不过来，这一点就不好办了。你要从私人企业借钱的话，那人家是要看你有什么资本的。比如说，蜀军症腐的办法就是拿川汉铁路或者四川本省的企业到上海银行家那里去借钱，滇军依靠的是富滇银行，赣军依靠的是他们本国议会产生出来的那些新银行家。
赣军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停止南昌症腐向鳖精的协饷，也就是说让袁慰亭饿死；第二个办法就是建立赣越本国的国民银行，发行赣越本国的纸币，用这些纸币来取代鳖精症腐发行的纸币和银行票，不准鳖精的China银行的银行票发行，用这种办法支持了一种财政信用体系。李烈钧能够出兵反袁，靠的就是江西国民银行的力量。所以袁慰亭后来打败了李烈钧以后对这些万恶的银行家是极度地痛恨，把这些银行家出身的国会议员抓起来，不经审判就谋杀了。这一点就充分表明了China侵略者的帝国ism性质和它侵略的经济性质。北洋军兵多而地方穷，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兵少而地方富。以前Manchu帝国可以把扬子江各地的钱拿来养他们，现在不行了，它就只有搞侵略了。而扬子江沿岸的各邦是希望日本出来给他们当保护人，搞泛亚ism的。辛亥年间的KMT实质是一个泛亚ism的党派，以日本军部为保护神，想用日本人代替Manchu人，重构东亚的国际体系。本来东亚的国际体系是，Manchu人和它的内亚联盟（蒙古人、Tibetan什么的）充当东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保护人；现在明治维新了，东亚和东南亚各邦就觉得，与其让Manchu人来统治，还不如让日本人来统治。所谓的日亲满疏，这是汪兆铭、黄兴和其他辛亥年间的割命党人共同的看法，章太炎他们当然也是同样的看法。
这种做法造成的冲突就是1913年的所谓二次割命。就是说，扬子江沿岸的各邦认为：“Manchu皇帝已经滚蛋了，我们不需要有一个China军阀骑在我们头上。Manchu皇帝好歹还是有能耐的内亚贵族，你袁慰亭不过是满蒙贵族的一个仆人。满蒙贵族我们都已经推翻了，你袁慰亭又要回来，凭着大总统的名义，想把过去Manchu皇帝都没有捞到的钱捞到自己手里面，不可能了。我们已经通过辛亥毒理战争把这笔钱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了，你别想让我们还给你。”而袁慰亭的回答是：“TMD，这笔钱不给我，我马上就要饿死，我无论如何要把这笔钱弄到手。不能说是大家维持一个相当于清联邦的种花冥国就完了，这样做事情对于你们江西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苏州人来说很好，对于你们四川人来说很好，对于广东人和云南人来说尤其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保定人或者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的话那简直是要我们活活饿死。我手下的兵大部分都是河南、河北、山东这几个省出来的，你让我怎么办？我自己还是河南人，我们本省的钱根本养不活自己。我们只有把‘China’这个词坐实了以后，重新桶一财政和军制，我们北洋军才有出路。”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但是北洋军毕竟是一支布尔乔亚军队，你从它的人数和训练就可以看得出来。段芝泉这些人是从德国军校毕业回来的正规军的军官，他们招的兵也是很少的，几千人几千人的招。北洋军按编制的话，正规编制只有几万人，就算是疯狂扩军以后也只有几十万人。所以，他们派一支到江苏去，派一支到湖南、江西去，就食本地，每支也只有几千人或者几万人。本地的布尔乔亚虽然打了败仗，被征服了，但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也就是说，袁慰亭和北洋军阀可以解散各地的议会，但是他们不能拒绝议会的存在，新议会还是会产生。他们可以枪毙或流放几个最不听话的议员，但是要解决财政问题还是要跟本国的地主布尔乔亚商量。例如，赶走了李烈钧、枪毙了他的这些银行行长的议员以后，南昌还是要有一个江西的议会。而没有这个议会的同意的话，袁慰亭派到江西的李纯这些北洋军的将领还是没钱用。所以他们还是要跟本地的士绅和布尔乔亚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还能比较满意的协定。如果谈判不了，像张勋在南京的那种搞法，本地的士绅和布尔乔亚就会向日本人告状，日本会派出军舰在南京登陆，把张勋赶走。而袁慰亭还是得罪不起日本人的，所以他必须派出日本人和本地地主布尔乔亚都能接受的人选，形成一种分权的构架。
