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出身于湘軍老兵的家庭，習慣受寵，任性自私。他父親按照鄉下的標準，算是見過世面的老江湖。他不僅帶回了一些軍餉和戰利品(當時普遍認為欠餉可以用搶劫特許權沖抵)，而且帶回了膨脹的野心和發財的野路子。曾國藩後來悲哀地承認，老兵油子的發財模式搞壞了老家的社會風氣。鄉鄰覺得毛家改善生活的方式，蘊涵了漠視小共同體道德義務的邪惡元素。毛澤東像大多數寵兒一樣聰明，看穿了這一點。毛澤東的父親一面用道德的名義和橫暴的方式，要求兒子絕對服從振興家業的偉大計畫；然而他振興家業的方式，偏偏又讓左鄰右舍覺得不道德。毛澤東抓住這裡面的矛盾，狠狠地折磨父親，甚至勾引幫會盜匪，搶劫自家的財產。毛澤東的敵人經常指責他，自家就是鄉下的地主和商人，憑什麼以無產者的領袖自居，跟自己的階級兄弟作對。從利益結構和馬克思主義的理性論，這樣的指責完全正確；然而從心理結構和人類的本性出發，適得真相之反。
虛偽橫暴的父親(老財)面對聰明軟弱的兒子(窮人)，構成了地主資本家－工農無產者階級鬥爭心理原型。毛澤東如果不是因為小時候痛恨父親，長大以後就不會痛恨父親的階級兄弟。童年的痛苦和屈辱對人格損害最大，因為只有這種傷害沒有辦法報復。人如果報了仇，就很容易忘記仇恨；如果報不了仇，就很容易被仇恨毀掉一生。階級替身連坐完全不符合理性，卻非常符合人性的黑暗核心。許多男人喜歡折磨女人，因為他忘不了第一個女朋友對自己的傷害。五四青年小時候反抗不了包辦婚姻，長大以後報復不了塚中枯骨，所以特別痛恨吃人的禮教，實際上出於同樣的心理結構。只是這樣的報復猶如海水解渴，越喝越渴。如果一個人從抽象理論出發，憎惡資產階級，就很容易變成徵收遺產稅的工党幹事長，卻很難觸發肉體搏鬥必需的嗜血衝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需要另一條路線的心理驅動。
非驕兒不足為逆子，毛澤東就是這種類型。他反叛家庭的資本，來自父親對他的額外教育投資。愛與恨具備奇妙的鏡像關係，容易促成愛恨雙方的相互模仿。毛澤東一面反叛父親，一面繼承或接受了父親精明現實的性格。他早在默默無聞的青春期，就以嘲笑同齡人天真的理想主義為樂。他似乎很享受由此產生的心理優越感和虐待狂快感，像資深酒鬼一樣越來越離不開這些刺激。袁世凱的總督湯薌銘以曹錕的侵略軍為後盾，暫時壓制了湖湘本土派的反抗，在長沙實現了“華沙的和平”。民族英雄蔡松坡動員西南聯軍，粉碎了袁世凱重建帝國的陰謀。湘人乘機揭竿而起，驅逐了可憐的湯薌銘。毛澤東的同學無不興高采烈，唯獨他急於炫耀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冷靜。他宣稱“湯督決不可去”，因為征服者無論有多壞，畢竟用殘酷的手段建立了秩序，推翻暴政是容易的，重建秩序卻是困難的。(潘佐夫：《毛澤東傳》)事態的發展完全驗證了毛澤東的分析，證明他的馬基雅維利天賦遠在同儕之上。
毛澤東如果是一位誠實的政治學研究者，順著這條路徑，就應該走向李大釗、白堅武的國家主義－威權主義理論，繼續反對本土派驅逐張敬堯的運動，因為張敬堯無非就是第二個湯薌銘，但他內心深處仍然在父親的價值觀支配之下。他不是真心信奉威權主義，當然李大釗其實也不過是投機威權主義而已；而是要通過論證威權主義的道理，證明自己的聰明和能力。如果其他投機物件比袁世凱和段祺瑞的威權主義更容易將他的才智和能力變現，他一秒鐘都不會猶豫。二十年代的本土運動似乎比袁世凱時代更有成功機會，他就迅速擱置了優秀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對民主小清新的天然鄙視。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
“我們認定：湖南人民的“自治運動”，在此際一定要開始進行了。此際是一個頂好的機會，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這個機會一逸過，以後再要尋出這樣的一個機會，就很難了。”
湘獨理論不是毛澤東和彭璜首創的。他們的前輩和同胞蔡松坡將軍早就提出：中國類似羅馬帝國，湖南類似羅馬廢墟上產生的英格蘭和法蘭西。梁啟超和晚清立憲党人發明的“中華民族”，不過沒落大一統帝國的借屍還魂而已。“湖南者，亦猶羅馬之英法，可謂能有新機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國也，同異之間，如是而已。”(斯蒂芬·普拉特：《獨立的理由：湖南民族精神是如何被發明的》)青年湘獨分子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否定了章太炎和晚清革命党人發明的“漢族”，強調只有湖南民族才是歐洲意義上的“民族”：
