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的第一轮历史循环，从秦皇汉武建立大一统帝国、毁掉了诸夏的多国体系开始，自然而然进入了帝国官僚体系不可避免的没落。当然，罗马帝国取代希腊罗马城邦也是走的这条道路，所有的多国体系走向大一统帝国以后都是这样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自由的蛮族取代专制的帝国。
蛮族跟帝国的二元对立，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制度方面，而不是血统方面。界外的蛮族经常是要接纳界内的很多逃亡者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经常不是种族的。像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它跟汉武帝建立的各郡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同一拨晋人的两个分支。发源于军都山、夏水的匈奴人，跟秦国消灭的赵人和代人其实是同一支。我们都知道，阴山一带也是赵武灵王拓边得到的郡县，赵武灵王的战斗力也就主要是来自于阴山一带的边军。最后一个跟秦军作战的大将李牧，照史书描写的体型来看，很明显是一个中亚细亚人。他所率领的那支边军很明显是从阴山一带开过来的内亚部队，也只有这样的部队才能跟秦军作战。
当然，赵代相继灭亡以后，不愿意屈服于秦国专制主义的人自然而然就逃到秦人控制不到的边界一带甚至是边界以外，而比较懦弱的、容易控制的平原居民，邯郸的肉猪型资产阶级之类的，就变成了秦国的太原郡或者代郡的居民。太原郡和代郡并没有能够囊括赵代两国的所有居民和所有地域，所以阴山留下来的大缺口是秦国的心腹之患。秦人又要修秦直道，又要派蒙恬北筑长城，以防匈奴，这是以前春秋各国和战国群雄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就说明他看出了这方面的危险。
境外蛮族从来都是发挥这个作用的：它保存了境内得不到的自由。像希腊人米哈尔(Köse Mihal)这样的人，受不了拜占庭的南齐 制主义，他自然而然就逃到五方杂处的边境地带，跟突厥人联姻，把他自己的女儿嫁给据说是突厥人的苏丹，然后自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创始人。他如果是一个莫斯科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逃到乌克兰去，然后在乌克兰就变成了所谓的边疆居民，没有人管得住的边疆居民。乌克兰和露西亚在血统上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乌克兰处在波兰、土耳其、克里米亚边界的三不管地带上，受不了俄罗斯帝国奴役的莫斯科人和反对波兰国王的政治流亡者、反对土耳其苏丹的政治流亡者之类的，都会一股脑地逃到扎波罗热的哥萨克大营里面来，结果就形成了所谓的哥萨克蛮族。所有的蛮族都是这样形成的。
因为有关蛮族的记载总是来自于腐败没落、但是却充满了领盒饭的知识分子这一方，所以他们总是站在帝国一方污蔑蛮族这一方的。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留下来的信息仍然充分透露了，蛮族其实并不是像他们描述的那样，是一群比如说在文明发展上比他们晚了很多、处在历史幼稚阶段的居民，在将来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变成帝国。而是恰好相反，是原先比较自由的多国体系的核心部分——最有奴性而财富又最多的部分变成帝国以后，原先没有办法格式化和整合的部分自然而然就被重新发明为蛮族。蛮族和帝国是一对孪生子，不是说蛮族一步步地进化成了帝国，而是原先的多国体系最后一分为二了，变成了属于帝国的一半和属于蛮族的一半。
这就像过去十九世纪，在列宁主义还没有兴起以前，国会有很多很多党派，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很明显。有中左的，中右的，极左的，极右的，但是这是后人的划分。就当时来看的话，很难说到底谁比谁更左一点，谁比谁更右一点，左和右只是相差一点点。像天主教中央党这样的党派，你很难说它是左还是右。但是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后，自然就一刀切了：一半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世界，本来是属于社会主义一部分的社会民主党最终选择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边；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了。
