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夏的第六大罪人是忽必烈。他代表了金元以来封建化和专制化两种趋势之间的斗争。满洲人在重新把首都迁到汴梁以后，实际上控制的地区也就是河南到潼关、关中一带，而河北的地方都重新交给了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是次级封建化形成的领主。就是说，在战乱时刻，拥有寨堡这一类的土豪自己就武装起来一些乡兵之类的东西，负责保护乡里。没有这种能力的土豪一般来说就被淘汰掉了，完全没有战斗力的人基本上就被消灭了。然后这些土豪就像是欧洲中世纪初期那样，经过了一系列的排列组合，相互斗争和相互淘汰，就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土豪体系。金国的皇帝撤退到汴梁以后，承认他们的地位，用西周封建理论来掩饰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它放弃了金熙宗以来实行郡县化的主要成就。后来蒙古人和金人谈判的时候，就答应封金人为河南王，作为停战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时金人能够直辖的土地其实也只剩下河南了，今天河北、山西这一带的土地都被变成了封建领地。而这些封建领主在接受了金人的封号以后又经常跟蒙古人任命的那些封建领主合纵连横，有时候也会接受蒙古人的封号。甚至有些比较胆大的，像严氏这样的家族，还会接受南方宋人的封号。
在封建体系当中，多重的效忠关系是可以存在的，因为封建主义不是一个根据理性设计的绝对理论，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形成的多层次网络。也就是说，领主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保护的关系。你能够保护我或者是在某一方面能够保护我，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封建性的约定；如果不能保护我或者在其他部分不能保护我的话，我可以另外去找一个保护人。所以在像是什切青（波兰西波美拉尼亚省的首府，波兰在波罗的海的最大海港，历史上被波兰、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国先后统治。二战后，划归波兰，留在那里的德国人被驱逐到德国）这样的领地，在中世纪都是有几个不同的保护人的。因此，它有几个不同的领主，这不算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不同的领主保护的是不同的方面，你根据不同方面的保护提供不同方面的交换来换取他们的保护。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上就像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你是一个业主，今天向电力公司买了一个月的电，明天又向水力公司买了一年的水，水公司和电公司彼此之间互不搭界，你向两个不同的公司付钱，然后买到了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理解不了这种关系的话，说是你怎么可以又跟电公司签署契约又跟水公司签署契约，那就是你不理解多元社会的真相，以为一切都要自给自足的。你不是自给自足的，你购买了各方面的货物，所以你跟各个公司都打了交道。而那些公司自己为了产水产电或者是为了给你运别的货物，它们彼此之间也跟其他的许多公司（有的公司可能就是你所在的公司，或者是你本人当老板的那个公司）订了各式各样的货。这是一个网络关系。资本主义是直接从封建主义演化而来的，所以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前体。资本主义的这种多层次的复杂网络关系，正是封建主义的特征。
比如说，同一个欧洲领地，它可以同时有政治领主和教会领主，他们提供的是不同性质的服务。别的不说，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小地主，在约翰王的那个时代，很显然：第一，约翰王是他的政治领主，是英格兰国王，而我作为作为一个男爵，也许上面还有诺森伯兰公爵或者其他什么人，但是我们都直接或间接是英格兰国王的封臣；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的领地上有教堂，教堂提供了某些至关重要的服务，包括今天划分在社会福利项目、医疗项目、卫生项目的各个行业，都是属于教会负责的。如果教会停止运作的话，就像是罗马教廷对约翰王实施绝罚的时候那样，那就不是说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好像是教廷用神学家的词汇骂了一下约翰王，似乎不会有什么影响。实际上，这就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停止运作了。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就是，他们的学校，教育机关，周末聚会的场所，很大一部分司法的场所，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几乎是全部的社会福利活动和医疗卫生产业，都同时停止运转了。你要是设想一下，你的小区里面，如果是医院和学校同时停止运转了，你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教会停止运作，对你施加绝罚，那就是把你们小区里面的医院和学校全都关了，另外还关了许多像是周末俱乐部或者儿童活动场所之类的东西，你一下子就会觉得很不方便。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你肯定要去找你们小区的领导说是，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你弄得我们的医院、学校之类的东西都开不成了。