“深覺得這個籠統混雜的漢族名目，壓住了我們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們湖南人的進化，牽制了我們湖南人的發展本能！現在硬覺得我們湖南人不叫是漢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漢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風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與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種獨立的’民族性’。這個“民族性”很不與各省同胞相類，所以認定湖南人與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來是個解釋民族的莫大錯誤！……”
1920年10月10日本來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自然會引起湘獨勢力的一片嘲諷。湖南《大公報》副主筆李景僑發表社論：“我們不慶祝過去的中華民國，應慶祝將來的湖南’國’，不可嗎？……中華民國騙了我九年的‘慶祝’，不又被湖南’國’連本帶利都騙去了。那麼國慶日的時評我還是不作！”。毛澤東的第一批粉絲當中，還包括未來的第一代共青團領袖張文亮。張文亮當時更傾向世界大同，但他也堅信湖南民族比漢族或中華民族更適合充當全人類自由聯合的基本單元。
陳小雅後來提出，彭璜可能死於毛澤東的謀財害命。無論此說的依據是不是足夠充分，彭璜的失蹤確實給青年湘獨運動造成了重大的損害。運動失去了銳氣最盛的先鋒彭璜以後，又失去了最有力的金主譚延闓。趙恒惕取代譚延闓，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仍然將毛澤東視為湘獨運動的後起之秀，對他的“文化書社”關照有加，但運動的衝鋒陷陣階段已經結束，毛澤東再也不能指望大筆的現洋。然而，共產國際和國民黨的盟約正在形成。他們無論盧布還是武器，都比湖南土豪強大得多。譚延闓身為國民黨的元老，可以理直氣壯地歸隊。毛澤東沒有體面的變節理由，但他也不像大地主那樣需要面子。維經斯基在上海賣掉了布爾什維克從俄羅斯搶來的珠寶，尼克爾斯基決定分出一部分招募亞洲苦力。毛澤東拿到兩百大洋的交通費，欣然前往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會上幾乎無話可說，但主持會議的俄國間諜(尼克爾斯基)和荷蘭煽動家(斯內夫利特)都有理由認為：愚昧閉塞的亞洲內地只要出得了湊數的代表就不錯了，其他方面不能太苛求。毛澤東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同樣不會太在意金主的立場問題。國際同意每月給他六十大洋的津貼，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塊大洋，比歧視他的北大教授還要多。於是，毛澤東暫時過上了幸福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活。他用組織提供的經費，盤下了長沙清水塘的房子，畢生第一次有錢雇傭人，這是鄉下的剝削階級父母永遠不敢指望的。(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如果彭璜沒有失蹤，譚延闓仍然慷慨解囊，毛澤東會不會留在祖國，頗能發人遐想。毛澤東缺乏語言天賦，在北京做每月八塊錢的圖書管理員期間，連滿大人語都沒有學會。北大的輿論領袖根本聽不懂他的湘語，使他備感屈辱。他的同儕忙於留法、留俄，但他寧願留在家鄉。其中的心理因素顯而易見，他只有在家鄉才能找回高人一等的感覺。他即使到了晚年，都非常不願意接觸層次高於自己的人，不僅受不了“言必稱希臘”的匪諜系，甚至連身邊的女人都要越換越土。山中無老虎，猴子才能稱大王。梁山泊有了林教頭，白衣秀士王倫就會渾身不舒服。毛澤東最後將東亞大陸改造成全世界最大的禁室培欲基地，其實也是出於今天偶像明星的同樣心理。粉絲如果比自己水準高，明星就享受不了偶像崇拜的快感。他們唯一的區別在於，只有毛澤東才能營造禁室。只有封閉環境才能保證粉絲越來越蠢，從而無限延長偶像的高峰體驗。