你不能按照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说，“历史是由资 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那些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变成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而是要正确地抓住历史的脉络。其实在布尔什维克割命以前，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各党派、社会民主派和其他宗教性的政党和社团性的政党都是模糊不清的资本阶级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布尔什维克割命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坚持资本阶级民主的一部分和建立社会主义 专政的另一部分。帝国和蛮族的关系，跟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十九世纪的议会民主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的各党是混杂在一起的，以后才被布尔什维克割命给切成两段了。
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秦皇汉武帝国的建立在古代世界就是这种布尔什维克割命式的现象，把原先的多国体系切成了两半。原先继续坚持多国传统的那一部分被发明为蛮族，就像是苏联人把坚持十九世纪传统的西方各国污蔑为落伍的、注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失去了政治自由、落入独裁者和僭主统治之下的这一部分，为了把自己的奴性加以合法化——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肯心安理得地承认我就是一个卑贱的奴隶，他必须运用奥威尔式的双重思维，把自己的奴役说成是历史的必然性。像老舍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承认我是一个奴才的话，那么我是很丢人的；如果我说，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倾向，你们这些留在伦敦的人只不过是做了万恶的白露、白华之类的，英国早晚也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我只是比你先走了一步，我的奴隶地位不但不可耻，反倒是我先进性的象征，那么我岂不是可以找回一部分面子了？
帝国朝廷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像东方朔、杨雄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留下的《答客难》之类的著作当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很清楚，在汉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再也享受不到战国时代游士的自由，更不要说是孔子时代的自由，但是他们已经无法摆脱这种状态了。对于那些能够享受到这些自由的同胞，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要污蔑你，你是胡人或者越人，也就是说你是野蛮人。我之所以没有跟你们一起走，不是因为我受不了自由的辛苦，自己养活自己的辛苦，而是说我是文明人，我在汉武帝的宫廷当中锦衣玉食，不像你们那些吃奶酪度日的胡人或者是喝鱼汤过日子的越人，你们是野蛮人，我有高等文化，我不是因为习惯于当奴隶才留在汉武帝的宫廷当中的，而是因为瞧不起你们原始的文化。而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就会像是那些在1956年逃亡的匈牙利科学家、在1920年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放在哲人船上放逐的哲学家一样，他们会跑到美国去，跑到西方去，过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的日子，然后留在苏联的知识分子就会疯狂地嘲笑他们是历史的落伍者。这两种逻辑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历史上的汉帝国时期的匈奴和以后的山越这些各蛮族，发挥的就是罗马时代东方和西方各蛮族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正如吉本记载的当时作家的看法，罗马人真的要逃到境外蛮族那里去，实际上并不会受到认真的阻挠。