约翰王跟教会发生了冲突，就导致了全英格兰的臣民处在我刚才描绘的那个小区的那种狼狈状态。刚才那位男爵就相当于是一位小区的领导，负责管他们小区下面的几百人或者几千人。约翰王是他的宗主，英诺森教皇也是他的宗主。现在约翰王和英诺森教皇打起架来了，两个宗主不和了，然后他这位男爵在底下就觉得日子十分不好过。他底下的普通人民既不认识国王也不认识教皇，他们只认识男爵大人。他们说，我们之所以承认你们这家男爵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保护人，是因为你们能够保护我们，现在我们生活出了这么多不方便的事情，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男爵了，你男爵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于是，男爵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只好去找诺森伯兰公爵，公爵再去找霍华德伯爵和其他的各位爵爷。各位爵爷拍了拍脑袋考虑了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开一个会议吧。于是他们就带着各自的家臣和附庸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这次会议上面，他们告诉约翰王，不行，你这样搞下去不行，你要怎样怎样。这次会议的记录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大宪章。这就是封建主义。当然，刚才我描绘的是高度简化的封建主义。
在东亚，蒙古和满洲交替时期，像山西那些地方的封建主义没有欧洲封建主义那么复杂。复杂度是测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抗风险能力的真正指标。近代世界之所以产生于西欧封建，就是因为西欧的上述的网络结构非常复杂，所以他们才能够产生出像大宪章这样的高度复杂精致、维护各方权利的历史文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封建主义，复杂度就要差得多；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封建主义，复杂度又要比伊斯兰的封建主义要差得多；但是它们还是要比单纯扁平化、一刀切管理的官僚主义吏治国家的复杂度要高得多。金元交替的时候，整个华北平原，黄河以北的地方，就布满了这样的封建领主。儒家士大夫，也就是说退化了的、失去了春秋时代对礼乐习惯法理解、只会做官、只会管理编户齐民的这种后期的宋明型士大夫，他们只会做官或者是只会做老百姓，他们不能理解封建主义的复杂度。他们就像是近代的康米一样，对他们理解不了的所有东西，他们都说是坏的。因为他们适应不了Capitalism，在Capitalism的制度之下只能做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们就说，Capitalism剥削了我，我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我理解不了这个复杂的社会，而是因为这个复杂的社会是一个剥削社会，而我被他们剥削了，所以我才穷，我才住在阁楼里面，像云鹤在上海、腊肉在鳖精时一样，所以我天天诅咒万恶的Capitalism。儒家士大夫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理解不了封建制度的复杂性。
尽管他们自称是孔孟的学生，而孔子就是一个封建主义者，孔子讲究的就是礼乐，而礼乐就是习惯法，但是他们已经理解不了西周的礼乐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献，他们只能拿来背书，用来考试。考试一完，他们就什么也不会了。接下来，他们唯一会的就是做官。做县官，做州官，去管理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编户齐民。然后随着金帝国和宋帝国在蒙古人的攻击下土崩瓦解，在各方面的三不管地带，像罗马帝国崩溃时代一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封建领地。他们没法理解这些封建领主的复杂行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天下太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必须服从县官，县官要打你的屁股，你不能说二话；县官必须服从州官，州官要打你的屁股，你也不能说二话；州官要服从吏部尚书，吏部尚书要撤你的职，你没有二话可说；吏部尚书服从宰相；宰相服从皇帝。你看，多么简单，一个服从一个。我们只需要搞清一件事情就行了：谁的官最大？皇帝他老人家的官最大，下面是宰相，下面是各部尚书，下面是各州州长，下面是各县县长。什么也不是的老百姓最小，谁都可以打你。如果再细分一下，在老百姓当中，一家之长的男人最大，妇女儿童更小一些，男人可以打女人和小孩的屁股。好了，社会秩序现在已经是一清二楚，傻瓜都能理解了。