毛澤東出於這樣的心理，只要祖國還有他上升的管道，大概是不願意背井離鄉的。彭璜和譚延闓如果直到1928年仍然不負初心，毛澤東很可能會繼續攀登他們搭建的社會階梯。這樣一來，他就會淪為國民革命軍追剿的反動派。湖南土豪勢單力薄，因此他只能逃入湘西群山，但他的軍事才能用在本土，會比用在井岡山更為得心應手。党軍在有機會統一東亞大陸以前，就要迎擊日本泛亞主義的老朋友。皇軍一來，毛澤東仍然會得到下山的機會。歷史對他的評價，很可能類似昂山將軍、蘇加諾和哈達。
馬林(斯內夫利特)最初根據他在爪哇的經驗，準備讓國民黨發揮類似“穆斯林聯盟”的白手套作用，開展反帝工人運動。毛澤東一如既往，除了實力以外，什麼都不相信。馬林回憶說：“毛澤東對我解釋：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毛澤東告訴我，湖南有三四萬現代工人，他對工會組織已拿不出任何辦法，所以十分悲觀，甚至認為拯救中國惟有靠俄國的干涉。我不像毛澤東那樣的悲觀，認為應該像現在這樣實幹。”(朱洪：《毛澤東進入“三大”中央局和馬林的關係》，《百年潮》，2004年第1期)毛澤東相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可能變成馬林向季諾維也夫承諾的群眾黨。(1923年6月20日，《斯內夫利特致季諾維也夫信》)既然俄國的援助給了廣州國民政府廣州，那麼共產黨人當然應該加入國民黨。毛澤東永遠比其他人更現實，不像張國燾那樣需要說服。馬林對他的配合感到滿意，派他去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因此，青年國際代表達林(Sergei Dalin)把毛澤東算成了“馬林的人”。(袁南生：《毛澤東、蔣介石與史達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毛澤東在廣州獲得了汪兆銘的賞識，代理宣傳部工作。汪兆銘當時採取了“向左派開放”的策略，特別樂於提攜後進，從而凸顯自己的“少主”資格。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的身份，出席了國民黨二大。他出於機會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本性，覺得國民黨比共產黨和湘獨運動更有出息，準備再次改換門庭。達林忍無可忍，告訴維辛斯基：“毛秘書(毫無疑問是馬林安插的人)說話，簡直讓你毛骨悚然。例如他說國民黨過去和現在都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1924年3月30日，《達林致維辛斯基信》)如果汪兆銘在蘇聯的支持下趕走了蔣介石，毛澤東很可能走上陳公博的道路。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發動了一起類似古巴導彈危機的攤牌。蘇聯人退卻了，汪兆銘憤而出走。汪系人馬聯翩辭職，毛澤東也丟了代理宣傳部長的差使。
汪兆銘下臺，可以去法國休養。毛澤東下臺，就只剩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閑差了。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始于粵東，蔣介石和周恩來負有主要責任。粵東士紳階級哺育了孫文和陳炯明、資助了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最終被外省人的党軍和貧下中農掃地除門，成群結隊地逃往香港，絕大部分都沒有回來。毛澤東在此期間，忠實履行了魯迅的建議，只管在革命的飯鍋裡舀飯吃，其他什麼事情都不管。北伐軍佔領湖南後，開始如法炮製地建立各地黨部和群眾協會。毛澤東隨軍前進，發揮的作用仍然僅限於黨校教員的日常事務：做報告，放幻燈，寫調研文件，諸如此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描繪的現象不是毛澤東發動或設計的，而是國共兩黨幹部在毛澤東鄉邦複製粵東模式的結果。