皇帝甚至会恐吓他们，你如果不听话的话，你就滚到蛮夷那边去。但是他们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肯这么做。当然也有这么做的，比如说像是投奔波斯的那几个雅典哲学教授，在巴高达运动时期投到境外蛮族一边去的高卢工匠更是成千上万。后来“撒克逊海岸伯爵”征剿的那些所谓的撒克逊海盗，所谓的皮克特蛮族，有很多都是从不列颠行省逃出去的人，就像是刘渊、石勒手下所谓的匈奴人其实很多都是洛阳帝国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派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斯提里科和亚拉里克的部队种族成分相差实际上是不太大的，虽然一方面号称是蛮族，一方面号称是罗马人。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正如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社会再度征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腐败的帝国尽管开始时掌握了常备军、首都、官僚体系和看得见的GDP和物质资产，而蛮族那一方则好像是什么也没有，当初1956年和1920年逃到西方的那些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当初从柏林大学逃到西柏林去建立自由大学的那批德国人，看上去都是一无所有，他们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以外什么都没有，大学留下的资本都被共产党人占有了，但是几十年以后，他们的头脑和双手为他们在西方无中生有地重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占有了过去地主资本家全部财富的无产阶级却把这些财富糟蹋得干干净净，结果苏联还是倒下了。帝国的故事也是这样的。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最终都逃不了专制消灭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必然命运；而那些逃到蛮族部落去，愿意过米国拓荒者一样的艰苦生活，放弃了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和柏林原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的富裕生活，像米国红脖子一样从头做起的人，最终变成了他们的征服者。
蛮族征服尽管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污蔑，实际上却是文明绝处逢生的一次解放，但这次解放在远东和西方造成了不同结果：所谓的日耳曼人（当然他们绝不是一个血统集团）征服了罗马以后，欧洲重新恢复了希腊时代的多国体系，因此重新创造出了我们近代的欧洲文明；而远东呢，多国体系维持的时间很短，最终又重新归于隋唐帝国。隋唐帝国统治者的血缘虽然是鲜卑人，但是政体上却又重新走回大一统帝国和官僚帝国的老路上去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最核心、最深层的原因当然还是，远东孤立地远离文明中心的位置，它的组织资源、技术储备和各方面都要比地中海世界要差得多。但是历史偶然性因素也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基本格局的存在就否认个人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个人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有的：入侵东亚的那些蛮族君主没有像是入侵罗马世界、后来皈依基督教的那些蛮族君主那样有意识地坚持多国体系的原则，而是捡起了秦汉帝国留下的垃圾，像是被这些垃圾传染了一样。你如果假定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娶了波斯和印度的媳妇以后，怦然心动，觉得自己也可以当一当印度的皇帝或者苏丹，把英国传统抛在一边，然后印度帝国又开始一个“英朝”，除了统治者是英国人、皇帝和大臣是英国人以外，一切都跟过去的匈奴人、突厥人建立起来的诸帝国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你就可以理解类似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没有在日耳曼人征服后的欧洲发生，但是却在五胡十六国征服的东亚发生了。