所以，北洋军的征服是不完全的。他解决了北洋军的吃饭问题，但是即使是被北洋军征服的各省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半毒理。至于北洋军根本征服不了的各省，例如像是云南、广东各省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有没有护国战争还是有没有护法战争，辛亥以后它们自己的钱都是自己用的，就像是米国毒理战争以后英国国王和国会再也没办法从北美洲捞到钱一样。财政问题是宪法问题的根基。所以，在袁慰亭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重新桶一Manchu帝国的那个摊子。而且试图继承袁慰亭资本的人，从段芝泉到吴子玉，是一蟹不如一蟹。到吴子玉最后倒台以后，北洋联盟自身也已经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至少是扬子江流域的各邦、以及扬子江以南的所有各邦、当然也包括本来就已经毒理得很好的Manchu和晋国走向完全毒理的道路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熟悉的万恶的孙文拿着Soviet Union卢布，企图在广州建立割命根据地。建立割命根据地的第一波就是要消灭广州的地主布尔乔亚，跟陈廉伯率领的商团作斗争。我们要注意，陈廉伯的商团不是别的，它正好就是英国长期国会所代表的那个布尔乔亚割命的主力。英国的布尔乔亚不是别的，就是商团，就是伦敦市的商团组织起来的民兵。是这些民兵推翻了英国国王，建立了布尔乔亚Democracy。而孙文想要建立Proletariat专政，第一个要清除的就是辛亥毒理战争以来一直左右着广东政坛的广州商团，第二个要搞掉的就是广州商团和广东地主布尔乔亚的军事保护人——著名的陈炯明。这两件事情都是由年轻的常凯申替他完成的。广东的地主布尔乔亚被LeninismParty的裆菌征服，是由孙文和Soviet Union顾问策划，而由常凯申执行的。这一点已经很糟糕了，但他占据的也只是广东一省而已。占据了广东以后，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是在广东继续深化割命呢，还是北伐中原呢？
SovietUnion顾问，加入KMT和CPC的人，比如说陈仲甫，都是主张不要北伐，因为Soviet Union的支援是有限的，而且北伐可能会把原先各地的军绅Regime的一部分人引入到KMT内，使他们担心这样的成分变化以后的KMT可能会控制不住。同时，Soviet Union的工运专家也认为，Proletariat割命运动就是应该在大城市，例如在巴达维亚这样的大城市，在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地方才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深入到近代工业基本上没有发展起来的内陆各邦，对于Proletariat割命来说不是好事。更重要的就是，Soviet Union自身的钱都不多。虽然把本国的地主布尔乔亚抢得精光，又要疯狂地剥削本国的农民和工人，但钱还是很紧的。如果都像常凯申要求的那样北伐，那么Soviet Union会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来，这直接影响到Soviet Union本国的扩军备战，也要影响到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和其他各地世界割命的开支。但是常凯申一意孤行，包括发动军事政变，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用这一系列事件威胁Soviet Union。常凯申的策略是，一方面要赶走汪兆铭和其他跟他对立的派别，一方面又用这种手段来警告Soviet Union，就是说我有能力给你制造麻烦。但是当Soviet Union派代表跟他谈判的时候，他声明说，我是对人不对俄，也就是说我还是想要跟Soviet Union友好的，拿Soviet Union的军事援助，但是我要执行自己的政策，把对我不友好的代表赶走。我要执行什么政策呢？我要北伐。
常凯申自己是吴越人，但是他在吴越没有地位。浙江辛亥割命的时候，他当了一阵敢死队的小队长，什么也没有捞到。在上海滩当了一阵难民，炒股又输光了。浙军症腐在杭州议会那些地主布尔乔亚的主导之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常凯申放在眼里，常凯申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他流浪到广州以后，通过黄埔军校第一次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他最大的渴望就是杀回吴越去，好好惩罚一下当初虐待他和羞辱他的吴越布尔乔亚。而如果留在广东的话，他始终是外来人。就算是KMT长期占据广东的Regime，但是KMT内还有胡展堂和汪兆铭两位大佬，这两位大佬跟孙中山的关系都比他常凯申要密切得多。他如果留在广东的话，他一个连粤语都讲不好的外乡人早晚会被排外ism倾向极其强烈的粤军给挤出去。黄埔军的那几个学生，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老待在广东、长期带本地兵的话，那就像现在福摩萨的情况一样：中下级军官全都是本地人，只有少数上级军官是你常凯申的自己人，你早晚会被消化掉，这是不行的。如果打不回吴越，常凯申早晚会成为一个被吃掉的角色。原先在陈炯明战争和广东商团战争中间吃了他的亏的那些地主布尔乔亚早晚会反攻倒算，把他搞死。所以他必须打出广东，打回吴越去。因此，他必须绑架Soviet Union。