毛澤東在調研途中看到，他少年時企圖反抗、青年時企圖投靠的士紳階級居然如此銀樣蠟槍頭。他們不僅垮臺，而且以極其可笑可憐的方式，在武力和才智都談不上出色的社會邊緣人面前，表現得不堪一擊。如果敵人十分強大，失敗可以歸咎於敵人的邪惡。如果敵人只是一群小丑，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失敗者早就是一具正在腐爛的屍體了，為了拒絕承認自己的滅亡，故意忘記了真正的兇手和斷氣的時間，一直撐到蛆蟲爬出皮膚的時刻，再宣稱自己死於這些蛆蟲。毛澤東看到自己諂媚、羡慕、畏懼和仇恨的物件居然如此不中用，興奮感、解放感、輕蔑感、恍然大悟感從《報告》的字裡行間溢出。他由衷地感到，貧下中農才是真正的老師。這個道理翻譯成毛式語言，就變成“群眾有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由此產生，包括以下的要點：“你要懂得怎樣蔑視人類，怎樣利用他們的弱點，怎樣開發他們的隱秘欲望，怎樣解除道德、傳統、習慣和一切符號的約束。無論外表多麼高貴體面，人都是犯賤的。人人都在跟隱秘的欲望作鬥爭，以免自己不顧一切地卸下文明的枷鎖和禮教的負擔。你如果尊重人，實際上就是阻止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感激你，黑暗之心卻會驅使他們仇恨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你如果踐踏他們的枷鎖，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自我解放。他們的理性會譴責你，黑暗之心卻會愛戴和感激你。誰沉溺形式，就會得到泡沫。誰順服黑暗之心，就會得到實質。”毛澤東思想的其他部分，都是他本人和門徒將上述精髓和具體情況結合的產物。
粵軍首先為孫文立下了汗馬功勞，然後又為家鄉父老的利益，抵制了孫文引狼入室的宏大計畫，反目的朋友當然比統戰的敵人更可恨。因此，國民黨永遠不會譴責蔣介石對南粵地主資產階級的暴行。湘軍作為國民黨的統戰對象，理應享有反革命勝過新革命、新革命勝過老革命的待遇。因此，國民黨必須譴責“痞子運動”的罪魁禍首。黨軍和湘軍的合作，把蔣介石從“左派”變成了“右派”。如果“左派”＝“反社會”而“右派”＝“保衛財產”，那麼蔣介石的真實身份就是南粵和上海的左派、南昌和南京的右派、長沙右派和武漢左派的統戰物件。
敵我認同是共同體的根基所在，左右分歧只有在共同體內部才有意義。右派的本質在於維護某個具體的既存共同體，左派的本質在於解構這樣的共同體。扭曲的身份實際上說明粵、滬、湘、贛根本不是同一個共同體，否則蔣介石不可能同時扮演保護者和破壞者的角色。解構是征服者和革命者的共同特徵，最成功的革命者歷來都是征服者。偽共同體缺乏真正共同體的邊界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比真共同體更容易遭到滲透和征服。征服者和保衛者的戰爭很容易跟左派和右派的鬥爭混淆，因為外人和無產者的政治本能都是破壞。唯一的區別在於：無產者在哪裡都是無產者；外人－征服者只有在外邦才貌似左派，在自己的政治基地總會表現出濃厚的右派色彩。
共產國際對清黨的反應，就是命令中國共產黨建立自己的軍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熱烈地支持“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共產國際以前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是最積極的支持者。兩者在理念上和政策上都南轅北轍，在技術上都是現實主義(機會主義)對教條主義(堅持原則)的勝利。毛澤東永遠是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認為教條主義者都是傻瓜。他後來從譴責蘇聯不夠左(修正主義)，跳到譴責美國不夠右(綏靖主義)，同樣是理論意義的南轅北轍和現實意義的前後一貫，使投機色彩最重的蘇聯和美國政治家都顯得像加圖一樣迂腐而純潔。
莫斯科把大部分金錢和顧問交給了周恩來和葉挺，命令他們從南昌打回汕頭，重演海路接受蘇聯武器的劇本。毛澤東只得到了一點點零頭，但他的收益其實最大。他第一次獲得獨當一面的機會，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盤，變現自己在馬基雅維利領域的特長。秋收起義在軍事上實屬敗筆，大部分軍官和士兵的逃亡暴露了他組織能力的薄弱。井岡山證明他是優秀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卻不是優秀的列寧主義者。他擅長《水滸》、《通鑒》的權謀智慧，排擠和架空了所有可能的競爭者，但史達林擅長的組織工作並不是他的強項，博古和周恩來理應對贛南的蘇維埃化承擔更大責任。