责任人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关键的人我们不能忽略，那就是苻坚。苻坚之所以重要，跟他所在的族群和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实际上是高地蜀人的后裔，我们称之为是氐人。但是氐人和高地蜀人的关系就好像是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的关系，撒克逊人就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我们都知道，建立三星堆、望帝杜宇、开明时代的那个古典的蜀国是从山上来的戈基人建立的，他们是从湟水流域、陇山高地迁来的内亚人，携带着巴比伦的先进文化。所以，巴比伦的天梯和青铜面具、纵目面具之类的东西都在三星堆的遗址中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西亚式的石头房子，跟东亚式的地洞式房子截然不同。
他们的国家被秦国灭亡了，但是这只限于低地本来就比较腐化的居民；高地的居民，像是巴斯克人没有被罗马人征服、苏格兰人也没有被罗马人征服一样，并没有被秦人征服。证据就是，直到三国时代，蜀人的古典文字在汉中一带的山地还能够找得到；但是在蜀郡已经没有了，被秦人和汉人强制推行的官方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汉字的祖先、由小篆开始的那个传统取代了。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当然，遭到奴役的低地蜀人后来就被称之为是汉人，汉人就是降虏的意思。任何人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民族特征，最后都会被日耳曼人称之为拉丁人；而哪怕同样是拉丁人，如果逃到蛮族那一边、变成了蛮族酋长的话，他们又会得到一个特殊的名字，像希腊东正教徒逃到突厥边境的封建领主那里去、他们也会得到一个突厥名字一样。
高地的蜀人有各式各样的小族群的名称。例如，后来的氐人和羌人大体上都是产生蚕丛和蚕市口的那个从灌县（注：今都江堰市）一带南下的族群的近亲。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撒克逊人和哥特人之间的区别，维京人和诺曼人的区别。虽然后来维京人又征服了诺曼人，但是丹麦人、诺曼人和维京人其实都是日耳曼人这个大传统之下的不同分支。氐人、羌人、蜀人以及在今天滇蜀边界上的那些白马人诸如此类的各部族，他们的血缘关系也都是一致的，也都是像撒克逊人、哥特人和维京人这样的细节性的关系。
随着秦汉帝国的衰亡，自然而然的，罗马帝国衰亡的同样毛病也出现了。编户齐民在沉重的赋税和缺乏政治自由的体制之下没有什么生存的乐趣，甚至连生孩子都成了负担。他们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人口趋于灭绝。尽管皇帝用了各种政策来强迫他们生育，各种减免税的政策，各种惩罚少生的政策，但是失去自由的人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也不希望把更多的孩子带到这个没有希望的未来。他们在一切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只想增加自己短时间的娱乐和享受。因此无论你怎样搞政策，怎样鼓励生育，孩子还是越生越少。然而在大自然当中享有政治自由却在艰苦环境之下的蛮族部落，孩子却是越生越多的。道理很简单，他们的敌人是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孩子越多，帮手越多。而在帝国税吏的统治之下，孩子越多，你的负担就越重。你的敌人不是大自然，而是帝国。
因此到姜维、司马懿、邓艾他们争权夺利、争夺关中和渭水上游平原的时候，氐人和羌人（也就是苻坚他们的祖先）变成了双方都必须争取的力量，最后甚至变成了蜀魏双方交战的主力军。双方都想招募尽可能多的蛮族部落为他们打仗，当然是因为编户齐民产生出来的那些懦弱的居民是根本不能打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罗马共和国是很能打的，齐桓公和晋文公也是很能打的，但是很能打的人怎么可能乖乖地听皇帝的指挥呢？如果皇帝要强迫他们，他们当然也会打皇帝的。皇帝只能统治顺民，而顺民必须是不能打的人，所以秦皇汉武和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政策都是要尽可能使它的人民腐化而失去战斗力。但是另一方面，扶起东边又倒了西边，自己的臣民失去了战斗力，自己统治起来当然很方便，但是这样的臣民组成的军队当然打不过自由的蛮族。结果到了一定的时候，能打的兵都是蛮族雇佣兵。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帝国早晚会被蛮族雇佣兵颠覆的。