在这件事情上，他跟Stalin结成了联盟，利用Soviet Union的裆内斗争，打击了那些讲Leninism其实讲得比Stalin更正确、但是不像Stalin那样马基雅维利ism的Bolshevik长老。于是，Stalin在莫斯科的主张是同意北伐，常凯申在广州用制造既成事实的绑架手段强迫KMT中央、CPC和SovietUnion代表同意他北伐。他一旦出了兵，战争已经打响，Soviet Union就只能硬着头皮给他送援助了。还有Stalin疼痔向莫斯科的Comintern保证，布尔乔亚不足为虑，等我们打到了上海、给英帝国ism和日本帝国ism以沉重打击以后，我们可以像挤橘子一样轻而易举地打发掉这些布尔乔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些Left和布哈林这些Right将信将疑，但是也拗不过Stalin制造的既成事实。于是，北伐战争就在Comintern内部、Soviet Union裆内部和KMT内部都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由于常凯申的蛮干和Stalin别有用心的放任而造成了。Soviet Union顾问指挥的裆菌在军事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水平，而五省联军也好，十四省联军也好，还是其他的川军和滇军也好，它们体现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引进的那些普法战争的军事水平，再加上Soviet Union又给它运了很多先进武器，因此北伐果然就一路打到了上海。打到上海以后，双方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都开始先下手挤橘子，Stalin准备把常凯申挤掉，而常凯申也准备把Stalin挤掉，我们都知道的四一二清裆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常凯申挤掉了CPC以后，他需要有一种替代Comintern的意识形态，当然他就选择了Chineseism。这跟吴越人固有的弱点有关系。吴越人一般来说在种花奀锅ism的统治中是占老二的，老二就有一个精神上的弱点，他总觉得这个帝国有一半是他的，只要把老大挤掉，帝国就全都是他的了。所以他就不会像是滇军、粤军那样，这些人觉得帝国自古以来从来就是外来人和压迫者，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做到老二，搞掉这个帝国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维持这个帝国对我们没有好处。而吴越人的态度就是反复无常：帝国不在我们手里面的时候，他很想搞掉帝国；但是等搞掉以后他隐隐约约觉得，现在我可以把这个帝国盘到自己手里面了，我们吴越人当老大的时候又觉得忍不住要把帝国恢复起来。常凯申就很有这个派头，而恢复帝国就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因此他就把1913年二次割命的时候KMT坚决反对的袁慰亭那一套放到自己手里面。当时袁慰亭和梁启超是疯狂地搞Chinaism，以反对日本和泛亚ism为口号，而KMT是疯狂地搞泛亚ism，坚决反对袁慰亭和梁启超的Chinaism；而常凯申到了南京以后就把Chineseism捡起来了。
捡起来的结果就意味着，他要把吴越地主布尔乔亚的资源压榨得干干净净，然后去消灭闽军、赣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之类的势力，把过去辛亥以后这几十年形成的这些各地的军绅Regime一个一个地讨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有一个大义名分，于是剿供抗日这些大义名分就提出来了。但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剿匪，而是利用匪军逃跑的路线，一路进入赣、粤、桂、滇、黔、蜀这些地方，把当地原有的军绅Regime打垮。例如，陈济棠在广州的军绅Regime就是这样垮台的，桂军警惕性比较强，而黔军和滇军都被他调出来了。蜀军本来是自成一体的，经过1935年的折腾以后就被迫敞开大门，容许常凯申派他的代表进入重庆，把KMT的裆部首先派到重庆来，然后派到成都来。然后KMT的裆菌长驱直入进入四川盆地，把川军调出去抗日，尽管日本人跟四川人没有一点利害冲突，然后把KMT的大军放进重庆大本营来搞长期抗战了。