上海中央進駐瑞金，暫時結束了毛澤東飛揚跋扈的幸福生活。紅軍在川黔邊界的流浪暫時切斷了共產國際的交通線，權謀技巧相對于硬資源的重要性隨之上升。毛澤東抓住了這個短暫的機會視窗，同時證明了自己擅長體察人的隱秘欲望和隱秘弱點。儘管如此，他的倖存和成功仍然有賴於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史達林和蔣介石已經達成抗日協定，誰都不願意為區區一個毛澤東的搶班奪權而影響大局。毛澤東其實並不怎麼瞭解高層次博弈的內幕，只是為人比較知趣，懂得見風使舵。他在西安事變、統一戰線、皖南事變的時候，都是首先玩弄極端利己主義的小聰明，然後通過試探抵抗力的強弱，弄清蘇聯基本路線所能允許的自留地最大範圍，然後沿著剃刀邊緣前進，大局上儘量配合蘇聯的國際戰略，自留地趕緊多存私房錢。這樣的操作需要同時具備高超的智力、敏銳的感覺、冷靜的心態和死不要臉的決心，稍稍偏斜一點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毛澤東如果稍微多一點盲從，就會落到西班牙共產黨的下場。莫斯科一向對國民黨拷貝自己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對共產黨拷貝自己對歐洲共產黨的政策。紅軍在1936年企圖打通國際交通線的時候，蘇聯在蒙古邊境準備的補給就嚴格地複製了西班牙內戰的規格。王明的統一戰線策略和周恩來的保衛大武漢計畫，都是西班牙人民陣線和馬德里保衛戰的翻版。大多數共產黨領袖無論如何怨恨毛澤東，心裡都明白：如果沒有他，共產黨就要做國民黨的人肉盾牌；國民黨願意做蘇聯的人肉盾牌，正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如果沒有掌握史達林容忍自留地的底線，棗園的蘇聯情報站就足以讓他死得不明不白。史達林做掉他，不會比他做掉劉志丹更困難。周恩來和康生對他的支持，也是以蘇聯的同意為前提的。任何人只要對照一下王明中毒案和托洛茨基遇刺案，就會發現毛澤東只有一批外行可用。社會部的特工是蘇聯直接培訓的，在上海和香港戰績輝煌，並不是沒有做過暗殺的工作，但毛澤東顯然不敢信任他們，至少在暗算蘇聯的保護對象時，不敢運用蘇聯訓練的專業人員。
毛澤東應對滿洲接收、朝鮮戰爭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決斷模式仍然沒有多少變化。他的資訊仍然很不靈通，證明周恩來、李克農和情報部門仍然直屬蘇聯。同一個情報機構成功地掌握了蔣介石的軍事機密，卻聽任毛澤東捕風捉影地猜測莫斯科的廟算。黨政領導無法控制同級和下級的情治單位，因為後者由最高層垂直領導。這是列寧主義體制的一大特徵，有助於確保下級對上級的依賴。他的策略仍然是阿米巴式的，首先在自留地的方向試探，如果沒有上級的阻力，就伸出更多的觸角，如果感到巨大的阻力，就轉到似乎沒有阻力的方向。掌握內情的觀察者很可能覺得史達林比他聰明得多，石敬瑭根本沒有冒充多爾袞的資格，但這樣的判斷可能並不公正，因為史達林的決斷離不開全球情報網的支持。毛澤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決斷的難度要高得多。
史達林在世之日，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自己的局限。史達林死後，他開始享受解放的感覺。赫魯雪夫得不到他的敬畏，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自留地已經初具規模，另一方面也是出於誤解，因為赫魯雪夫推出了許多貌似小清新的政策。毛澤東從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時候開始，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教條主義理論家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衝突，每一次都是後者勝利，非常相信自己的經驗。他覺得“和平共處”、“土豆加牛肉”之類的蠢話，無非證明新一代領導人缺乏鍛煉。弱者或蠢人漏出破綻的時候，就是他應該再一次搶班奪權的時候。赫魯雪夫增加了援助，連核技術都給了。資產階級人士出於庸俗道德觀，大概會認為毛澤東應該感恩圖報，至少對待赫魯雪夫，應該比對待苛刻的史達林更好一些。毛澤東的想法恰好相反，知道史達林從來不會忘記索取他的一磅肉，斷定赫魯雪夫之所以釋放善意，一定是因為他在黨內根基不穩。這個判斷並不全錯，因為赫魯雪夫確實有爭取兄弟各黨支持的意圖，然而毛澤東高估了權謀相對于硬資源的重要性，可以說為自己的成功經驗所誤。