这就是亚拉里克和蛮族将领颠覆罗马帝国的真相，也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真相。姜维和郭淮他们招募到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那些人，正是李特和苻坚的前辈。第一代人招募日耳曼蛮族，第五代人就要被日耳曼蛮族所推翻。姜维和司马懿他们招募了氐人，然后李特和苻坚就颠覆了魏帝国和蜀帝国的国家，在长安和成都建立了氐人的政权。这跟日耳曼人和哥特人在意大利、迦太基、西班牙到处建立蛮族的政权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别的，因为蛮族部落既英勇善战，生育率又高，而他们面前的顺民即使是不打他们，自己也是奄奄一息，一代比一代少，快要灭亡了。所谓“关中人口，戎狄居半”，指的就是各蛮族集团。
在中古初期，今天青海的那条道路是内亚输入巴蜀的主要通道。诸葛武侯北伐的时候，他的主力除了他招揽的这些山地蛮族以外，还有很多凉州的国王。当然，这些人就是通过凉州、青海道南下到巴蜀的这些中亚商团的领袖。其中有很多，包括著名的何家，把制造玻璃的技术（这个技术在罗马的叙利亚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在远东基本上没有人能掌握）带到了蜀地。蜀地的很多产业，包括后来作为萨珊波斯丝绸产业一部分的著名的丝织业，是诸葛亮通过国有企业征收税收的主力，是蜀国的财政基础，都是这些中亚的商团带来的。他们在诸葛亮政权当中发挥的作用，就像是上海租界的那些商人在近代史上发挥的作用一样。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代表，而且提供了诸葛亮政权的大部分收入，正如高地蜀人是诸葛亮和姜维政权的军事主力一样。
编户齐民虽然听话，却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也只是人数比较多，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生育率和战斗力都很弱，所以很快就会灭亡。然后自然在李特所在的时代，高地蜀人像哥特人进入亚德里亚堡一样进入成都平原。然后不可避免的，像哥特人跟已经腐化的君士坦丁堡罗马人必然要发生冲突一样，高地蜀人和低地蜀人发生冲突，最后建立了成汉帝国。成汉的蛮族王国是高地蛮族战士和范长生的青城山道教教会的结合。蛮族和教会的结合，最终消灭了编户齐民的帝国及其顺民，整个结构跟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蛮族跟基督教会结合起来、消灭了腐败的晚期罗马帝国及其衰落的顺民社会是一个道理。
随着蛮族的胜利，内亚商道自然大开。所以，中古时代虽然是汉字记载的所谓黑暗时代，但却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留下了很多科幻小说的时代。这时的高地蜀人，也就是所谓的氐人，苻家、杨家所在的氐人，他们的历史使命当然应该是，沿着过去蚕丛王从蚕市口南下的道路一波一波地进入巴蜀，在巴蜀重建封建体系，然后把巴蜀重新变成落下闳时代那样的连接先进的叙利亚文化、伊朗文化和东南亚的通道，恢复上古时代巴蜀连接西亚和东南亚的历史性通道这个重要地位。如果他们扮演了这个角色，那么巴蜀本身自然而然会兴旺发达，而且东亚的多国体系在巴蜀本身伊朗化和叙利亚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重建的。
这个发展方向被苻坚破坏了。苻坚祖先的政权曾经一度被石虎的匈奴人迁到东方，但是匈奴人一垮台，他们立刻就回到了渭水上游的故乡。这时候，他们无论南下也好，还是像后来的仇池杨氏家族那样坚守汉中到河湟一带的山地要塞也好，都可以重新恢复多国体系。但是他们很不幸，被匈奴人留下来的这块大蛋糕吸引住了，觉得以我们的实力，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个查理曼帝国，让查理曼帝国重新捡起汉魏晋帝国留下来的衣钵，捡起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衣钵，把蛮族的世界变成一个拜占庭式的大国。查理曼幸亏是很快就灭亡了，否则他这样的做法也会对法兰西和欧洲封建体系构成很大的威胁。而苻坚的问题是，他本人虽然像查理曼一样很快灭亡了，但是他做了一些不可逆的事情，使他自己的族群遭到了致命的伤害。