晚期的儒家是干什么的？第一，专门负责做题考试，成绩越好，我做的官越大；第二，做了官以后，我分清谁大谁小。这个序列是很清楚的：皇帝最大，然后一路小下来。如果大臣不服从皇帝，反了反了，县官不服从大臣或者刁民不服从县官，反了反了。一切都非常简单，他们只能理解这种非常简单的管理形式。对于封建领主的那种，我一个男爵有四、五个上司，而且这四、五个上司彼此还是敌人，教皇、国王和皇帝三个人之间不断打仗，而我一个诺曼底的男爵，诺曼底公爵、法兰西国王、英格兰国王、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全都是我的上司，而且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每天都要打仗，诺曼底公爵同时又是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两位仁兄的下属，而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又说他们又同时是皇帝和教皇的下属，但是这两位国王又同时经常跟皇帝和教皇打仗，皇帝和教皇据说是最高的，但是皇帝和教皇也经常打仗，又经常联合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跟与自己敌对的教皇和国王打仗，这样一笔糊涂账实在不是儒家文人学士所能理解的。他们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你们太混乱了，真是乱世啊乱世啊乱世啊。
这就像是，山东老干部在改开时到了深圳，对深圳的准Capitalism就没法理解。他们到了西方，看到动不动大家就要上街骂总统；公司的老板，你也不服从我，我也不服从你；我一个员工，一面给本公司的老板打工，另一方面还在给别的公司兼差；我一个公司的老板，同时跟其他的好几个公司有合股、参股、混合持股的关系。他的感觉是什么？太复杂了！我服从上级领导，我的上级领导服从国家计委，国家计委服从中央。而我服从了这些人以后，我指挥我下面的厂长，厂长指挥他下面的工人。哪个工人不听话，我就送他去老窖。哪个下属不听话，我就撤他的职。我如果不听上级的话，上级也要撤我的职。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能理解得了这么复杂的Capitalism呢？我直觉地感到，到了Capitalism社会，我干不下去，我可能会流落街头。于是，我去了一趟，回来以后由衷地说，还是祖国好啊。儒家文人学士对于这种自发生成的封建秩序也是这样感觉的。太混乱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都是坏人，二三其德啊，不忠不义啊。儒家的官僚看到这些封建领主一会儿跟蒙古大汗派来的木华黎国王打交道，就说他受木华黎国王的保护；一方面又受汴京的金国皇帝的保护；一方面又向宋国皇帝效忠，拿了江南送来的很多美酒和金帛。请问你到底是效忠于谁呢？你简直是个叛徒，你是贰臣！你是叛徒！于是就拿出老干部咒骂资本家的那些逻辑来咒骂这些可恶的封建领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封建领主还是不断长大。当然，这些封建领主当中有很多是蒙古贵族，其中有一个蒙古贵族就是年轻的王子忽必烈。他在选择领地的时候，他周围的谋士告诉他，你最好选择关中，关中是“百二秦川”，是秦汉起家的地方，你选择这个地方当领主，比选择如果说像东平那些出丝绸的地方、钱多的地方或者是像晋阳这样出甲兵、能打的地方都要好，这是形胜之地。给他出这些主意的顾问是谁呢？是失了业的儒家文人学士。他们本来在宋国和金国的官僚体制之下，在公务员考试通过以后，我是来做官的；现在官僚体制瓦解，就像是罗马帝国垮台以后，罗马帝国赡养的那批拉丁文文人学士现在失业了，在日耳曼蛮族和罗马帝国残余土豪、教会主持的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无所适从，眼看就要饿死。本来我是人上人，除了服从皇帝和比我大的官以外，所有老百姓都要害怕被我打屁股；现在呢，我反倒变成最穷困潦倒的人，谁也不需要我这种做官的技术。老百姓服从这个领主那个领主或者是这个蛮族酋长那个蛮族酋长，总之是服从能打的人，能打的人才能保护他；我这个文人学士，我又不能打，我的学问别人也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我快要饿死了。
别的不说，儒家士大夫当中最大的就是衍圣公，孔子他老人家。金人南下的时候，孔子他老人家的正宗被宋高宗带到江南去，放到江西这一带，所谓的孔子南宗，继续在临安的朝廷里面做官；还有一批疏宗没有被宋高宗带走，就留在老家，被金国皇帝收编了，于是在金国朝廷里面做官，也是过得挺滋润的。直到蒙古人打进来，天下大乱，金国皇帝养不了他们了，于是他们就很可怜地四处要饭去了。要饭要到谁的头上呢？要到他们平时最瞧不起的神棍——要到和尚和道士的头上。和尚和道士在这个时候反而比他们混得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倒台以后，负责做官、给皇帝做顾问的拉丁文学士快要饿死了，有很多都灭绝了，但是基督教的神棍们活得还挺好。罗马皇帝没有了以后，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或者查理曼帝国的日耳曼公侯那里倒是混得挺好。远东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儒家的文人学士快要饿死了，但是和尚和道士还是混得挺好的。