毛澤東試圖動員全世界共產黨反對蘇聯，結果只有阿爾巴尼亞響應。東南亞近在咫尺，變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纏鬥的主戰場。毛澤東一面重新發明歷史，抹去了共產國際領導遠東革命的痕跡；一面重新發明理論，將蘇聯的幹部党模式劃為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深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道理，決心借此機會剷除黨內的列寧主義者。他在打天下的時候，離不開蘇聯的支持和蘇聯培養的幹部集團，但正因為如此，非兔死狗烹不足以坐穩江山。史達林每一次改變政策，都要殺光原先政策的執行者。問題在於他不是史達林，沒有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克格勃。情報、公安系統都是列寧主義者的禁臠，毛澤東只能依賴梁山系軍人、流氓無產者和紅色文人的大雜燴。鄧小平的文革經歷就足以證明，列寧主義者作為集團，只是在形式上被打倒了。
毛澤東只能依靠群眾動員、梁山系軍人和外交路徑綁架，破壞、抵銷和封禁列寧黨的組織力量。他在黨內的處境，像一個依靠移植器官的病人，一開始就沒有痊癒的希望，只能盡可能巧妙地運用免疫抑制劑，降低排異反應的激烈程度，拖長苟且偷生的時間，但永遠不可能消除排異反應。群眾的風暴轉瞬即逝，只有林彪和軍管會才能阻止權力重新落回老列寧主義者手中。然而，即使林彪也逃不過周恩來的陰險謀略。九一三事件以後，只有尼克森才能拯救毛澤東。毛澤東畢竟是東方古老謀略的大師，尤其擅長運用弱者的邊緣策略。他知道，強弱的關係是辯證的。強者的弱點在於，他們的牽掛太多。弱者的強處在於，他們用不著牽掛什麼。蔣介石捨不得“全民領袖”，毛澤東就可以利用這一點欺負他。匪諜系捨不得“党的領導”，毛澤東也可以利用這一點綁架他們。正所謂吳起抱屍，死有餘智。
1972年外交革命和“三個世界”理論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把周恩來和老列寧主義者綁在反蘇聯盟的戰車上。否則只要他一閉眼，後者就會把党國帶回原先的軌道。這樣一來，八十年代的中學歷史課本就會記載：“周恩來和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混進革命隊伍的野心家和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毛澤東，將革命的旗幟傳給了以鄧小平和陳雲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鄧小平和陳雲在八十年代初的“治理整頓”或“再列寧化”失敗後，不會也得不到國際資本主義的輸血，就只能增加蘇聯老大哥的負擔，結果勢必加速柏林牆的倒塌，自己也會隨著柏林牆一起倒下。
毛澤東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猴氣”太重。史達林十年如一日，深耕幹部隊伍建設。毛澤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更沒有這樣的耐心。何況他既懶惰又嫉妒，容不得身邊的人比自己層次高。他提拔陳永貴的邏輯，跟寵愛張玉鳳的邏輯完全相同。只有最蠢最土的粉絲才會真心崇拜他，使他感到安全。組織部門和情報部門一樣，一直掌握在蘇聯的學生手中。毛澤東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認真培養一支嫡系部門。所謂的毛派分子只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胸無大志的底層投機者、過革命家家的紅色文人和學生，根本不具備老列寧主義者冷酷的組織紀律性、多年的政治經驗和殺人不眨眼的狠毒。他們追求權力的虛飾，卻讓權力的實質從自己的指間溜走了。江青和姚文元的真實性格，跟“左聯”時代的小文人相去不遠。王洪文的真實性格，類似向忠發和《喬廠長上任記》的潑皮青工，幾頓好飯好菜就能收買，稍加恐嚇就會屈服。張春橋雖有決斷，但經營人脈的能力很差。