他采取后来满洲八旗的那种做法，把大部分的高地蜀人（也就是氐人）迁到东方去，像驻防八旗一样送到他的新征服领地去。结果就使他在渭水上游河湟谷地的基础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至于后来淝水兵败以后，他的部队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散在各地，一部分跟他自己守在邺城，一部分守在长安，一部分跟苻丕一起守在太原，结果苻登所带领的那批南安一带的老根据地反而没有多少力量，分散的力量很快就被歼灭了。这个格局跟辛亥割命以后满人在各地的分散的部队很快就被各路民军歼灭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统统撤回满洲去的话，那还不失为一支重大力量。这就是帝国野心害了他。
当然，关于苻坚留下的记录大部分属于小说。唐太宗编辑的《晋书》绝大部分都是《世说新语》式的小说，充满了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像苻坚和王猛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照苻坚登基前后以及苻坚灭亡以后苻登跟氐族父老之间的关系，以及仇池杨氏家族在以后的几百年在青海道商道当中发挥的作用，你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苻坚绝对不可能像是乾隆皇帝一样随便任命一个他看着顺眼的游士，就让他当宰相，把权力全部交给他。这种情况只有在贵族传统已经衰落、旧式的封建贵族和部落头人已经没有权力的情况下，皇帝才能够这样随心所欲。所以王猛很可能只像是在南朝各方镇——京口方镇、荆襄方镇和其他各路方镇当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游士和幕客。
这些幕客也是《世说新语》的作者，他们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然后像塔西佗利用日耳曼人的自由来讽刺罗马——所有的游士都拿外国月亮圆和古代月亮圆来讽刺他们的座主。意思是说，我们在孔子时代的祖先、在尧舜时代的祖先多么NB，你为什么不像是以前春秋君主对待孔子一样对待我们呢？就像是现在的所谓启蒙知识分子和冥运人士一样，动不动就拿米国来欺负CPC。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米国的民主之下，米国民主如此优待知识分子，而你却如此欺负知识分子，你应该提高我们的待遇，把我们的待遇提到米国知识分子的水平上，要不然你的国家就好不起来。这当然是半真半假，是用来吓唬他们当时的恩主和施舍者的做法。他们编造出王猛和苻坚的故事，也就是说：“你看，蛮族的君主这样优待我们这些游士，而你们呢，什么荆州刺史、扬州刺史、京口北府兵的将领对我们却这样坏，你们要小心呦，我们游士可以很伟大的呦，如果我们也投奔了苻坚，你们可要再次面临淝水之战的威胁呦。如果你们重用我们，我们就能像王猛使苻坚强大一样让你们强大起来。”这些话很明显就是在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刘裕、萧道成这些人的幕府里面的那些没有多大能耐却很想提高待遇的知识分子编造出来的。
就从后来经历的真正历史你就可以看出，他的朝廷的大部分权力还是像顺治朝的满洲人一样，掌握在传统的满洲贵族手中。只不过他任用王猛（有没有王猛这个人还很成问题），确实代表了他的政权通过儒家经典和任用游士来颠覆封建自由的企图。他一方面搞一些官学和儒学，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严重。氐人是一个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字不同于汉字，而是古代蚕丛王开创的那个蜀国的旧文字的直接继承者，这个文字到三国时代都还没有灭亡。氐人很瞧不起羌人，就是因为羌人没有文字，或者说，要么就是他们属于高蜀当中阶级地位比较低下的分支，要么就是他们因为某些历史上的原因使自己的文字失传了，这种情况在蛮族部落当中也是很常见的。所以苻坚非常瞧不起羌人，认为领袖只能由氐人充当，而不能由羌人充当。而羌人直到现在都还非常歧视氐人，他们把氐人称为戈基人，编了很多神话传说说他们如何迫害羌人，比汉人还要坏。这可以看出，他们两者之间的阶级仇恨是长达几千年的。氐人之所以厉害，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继承了古蜀文字，他的文化资本很NB。