蒙古人是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们本身如果是信什么教的话，就是萨满教。但是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多神教，他们对比较高级的一神教也不排斥。到了穆斯林的地方，他们就跟穆斯林的宗教学者打交道；到了基督教的地方，就跟多半是景教的牧师打交道。东方基督教徒有很多名医，像蒙古人当中的汪古部，就是全员信奉东方基督教的，他们出了很多医生。蒙古人是懂得医生和技术人员的好处的，他们不懂得儒家士大夫的好处，但是他们懂得技术员的好处，技术员的好处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蒙古人每打到一个地方都是，你要投降吗？把你们的工匠和技术人员交给我们多少多少，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或者我一路杀过来的时候，别人我都杀了，但是工匠一律免死，编入我们蒙古军队。这是他们对技术员的重视，因为军事和技术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回回大炮之类的东西，都是蒙古人重视技术的产物。但是儒家文人学士念的那些书，他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和尚和道士，在他们看来跟基督教的牧师和伊斯兰教的教法学家是一类的，都是负责向上天祷告的，而且他们也像是景教徒一样，多半也是兼业，比如说是行医的。宋代以来，照苏东坡他们的看法，一般来说和尚都是兼营医术的，有很多和尚给唐太宗之类的皇帝看过病。他们有从印度和内亚带来的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比东亚的落后的医疗技术要强得多。在宋代，中医才开始有分科的说法，而内亚人在几千几百年前内科和外科就早已经分得很完善了。所以，和尚从印度和中亚带来了所谓的婆罗门医学，伊斯兰教徒又带来了回医。而和尚和道士多多少少在他们的道观——比如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曾经描绘过的长春真人丘处机、王重阳他们开的那些道观里面，都是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一方面办慈善事业，天下大乱的时候我要收容难民，给他们施粥，一方面我要像以前的张道陵张天师或者什么人一样，给他们发药。有的是草药之类的，多多少少能治点病的，有些就是符水、念咒画符那些东西，至少有心理安慰作用。有病的人民来找我，饿肚子的人民来找我施舍，自然我就有一大批信徒信我的道教。佛教的和尚当然也是这样，什么星云和尚、海云和尚，他们也自然有他们的佛教寺庙。他们在佛教寺庙里面，除了教义跟道教不同以外，也就是干的这些事情。
当时天下大乱，只有宗教人士是各方面都不杀的。一方面，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当兵的人都多多少少要敬畏鬼神，因为当兵是一个刀头舔血的行业，是很容易死于非命的。凡是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人，多多少少都害怕神明，因为同一个人在战场上，张三被子弹打死，李四就没有被打死，他自然会说，这是神明保佑我不保佑他，所以别的人我可以得罪，神明我是不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是经常受伤的人，他们是需要医生的，而近代以前的宗教人士一般都是兼营当医生的。所以，和尚和道士来来往往，在敌对的各方军队中来往。一般来说，江湖规矩，别人可以杀，来往的和尚、道士和医生都不能杀。这个规矩一直到近代张作霖那个时代，满洲的红胡子强盗都是遵守的。什么人都可以抢，但是你不能抢宗教人士和医生，那是缺德的事情，会遭报应的。所以，他们可以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的过程中间自然是，有钱的军阀和将领自然会出大价钱，我受了伤，我请你治病，涉及命的事情我当然要出大价钱；另一方面，我需要间谍情报的时候，看你们这样来往自由，你们和尚道士最适合给我当情报员了，我要利用你；而且，我要安定军心，我要做法事，我的将士死了以后，我给他们做法事，让我的将士看到，我是爱护将士的，死了以后我都还关照他们，所以我也需要给你们一些报酬让你们来做法事；同时，我自己多半也是有点信仰的，我也希望我打仗的时候神佛保佑我或者各种各样的神明都来保佑我，我也要给你们施舍。所以，和尚、道士、牧师、阿訇之类的在战乱时期不但没事，而且还是很赚钱很发财的。别的地方被遗留的官厅和大宅子，别人不敢住的，别人进去了会被抢被杀，和尚、道士、牧师、阿訇进去以后，重新修整一下，大家都不敢抢，害怕神明，同时也觉得自己身边就有一个医院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他们就可以安全地住进来。他们一住得进来，周围就会有一些难民求他们的保护，他们就能够保护得住难民。然后难民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吃了他们的药，受了他们的保护，喝了他们的粥，自然也要有一点回报，他们也可以把这些难民组织起来重新种地，然后又会有一笔收入，诸如此类的。这样，就像是欧洲修道院在大乱以后恢复生产一样，围绕着这些宗教团体，就会形成社会的稳定中心。