抗战坚果是Chineseist推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谓的那种次级殖Democracy义的主要手段。在抗战以前，国民症腐实际上是只有长江下游的那个弹丸之地，跟其他各地的军阀只是一个联盟关系，例如阎锡山就很不高兴放种秧菌入境；但是抗战一起，大义名分一出来，你们川军要出川抗日，滇军要到台儿庄去打仗。顺便说一句，滇军在台儿庄打仗时被常凯申的种秧菌算计得很惨，所以滇军觉得自己被欺骗和牺牲了。后来常凯申第二次要滇军出滇作战，这一次是到Manchu去打CPC，滇军就全体背叛了，在常凯申背后狠狠地戳了一刀，导致常凯申派到Manchu去的部队全军覆没。这些人后来都倒向宁彪一边了，就是台儿庄战役留下的后遗症。通过抗战这件事情，他成功地把Chineseism有效地推行，将原先已经建立得比较巩固的那些自治的、真正的布尔乔亚Regime加以污名化，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加以毁灭。把他们的资源调光了以后，例如把有贵金属保证的滇币、蜀币这些都取消了，用不值钱的法币来替代，用这种方式，把本地地主布尔乔亚的钱搜刮得一干二净。导致了《天津条约》、《鳖精条约》、《烟台条约》以来在帝国ism保护之下发展了几十年才初具规模的广大东亚和东南亚的地主布尔乔亚系统地遭到破产，为Bolshevik扫清了道路。然后等到军绅Regime彻底倒台以后，他用孤零零的一支裆菌再去反对Soviet Union和CPC。这时，原先唯一可以维持地方治安、维持地方有机共同体、防止Bolshevik渗透的各地民团和军阀已经被他彻底消灭了，他的国军是一支孤军。
然后，他又犯了一系列战略上的错误。例如，Stalin本来是根本不想要石敬瑭用偷鸡摸狗的手段搞出来的那些华北的几百个县的。就像是，1926年的莫斯科并不高兴去进军湖南和湖北，那些地方是Soviet Union倒赔钱的，它就想要广东。1946年的Soviet Union也只是想要Manchu、蒙古、East Turkestan，他并不想要石敬瑭用无赖手段搞到的那些华北的几百个县。那几百个县即使是在石敬瑭搞了土地改革、搞了公私合营、把本地地主阶级和布尔乔亚的钱全都捞到手以后，也仍然是一个倒赔钱的地方，因为当地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业和产业。地主有什么东西呢？他无非是家里面的粮食多一些，顶多就是还有一些银元宝。布尔乔亚有什么呢？无非是他的铺面里藏着一些银元宝，还有一些纺织品、绸缎、布匹这些东西。要说对现代经济有用的东西，基本没有。Stalin最看重的重工业，能生产武器的这些产业，完全没有。这些地方如果归了SovietUnion的话，Stalin还得派Soviet Union专家来，还得派Soviet Union援助来，就像后来在1952年一样，由Soviet Union人自己掏钱、出专家、出技术，搞什么援建大项目，把当地的工业基础扶起来，这纯粹就是倒赔的事情。但是Manchu不一样，Manchu是日本人建设得已经很好的亚洲第一工业区。如果在Manchu建立RedRegime，SovietUnion就赚大了；如果听了石敬瑭的话在华北建立RedRegime，Stalin就亏本亏大了。
所以Stalin再三向常凯申指出，我老人家只要长城以外的土地，你把Manchu交给我，我帮你收拾石敬瑭。话已经说得极其明显了，但是常凯申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让步，就是Manchu不肯让步。他说，老子抗战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九一八，为了争夺Manchu，现在抗战胜利以后，Manchu还归了你，我交待不过去，我一定要Manchu。一定要Manchu，那么Stalin本来已经打算抛弃石敬瑭的，现在就只有把石敬瑭扶起来，让土八路、水八路和洋八路三路进军Manchu。在Manchu，利用Manchu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和Manchu国训练出来的几十万精兵，可以吃几十年的粮食、用几十年的工业产品，大量的汽油、飞机和各种技术储备，更不要说三万技术水平非常高明、足以跟米国人打一仗的日本顾问，这些人把常凯申从山沟沟里面弄出来的一天只吃两顿饭、拖着草鞋和烂枪的叫花兵打得一塌糊涂。常凯申如果愿意让出Manchu的话，Stalin其实是愿意支持他在长城以南把石敬瑭做掉的；但是既然不愿意让出Manchu的话，Stalin就只有把石敬瑭和宁彪在Manchu扶起来。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Stalin都不愿意做得太过分。但是常凯申坚持汉贼不两立，要么统治整个Manchu帝国留下的全部遗产，要么我全军覆没，你两样选一样。Stalin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让石敬瑭上台了。