而苻坚为了扩大皇帝本人的权力，打击以苻生和五亲王为代表的传统贵族的权力，悍然废除了他们原有的文字，开始使用汉字，用儒家经典。这件事情必然是他跟王猛他们合作的结果。这件事情就好像是说，假如乾隆皇帝或者魏孝文帝跟洪承畴或者曾国藩这样的知识分子合作，废掉了满洲文字和鲜卑文字，大家都用汉字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满人的下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忘记了满洲文字、开始作汉诗的那一部分最后被十八省的民军杀得干干净净了。后来苻坚迁移到东方的那些氐人必然也没有被鲜卑人和晋人杀光，他们之所以在历史上消失，关键因素就是因为苻坚废了他们的文字。这个比我们所知的汉字更加古老、而且体现了内亚文化先进性的文字，是毁在他手里面的。
苻坚推翻了合法君主苻生的统治，这个在氐人的历史当中必然就像是，忽必烈推翻蒙古传统宗王的统治，发动政变，依靠王文统和金莲川藩府的这些谋臣，把编户齐民的金国体制和宋国体制引进蒙古原始的贵族代议制体制当中去，破坏了蒙古原有的封建自由。雍正皇帝在满洲帝国当中是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他废除了八固山合议的制度，把老汗王时代残留的贵族共和制给彻底废了，用自己的家奴和科举士大夫来当官僚，取代满洲贵族原有的权力。苻坚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推翻了苻生，然后用他周围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是像洪承畴、范文程这一类的人物，替他编造一部历史，说苻生是一个可怕的暴君，因为个人发脾气的时候动不动就要杀太医杀孕妇。整个故事就像是从桀纣的故事中抄来的，一看就知道是《世说新语》式的文学创造。当时的史家不敢明说，只敢在注释里面说，苻坚对苻生的污蔑不可尽信，苻生并不是他描绘的那种人。
苻坚发动政变夺取长安的政权以后，立刻就发生了天水、南安各地各路亲王的叛乱。也就是说，他只剩下长安一座孤城，各地的满洲贵族全都叛乱了。你假想一下，假如雍正皇帝在康熙皇帝死后用政变手段夺取政权以后，八王爷、十四王爷和满洲的各路贵族四面八方发动叛乱，把雍正皇帝包围在北京城，这就是苻坚刚刚登基时候的情况。所以，他故意留下的记录跟历史的真实相反。从蛮族贵族和封建自由的传统来讲，他才是发动政变的僭主。他企图用汉魏帝国那一套专制制度和相应的儒家文化体系来取代原有的贵族自由和封建自由，激起了传统贵族的强烈反对。然后他像雍正皇帝打压满洲贵族取得胜利以后，把这些传统贵族当作眼中钉，把他们从自己的老根据地中迁出去，铲除了渭水上游的封建基础，然后也因此而导致了帝国的灭亡。淝水之战不过是胜败兵家常事，正常情况下也无非是殖民地受到损失，他完全可以退到渭水上游的山地去，继续做自己的君主。就像是蒙古人可以退回蒙古去，继续享受自己的部落自由，不用非屈从于朱元璋不可。但是蒙古人退回去了，满洲人却退不回去，就是因为满洲出了雍正皇帝。而其他人都可以退回老根据地，唯有氐人退不回去，当然也是因为苻坚搞了上述的破坏性活动。
他的破坏活动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不仅毁了他自己的氐人，而且毁了蜀国的高地。我们都知道，苏格兰民族的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最有蛮族自由、最好战的高地部族。任何民族都是这样的。低地人是比较腐化的，比较富裕但是比较贪生怕死，比较容易被驯化，变成汉人，变成编户齐民。成都人跟仇池人相比起来，那么成都人显然就是低地人，仇池人显然就是高地人。蜀人的自由是系在仇池人身上的，尤其是系在南安人身上的。尤其重要的是，仇池和南安保护了青海道，而青海道是伊朗先进文化传播的主要通道。只要巴蜀跟伊朗文化连接在一起，它就不可能被中国征服。而苻坚政权破坏渭水上游高蜀老根据地的结果是，使这些地方只剩下一些弱小的封建君侯，不再像过去在李特时代或姜维时代那样，由强大的蛮族势力保护。因此，它在最后平城鲜卑人为了破坏青海道、用代道或者天可汗道取代青海道的经略中缺乏抵抗力。具体地就体现在，赫连定的统万帝国垮台以后，所谓的西秦政权也迅速垮台了；仇池人占据山地，勉强像巴斯克人那样坚守了一百多年，最后也被北朝征服了。
如果苻坚没有把这些有生力量拿去浪费掉，而是留在他们的老根据地，那么这个力量是足以保护青海道、保护巴蜀的独立的。在遭遇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一直退到河湟谷地，退到青海湖附近的老家去，一直向南方退到巴蜀去，然后这两支就足以维持伊朗商道的安全了。而平城鲜卑人帝国在崔浩这拨人的主持之下西征，攻击北凉，攻击西秦，攻击仇池杨氏政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切断青海道，使内亚的主要商道由通向巴蜀和东南亚的青海道移动到通过天可汗道和代道通向平城和晋国的北道。北道和南道的争夺自古以来都是存在的。本来在上古时代，在赵武灵王那个时代，以及在殷商时代，北道都是占优势的；但是到中古时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那个时期，南道超过了北道。这也是巴蜀在中古时期得以繁荣的关键所在。