正当孔门子弟快要饿死的时候，和尚道士发财发得很NB，佛教和道教掐得很NB。这时，可怜的衍圣公的后人左顾右盼，看到自己快要饿死了，金国留下来的那些满腹诗书的士大夫阶级都快要饿死了，只有三种人能够救他，第一就是开道观的全真教，第二是开庙宇的佛教僧侣，第三就是各路军阀，于是他也就只能厚着脸皮去求这三种人帮忙了。他求到的是一位道士，就是金庸曾经描绘过的那位全真教的道士；另一位是海云和尚；第三位是一位军阀和领主，是投靠蒙古人的东平严家，蒙古人封了十个郡给他，做他的封建领地，照当时的术语来说他是蒙古人的世侯。这三位仁兄可怜你衍圣公满腹诗书，眼看就要饿死，于是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忽必烈同志。
和尚、道士和军阀联名向蒙古王子说：“你不要看这些儒生表面上什么也不会，其实你是没有懂得他们的正确功能。你看，儒家是什么呢？它跟我们和尚和道士是同一类的，它就是东亚的萨满呀。你们蒙古人不是信奉萨满吗？萨满是干什么的？跳大神的呀。你们想，有病的时候怎么办？他给你跳跳大神，把那些使你生病的邪灵赶出去，你不是病就好了吗？你有什么事情疑难不决或者是有什么希望需要神明实现的时候，萨满就来通一通天，从神明那里取得信息。你们蒙古人不是离不开萨满吗？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有萨满哦。你们看，这些东亚人也是有萨满的，他们的萨满就叫做儒生，他们的大法师就叫做孔夫子。孔夫子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一位通事。你们蒙古人打遍天下，不是经常需要翻译吗？接触到从高加索人到金人、宋人、南人或者各式各样的图博人，你们不是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需要翻译吗？这种翻译叫做通事是不是？你们熟悉的萨满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你们蒙古人跟长生天打交道的通事。世界是广大的，长生天的法力是无边无际的，他在蒙古这个地方通过萨满给你们传旨，在汉地他就通过儒生给你们传旨。孔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一位法力无边的大萨满，他的法力是经过可靠的历史记录证明的，他是一位大萨满，他是长生天的翻译官。现在这些快要饿死的儒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大萨满的学徒。虽然法力没有孔夫子那么大，但还是有一些法力的。我们和尚、道士和军阀经过实际考察以后就发现，有很多儒生的法力跟我们和尚、道士一样的NB。我建议，王子殿下，你要不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就像你慷慨地赏赐某个和尚和道士，赏赐给基督教的牧师和穆斯林的阿訇一样。他们也是宗教人士，可不可以分一口饭给他们吃呢？”
忽必烈拍了拍脑袋：“看来，既然你们这些法力无边的佛教大师和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门徒都这么说了，你们自己就是萨满，现在我明白了，儒家也是萨满。既然是萨满就好办了，我们按照我们蒙古人的习惯法中管理萨满的方法。请看，我们封你做儒户。像对待牧师、阿訇和其他宗教人士一样，你做了儒户就可以免纳钱粮，得到我们蒙古人的保护。你做了法事以后，我们也照例给你赏赐。比如说，你们衍圣公不是孔老夫子的直系后代吗？孔老夫子是一个大萨满，很好，我就下一道指示，让占领曲阜一带的军阀负责保护你们孔家的园林，听说这个园林很有法力，我把你们全家都保护起来，让当地的封建领主拨给你们相应的钱粮，让你们不用饿死，同时我还要鼓励各地的和尚道士收容那些快要饿死的儒生。”
据说，当时燕京城随着金人南迁以后，快要饿死的儒生多达数万人，都是靠长春真人丘处机他们的道观和忽必烈他老人家的恩赐，在这些道观里面出家当了道士。他们其实根本不是道士，他们是儒生，但是这时候儒生是没有官做的，改行作为道士还有一口饭吃，于是他们都做了道士。史书记载，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如果不是道家大发慈悲的话，儒家都要饿死完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高级儒生，像郝经他们这些人，就直接被忽必烈看中，直接弄到他的藩府里面了。这些人同时也是道士。儒家比较饥不择食，就是说，儒家在得势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沾佛教和道教的边，他就说你是异端，要各种打击迫害；但是在他自己快要饿得没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郝经、刘秉中他们那些人如果是生活在李卓吾那个时代（明朝中期）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被明朝的官府和地方士大夫打成妖道，说不定会被迫害致死，因为他们确实就是妖人，他们的主业是道士。