毛澤東既然沒有足以填補真空的班底，任何勝利都不過是抽刀斷水而已。他能夠打倒劉少奇，卻不得不提拔鄧小平。鄧小平從政治意義講，就是劉少奇的分身。他打倒鄧小平以後，並非不能斬盡殺絕，然而即使斬盡殺絕，無非就是再換第三個劉少奇。他老了，折騰不動了。他明知周恩來才是匪諜系的真正魁首，比他更願意做莫斯科的兒皇帝；然而周恩來是如此狡猾、卑屈和陰險，使他既找不到藉口又冒不起風險。他只能懷著壓抑的仇恨，等待和盼望周恩來死去。他想在不消滅共產黨的前提下，消滅壓迫他多年的匪諜系。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等於皇帝想在不放棄儒家的前提下，成立排斥士大夫的內閣。他自己也知道，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
毛澤東臨死前，曾經向毛派和列寧派詢問身後事。王洪文像白癡一樣，得意洋洋地回答：中國人民必將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鄧小平像眼鏡蛇一樣，陰刻惡毒地回答：中國必將陷入慘烈的內戰。(特里爾，《毛澤東傳》)至少從這天開始，他就明白自己的粉絲根本鬥不過自己的敵人。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扶植華國鋒這樣的中間派，希望華國鋒感恩戴德，不負“你辦事我放心”的期許，加上鄧小平“永不翻案”的書面保證，至少能夠堵住匪諜系復辟的道路，保護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孤兒寡婦。明眼人一望即知，這種策略等於死馬當活馬醫。武則天垂老之際，也只能提拔廬陵王，安排李家子弟和武家子弟盟誓，絕不自相殘殺。他們都是資深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依靠寒盟背誓起家，依靠斬盡殺絕固位，如今輪到自己托孤寄命，居然指望跟自己一樣心狠手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信守他們一貫鄙視的空話和廢紙，天下寧有是理？
吳起的妙計雖然保護了毛澤東的屍體和頭像，卻保護不了毛澤東的孤兒寡婦。前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路徑綁架可以發揮作用。後者在隱秘的角落，正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保留地。毛澤東的聰明才智，僅僅推遲了淒慘的下場。他自己選擇的命運，最終還是追上了他。他曾經有過機會，享受清白和平靜的生活，但他不願意浪費自己的才能和野心，為自己簽署了浮士德式的隱秘判決書。教授的女兒楊開慧對師範生毛澤東而言，本來應該是鳳凰男無緣覬覦的甘美果實。她如果不是懷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情愫，本來不難得到世俗意義上好得多的物件。毛澤東後來的妻妾，就沒有一個不是熱衷攀附的挖金女郎。毛澤東拋棄她，可以解釋為男性常有的弱點；然而自己在山寨另覓新歡，卻沒有把孤苦伶仃的妻子送去上海、香港或其他安全地帶，不僅大多數男人做不出來，連同一時代的大多數黨員都做不出了。
湘軍將領長期遵循舊式戰爭的倫理，沒有騷擾和監視住在他們眼皮底下的楊開慧。毛澤東如果想要派人接她走，沒有任何技術障礙。共產國際的許多中級幹部都能利用組織的網路，送家屬去香港治病。毛澤東的地位比這些人高得多，但他居然連嘗試一下都不肯。彭德懷的紅軍襲擊長沙，屠殺交不出錢的商會領導人，湘軍都沒有遷怒到楊開慧身上。毛澤東自己卻為了兼併彭德懷的部隊，非要第二次進攻長沙，仿佛存心想要借刀殺人。他進攻和撤離長沙的時候，離楊開慧的住地只有幾小時路程。湘軍仍然沒有做出任何妨礙毛澤東接人的事情，然而毛澤東就是不接。長沙市民經過了兩次超限戰的折磨，開始高呼報復。何鍵仍然允許楊開慧選擇要不要跟毛澤東離婚，只要離婚就可以免予追究。楊開慧明知毛澤東在外面搞女人，仍然不肯背叛丈夫。共產黨後來對待真實或虛構的敵人，從來不曾如此寬容。毛澤東後來用榮華富貴酬勞的革命接班人，沒有一個像楊開慧這樣忠誠。
毛澤東置唯一真正愛他的妻子于死地的時候，山大王打家劫舍的快樂就足以滿足他的期望了。梅菲斯特契約給他的酬勞超出了他最高的追求，沒有給他留下任何毀約的藉口。楊小姐最後的聲音神妙地穿越了翻騰的四海和震盪的九州，為他漆黑的靈魂保存了完整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