如果鲜卑人占据的平城文化跟氐人所保护的青海-巴蜀文化能够势均力敌的话，那就会像法兰克人控制的法兰西王国跟萨克森人后裔和巴伐利亚人后裔以及其他边区部落在抗击匈牙利人和其他蛮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对抗那样，形成法兰西和德意志千年对抗的格局。由于查理曼帝国的苗裔的政治传统更多地留在了没有皇帝称号的西法兰克王国和法兰西王国，而查理曼大帝抵抗蛮族的事业却由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政治继承关系又很少的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边区诸伯爵继承了，这些人原先曾经是查理曼的敌人，结果查理曼传统的分裂导致了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各部落永远没法统一。查理曼壮志成灰，却保护了欧洲的自由。没有封建自由，近代欧洲就不可能产生。氐人所保护的巴蜀-伊朗文化和鲜卑人所吸收的内亚文化，本来是可以发挥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的那种势均力敌的对抗的作用。由于法兰西人和日耳曼人的对抗，既不是法兰西人也不是日耳曼人的欧洲各小国也得到了生存空间。
而由于苻坚帝国的垮台，平城鲜卑帝国一家独大，这就是相当于后起的萨克森人或者霍亨斯陶芬王朝征服了法兰西一样，欧洲全部被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了，变成一个跟东罗马帝国差不多的专制帝国以后，那么欧洲的自由也就熄灭了，没有封建自由，也就不再有近代欧洲了。假如早期的法兰西诸王中间出了一个苻坚式的人物，用他那种不负责任的手段，把自己的法兰西语言、诺曼语言和蛮族各语言废掉了，重新恢复了拉丁文法学校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官僚制度，任用了罗马帝国时期没有死完的那些游士当自己的大臣，把自己本国的法兰克人的贵族、诺曼人的贵族、巴黎伯爵的贵族、阿基坦和佛兰德诸伯爵的贵族统统流放到莱茵河以东，使他们消灭了，使后来的法兰西王国再也没有办法产生圣路易这样的封建君主，而是在德国人的征服之下不堪一击，让欧洲被日耳曼人统一了，那么就会出现类似东亚平城鲜卑人完全消灭了关中、凉州、巴蜀、青海的各蛮族政权的那种状态。
本来这些蛮族政权应该像法兰西的王国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诸公国一样，跟鲜卑帝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最终把东亚瓦解成为多国体系的，但主要是由于苻坚的政策错误而没有实现。当然，不一定在真实历史上存在的王猛肯定就是在他周围出坏主意的范文程、洪承畴一类的人物，发挥腐化作用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蛮族的东哥特王国也一样地对征服了西罗马领地的哥特君主耍阴谋，出各种坏主意。但是他们在发动政变失败以后被哥特人清除掉了，在查理曼的宫廷和其他蛮族王国当中也没有得势。但是苻坚却被他们迷住了眼睛，使自己的帝国在淝水之战中遭到覆灭以后无法恢复过去的封建王国而延续下来，也使得东亚本来可以存在的多国体系折断了一条腿。东亚多国体系的另一条腿是由北魏折断的。
可以说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法兰西提前出了一位拿破仑式的人物，使得圣路易无法出现了，然后使法兰西王国失去了封建主义的生命力而被神圣罗马帝国征服，然后神圣罗马帝国又出了一位弗雷德里克大帝式的人物，使征服了法兰西的神圣罗马帝国自身也丧失了封建性。这两件事情在欧洲都没有发生，但是在东亚都发生了。第一个，法兰西的提前出现的拿破仑，就是高地蜀人苻坚；第二个，不该出现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则是文明太后冯氏。可以说，本来可以使东亚历史欧洲化、使伊朗文化和内亚文化扮演日耳曼文化、诺曼文化、维京文化在欧洲的那种作用的机会，就是被来自高地蜀人和鲜卑人的两位绝对君主破坏的，他们两位是使得五胡十六国未能演化成为日耳曼人的欧洲的东亚类似物的主要罪魁祸首。因此可以说，诸欧体系在希腊被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又通过日耳曼人得以复活，而诸夏的体系却未能通过五胡十六国复活，主要就坏在这两个人手里面。所以，苻坚毫无疑问是诸夏的第二个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