照现在的说法，他们是学巫术、炼金术、占星术的，占星术包括了天文学，所以他们附带着也是半个天文学家，古代的天文学都是占星术的附属品。照不学无术的蒙古人和不学无术的老百姓的观点，刘真人、郝真人真是能掐会算呀，他夜观天象看了看说，明天会下雨，明天就会下雨，他说明天会出太阳，明天就会出太阳。打仗是要看气象的，所以蒙古大军养几个这样的妖人很有好处。他要给你夜观天象，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天气你就知道了。下雨的时候铠甲会被打湿，你不适合打仗，晴天的时候最好行军，但是太阳太大了以后士兵晒得厉害，半阴不晴的时候最好，这不是很有用吗？同时他是一个占星师，什么时候星相吉利，王子殿下你可以娶媳妇了，王子殿下你可以出师了；或者他算了一下，像《三国演义》的诸葛武侯一样，不得了，星相不吉，风向不利，王子殿下，你现在出兵一定是大大不吉利，王子殿下就可以避免很多损失了。他各种阴阳术、奇门遁甲之类的东西，摆摆八阵图之类的东西，可以让他自己的恩主获得很大的利益。这些东西中间可能有一部分像中草药一样是有科学依据的，例如什么夜观天象之类的，他们有一些气象学知识、有一些天文学知识大概是没错的。这些天文学知识跟现在所谓的迷信夹杂在一起，同时发挥作用。
于是，忽必烈身边就找了很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对于忽必烈来说主要就是，他们是萨满，很灵验的萨满，他们预报天气预报得很准。好几次我说要出师了，他说一定会下雨，你的士兵会陷在沼泽里面动弹不得，我不听，结果果然下雨了，这都是不听刘真人和郝真人的忠告造成的结果，以后我要多听郝真人和刘真人的忠告。而且他还会编历法，算各种各样了不起的东西，还有一定的数学知识，打打算盘是很好的。当然，这些人同时也读过一些儒家的经典。所以，你说他们是道士、是妖人、是巫师是可以的，说他们是儒生也是可以的，但是忽必烈他老人家看中的肯定是他们作为巫师的那一方面，蒙古人出兵总是要占卜、看这些东西的，刘秉中和郝经他们干这些事情是很NB的。但是他们既然也读过一些儒家的书，也会一些纵横家的策略，所以他们就会做牧师或者阿訇不会做的事情：他们给忽必烈的脑袋里面灌输了一些做皇帝的想法。
忽必烈本来跟他以前的成吉思汗和各路大汗一样，他就是内亚的一个酋长。酋长所能理解的就是部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领地的时候，我们是部落主义，照血缘团体的方式办事；打了胜仗，控制了一些土地，得到了一些人民，我们就按照封建主义的方式办事。我不是有很多王子吗，这个王子封一片土地，那个王子封一片土地。有很多能打仗的武士，还有很多投靠我的人，像张柔或者武仙这些人，不管他们原先是属于哪一党的，只要投靠了我，给我打了仗，而且打了胜仗，抢到了很多战利品，包括土地和人民，我自然也要分他一块，然后他就会变成满城的领主张柔、东平的领主严某某或者晋阳的领主武某某诸如此类的。种族和出身对蒙古人和所有封建领主来说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你要能打而且效忠于我。只要你能打而且效忠于我，你是波兰-斯拉夫人、匈牙利-亚洲人、日耳曼人还是诺曼人，对我都没有什么区别。你只要能打，而且效忠于我，给我带来了领地、人民和战利品，我肯定要封你一个爵位的。这些爵位当中当然也有很多蒙古人的亲支近脉，然后这些蒙古人的亲支近脉——比如说忽必烈得到了领地以后，当然要带着他领地上的武士和人民负责跟着蒙哥大汗或其他大汗去打仗，然后又可以分到更多的领地，在这个过程中他手下的将领也会变成新的领主，然后就这么一路搞下去了。这样搞下去的结果就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我手下的附庸的附庸很容易造反，威权始终是粉碎的。而且我也可以去找别的更有势力的保护人，我手下的附庸也可以找别的更有势力的保护人，形成多重复杂的关系。这样一下，编户齐民、垂直管理的行政官僚制度就很难恢复了。
但是，照蒙古部落酋长来看这就是天下最正常的事情了，而照郝经他们看来好像有点不正常呢：“以前不是有一个叫汉高祖的家伙吗，以前还有一个叫宋太祖的家伙呢，他掌握了武力、打下很多土地以后，他没有也不愿意封给其他什么人，他要任命州官、县官、太守、刺史去管理这些地方，这些人都是文官。这些文官是由谁当呢？就是我们郝经、刘秉中这样的人当呀，我们就可以做官呀。那些武士等开了国以后，在皇帝和我们这样的文人的设计之下，像韩信和彭越一样被皇帝一个一个杀光。不杀光他们，天下永远不会太平，就会像是欧洲或者内亚一样，封建领主和封建领主打打打，今天齐桓公，明天晋文公，你这个皇帝始终像周天子一样软弱无力，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样坐不稳的。你还是听我们文人的话，把这些武夫一个一个给收拾掉，然后让我们文官当太守当县官，天下就太平了。这么大的土地和这么多的人民不再归勃艮第公爵、诺曼底公爵或者其他各位爵爷，而是直接归你皇帝本人了。你让我们文官做了县官和州官，好处大大的有。杯酒释兵权，我们文官不会打仗。你封的那些领主，领主随时都会造反，你还得跟他们打；而我们这些文官不会造反，你随时都可以杀了我们，我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做官，做了官以后可以贪污一笔钱。这样，我们文官和皇帝都占了便宜，只有那些傻瓜武夫被我们欺负掉了，以后天下岂不就太平了吗？你呀，忽必烈王子呀，你们蒙古人的问题还是太老实。你们费了好多力气，负了很多伤，死了好多人，才打下这一片江山。你有没有想过，像这样一路分封分封分封下去，到你孙子一辈就等于是什么也没有了，就像是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一样什么也不是了，还得重复地去跟那些其他的各路领主打江山。那些部落领主本来是你爷爷的部下，但是现在他们翅膀都长硬了，不再听你这个孙子的话了，你还得跟他们打仗，你想想你亏不亏啊。别的蒙古酋长，他们不懂，他们没文化，我们可是有文化的人。忽必烈，你跟我们学了文化以后可别跟他们这样傻呦～”