如果Red势力只占据Manchu的话，Stalin早晚会把周保中、稿刚这样Soviet Union真正能够信任的人扶上台，因为Stalin疼痔也是不高兴Chineseism的，他可以利用各种意识形态防止东亚出现一个强大而桶一的Regime。Red势力割据Manchu是他欢迎的，但是控制整个东亚，形成一个过大的盘子，在这个过大的盘子当中亲苏派和Soviet Union干部集团遭到严重的稀释，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SovietUnion能够控制广州割命Regime，是因为广州盘子小；控制不了南京国民症腐，是因为一下子加上了十几个省，人员被稀释以后，常凯申这样的人就有了背叛他的资本。所以，1946年Soviet Union不高兴越过Manchu的范围，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仅仅是一个Manchu的CPC，Soviet Union完全能够控制得住；一下子把关内的十八省全都拿下来以后，石敬瑭这个本来就不是很靠得住的人就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资本左右逢源，像常凯申在1927年背叛Soviet Union那样，将来在1957年再次背叛Soviet Union。1949年的战争结果表面上看是石敬瑭赢了常凯申，但是实际上是石敬瑭和常凯申两人合谋的结果。Soviet Union人和任何人一样，都不高兴Manchu帝国的遗产重新桶一起来，无论是在常凯申手中桶一还是在石敬瑭手中桶一。但是常凯申宁死不屈的做法使得Stalin别无选择，只有把石敬瑭捧起来。而石敬瑭对Stalin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常凯申这个公开的敌人。Stalin为了把石敬瑭扶起来，为了把这个一穷二白的新China建设出一个起码的工业基础，是下了血本的。然后建设出来的这个工业基础连同Stalin在曹县战争中间武装出来的一支具有二战军事水平的PLA结果变成了石敬瑭的资本，反过来狠狠地咬了Soviet Union一口。如果是你当初留着常凯申的话，Soviet Union受到的损害还不怎么大。
当然，对于维系诸夏法统的各邦——昆明的、成都的、重庆的、桂林南宁的、广州的、南昌的各地的议会和各地的军阀来说的话，他们首先是毁在常凯申手里面的。常凯申摧毁了他们的体系，为CPC开了大门，而且还任命了很多Leftist。把原先由议会选举出来、由地主布尔乔亚和有产阶级人士担任的省议员和县知事，换成了KMT Leftist，甚至是由隐蔽地潜伏在KMT裆内的CPC员担任的、不需要对议会负责、不需要对本地地主布尔乔亚负责的Red芝士粉子、Red士大夫和流官组成的外来人，安插在了各地；把各地的民团——地主布尔乔亚保卫自己的力量统统解散了，为Communism的入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把已经建设得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可以说是在远东几千年的历史上唯一一个勉强实验了英米式议会统治、虽然没有搞成英米的水平、但是至少也搞成了拉丁美洲水平的布尔乔亚Regime，给整个毁掉了。
我们要明白，自从殷商建立Regime开始，三千五百年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建立出来的所有Regime当中，就是1911年辛亥毒理战争以后的几十年由蔡锷、唐继尧、陈炯明这些人建立起来的拉美式的军绅Regime、半军阀半议会统治的地主布尔乔亚Regime最接近西方Democracy政体。再以后，KMT和CPC是怎样每况愈下的，我们就不用介绍了。这件事情之所以做坏了，主要就是因为常凯申。如果完全听Stalin的话，Soviet Union可能就只是满足于赤化广东或者赤化Manchu就行了，事情不会做得这么绝。这样对Soviet Union人和对东亚人、东南亚人都有更大的好处，Soviet Union人不会饿死那么多乌克兰农民，因为不需要这么大的消耗，而云南、湖南、江苏和浙江的地主布尔乔亚不会家破人亡。今天也不会有现在所谓的福摩萨问题、夯康问题以及中米对抗或其他什么问题。随着清联邦像是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露西亚帝国形成的类似独联体的组织在二十年代中期分阶段解题，那么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基本上可以形成拉美式的Political格局了。这些Political格局当中，可能有几个邦会被Communism控制，但是大多数邦国会继续由英国人、日本人和米国人的代理人控制，继续维持地主布尔乔亚的Political传统。而现在面临着的一切问题，有六、七成都会根本不存在。至于常凯申到了福摩萨以后是怎样的残杀福摩萨的地主布尔乔亚和芝士粉子，给福摩萨造成的严重后遗症遗传至今，那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