忽必烈拍着脑袋说：“就是就是。蒙哥大汗也好，窝阔台大汗也好，唉，都是些粗鲁的武夫。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多亏你们给我想到了。那么你们说，我要摆脱他们这种命运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指点了：“首先，你分封的时候不要挑那些技术水平高的地方，不要挑那些钱多的地方，也不要挑那些甲兵强的地方，而要挑选那些费拉最多、最适合出皇帝的地方。比如说像关中平原，百二秦川，天下形胜之地，这是出皇帝的地方。你把那些有钱的地方、有技术的地方、有精兵良将的地方都让给别的王子，别的王子会感谢你。你要了这个遍地都是费拉的关中平原，好处大大的有。这些地方没有领主、没有土豪可以跟你竞争，所有的编户齐民都是您老人家的。然后你再听我们的推荐，任用一批儒家文人来管理这些地方。千万千万不要再把它封给别人哦，关中以后全都是你忽必烈的地方。别家的王子，隔了几代以后，他自己就只剩下一个朗城了，像可怜的查理曼的子孙一样变成可怜的朗城国王了；而你呢，你直到孙子辈，整个关中平原还是你的。关中平原收来的赋税，你任命文官，全都交到你忽必烈的府上。而且你还有更高明的手段呢，宋人、金人都会搞盐铁专卖对不对，老百姓都是要吃盐的对不对，我推荐一个高人给你，这个家伙的名字叫做王文统，他是一位财政专家，他可以把全领地的食盐都垄断起来。老百姓要买盐，买生活必需品，都得向你的盐务官买，这一下你不是发大财了吗？量他们也不可能不吃盐对不对。你把盐价涨上一倍，刷刷刷，连税务官都不用派，你立马就发了大财了，要金子就有金子，要绸缎就有绸缎。而你那些叔伯兄弟，你那些父亲叔父之类的，他们很傻，他们把他们的领地都分封出去了，结果到头来他们既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也没有丝绸，他们是不是很傻～”
忽必烈就按照他们推荐的这种政策，养了一批编户齐民和文官，养了一批盐务官，养了一批从宋人和金人那里招募来的财政专家。果然，过不了几年，蒙哥大汗还没有死在钓鱼城的时候，他就一跃而成为蒙古诸王子当中最有钱的人。他吃到了甜头，当然野心就更大了。有了这么多钱，他一个人消费不完，他手下的那些巫师、道人和儒家文人学士消费不完，他身边的幕府招揽了很多文人学士，这些文人学士学的都是纵横之术，立刻就开始给他出主意了。蒙古人都是武夫，不会搞宫廷阴谋，而且生性天真粗鲁，给他们钱，给他们礼物，他们就会听你的。而且他们没有心眼，你送了钱让他们替你办事，他们真的会给你办呢。如果你到金国和宋国去跟那些士大夫和宫廷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的狡猾，他们很坏的，他们收了你们的钱也不一定给你们办事。而蒙古人就好在淳朴上面，你有这么多钱，你去收买他们。这样，你们在蒙哥大汗的宫廷里面，收买窝阔台家族和拖雷家族的王公后妃。特别是女人，女人贪小便宜，喜欢漂亮衣服，喜欢珍珠宝石，而蒙古的男人容易听女人的话。他们如果学了我们儒家士大夫的真谛，懂得女人与小人的话是不能听的，就不会这样了；但是他们像世界上的大多数武士，像日耳曼武士和阿拉伯武士一样，喜欢听别人恭维奉承，喜欢在打仗以后让他们的女人恭维他，打仗抢了战利品以后带给他们的女人，他们的女人夸奖他们两句，他们就得意洋洋，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得不得了。这样就好办了，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女人控制他们。女人要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漂亮衣服和珍珠宝玉。打仗的话，今天能够抢到蛋白石，明天不一定能够抢到，今天能够抢到绸缎，明天可能只抢到亚麻布，也可能抢到的东西不是女人喜欢的。
忽必烈王子呀，你用了我们这些高人的高见，你手边不是金银绸缎多得很吗？你给那些王公的后妃打个招呼，说是，美人啊，你如果愿意听忽必烈王子的话，在你们的可汗和王子身边多替忽必烈说好话，让他们也听忽必烈的话，我们每年逢年过节、一年四次、年年给你送绸缎和金银宝器。你丈夫或者男朋友打仗，今天能够抢到，明天就抢不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那是说不准的。就像在澶渊之盟之中宋国的谈判代表对辽国的萧太后说的那样，你打仗是可以的，但是打仗得到的战利品是各位武士拿了；而你们跟我们宋朝谈判，我们宋朝送给你们的钱全都归你萧太后一人。萧太后啊萧太后，你可要放聪明呦，你不要以为你能打就不得了了。你能打，占便宜的可不是你呦，是你手下的那些武士。你跟我们宋人谈判，我们宋国皇帝把大量的绸缎宝贝直接送给你萧太后一人，你爱分给谁就分给谁，爱不分给谁就不分给谁，你可以对你的那些武士取得绝对的控制权，你说这样好不好呀～萧太后就动心了对不对，然后蒙古人的后妃、美女、公主在忽必烈的银弹攻势下也动心了对不对。我按照蒙古人的传统方式给我的四个男朋友下令，谁抢到最好的珍珠或者最好的蛋白石，我就嫁给谁，但是他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抢到的。而我现在根本不用想办法去招惹那些男朋友，我只需要对我男朋友、我爸爸、我哥哥或者我丈夫说一声，下次我们开宗室会议（忽里勒台，就相当于是蒙古的贵族议会）的时候，你们要多听忽必烈王子的话呀。这句话说了以后，忽必烈王子一年四次、每一次逢年过节的时候都给我送绸缎，送漂亮衣服，送珍珠，送各种宝器，我什么都有了。在我的姊妹、表妹、姑妈的面前我很有面子了，每一次都是我穿得最漂亮，我头上的首饰最多。别人的男朋友、丈夫、父亲或者哥哥再能打，也不如我有忽必烈王子这一个好朋友来得好。
于是过不了十几年时间，蒙古的宗王、贵族、宗女身边到处都是忽必烈派来的特工。一多半的宗王和贵族，不是他们本人就是他们的女朋友、老婆、母亲、儿媳妇，都接受了忽必烈的贿赂。这些女人都在他们身边吹枕头风，说忽必烈的好话。结果终于到了关键时刻，蒙哥汗去世了，贵由汗去世了，下一次蒙古贵族会议要选举下一位大汗的时候，于是小小的一个疏支的忽必烈手头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党派，就像是今天罗马的院外活动集团有很多人替桂枝说话、在古代罗马的元老院里面有很多人拿了托勒密国王的钱替埃及人说话一样，在蒙古贵族会议当中有很多人替忽必烈他老人家说话。于是忽必烈的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他变成汗位的一个位居前两名的竞争者了。汗位的竞争者就是他和阿里不哥这两个人，就好像稀拉蕊和川大爷是罗马大统领的主要竞争者一样。两者当中，阿里不哥王子代表蒙古的传统势力，他手下的人是能打的比较多，但是钱不够多；而忽必烈呢，支持他的人都是那些拿了他的钱的人，他的钱比较多，但是打仗是不太能打的。于是，我们都知道后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了。这一次战役跟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战役得到了相反的结果。等于是，在蒙古的内战当中，安东尼和埃及艳后打败了元老院和奥古斯都，于是把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东方专制国家。
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的大汗都是贵族选出来的，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波兰国王一样是选出来的，是贵族任命了皇帝，而在忽必烈以后就不是这样了。他既然打了胜仗，他就把首都迁到了鳖精，任命了很多文人学士，任命了很多像阿合马、桑哥这样的财政官，负责给他搞钱，搞来的钱养雇佣兵，这样他就不再害怕海都、乃颜这些蒙古传统贵族不服从他了。当大汗是很辛苦的，像神圣罗马皇帝和波兰国王一样，像亚历山大一样，要看他手下的贵族和武士的眼色，如果贵族和武士不高兴他，他这个大汗是当不下去的；但是忽必烈这个大汗就当得很舒服了，因为他手下有大量的顺民，他可以用从郝经、刘秉中那里学来的这套编户齐民的技术，用王文统、耶律楚材教给他的这套税收技术和财政技术，他的日子过得像是金国皇帝和宋国皇帝一样的舒服。但是，你做了他的官以后，你就只能做官不能做武士，你的战斗力就渐渐消失了。你发财是发得很舒服，闷声发大财，但是你以后就只能绝对服从大汗的命令了，大汗要你死你就得死，你再也没办法造反了。所以，蒙古的传统贵族就在海都和乃颜的带领下起来造反。乃颜被忽必烈干掉了，而海都始终没有被忽必烈干掉，内亚一带的宗王和贵族就跟着海都坚持蒙古人的传统贵族自由去了。而东亚一带的王公长期以来被忽必烈腐蚀了，就像是安东尼被埃及艳后腐蚀、很多像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这样的罗马议员被康米的钱腐蚀并替康米说话一样，他们就渐渐地变成了桂枝人。
比如说，将来有朝一日搞起了排枝运动，川大爷和保守派说你们不能拿康米的钱，范士丹就要像以前的艾奇逊和罗斯福时代的新政左派一样混不下去，这时候她很可能就会成为桂枝人民的老朋友。她在罗马混不下去，就会跑到鳖精来，初中生和臊子面会盛情招待她，然后她在桂枝过的日子会比在罗马好得多。就像是张五常来到桂枝以后日子过得很好一样，他因为偷税漏税差一点被罗马人抓起来法办，到了桂枝以后他怎么样作威作福都没有关系。杨振宁这样的人在罗马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领退休金的人，到了桂枝他可以娶小姑娘，可以各种作威作福，大家都把他当作大人物。英国人在英国也无非是一个小贵族，没有你作威作福的位置，到了印度以后就可以像黑斯廷斯那样，像波斯王公和穆斯林王公一样作威作福，三妻四妾、珍珠宝贝全都是他的了，过得比英国国王还要富。英国本土的贵族在埃德蒙·柏克的率领下就看他很不顺眼。埃德蒙·柏克弹劾黑斯廷斯，本质上就是奥古斯都要打安东尼、川大爷要收拾稀拉蕊、海都要跟忽必烈作对的同样行动。只不过因为蒙古人已经被腐蚀得太深，所以忽必烈这一支虽然丧失了内亚和西亚，但是在东亚是站住脚跟了。就像是，范士丹将来到了鳖精是可以过她做参议员享受不到的好日子。做议员也是很辛苦的，一天到晚陪着笑脸去讨好选区的这个选民那个选民，人人都是你大爷；但是你如果做了桂枝人民的老朋友，像基辛格那样，要什么有什么。罗马参议员享受不到的各种待遇，你全都能够享受。你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的好日子是卢比奥（Marco Rubio）这种人永远享受不到的。所以，跟着忽必烈到了东亚、跟着他做东亚官僚的人也就立刻享受到了这样的好日子，以后乾隆皇帝手下的满洲官僚也要享受这样的好日子。
但是好日子享受到最后，他们也就丧失了战斗力。等到刘福通、朱元璋、张献忠式的吃人肉的流寇起来的时候，过去一百年前还是英勇善战的蒙古骑士，现在已经脑满肠肥，完全打不动仗了。当时的史书记载说是，他们看到当时的邪教徒红巾军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夹着马喊了一声“阿卜！阿卜！”（快跑！快跑！），一路跑回去了。他们的祖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那是绝对打不下钓鱼城的。他们之所以会搞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的祖爷爷拿了忽必烈的钱，或者说他们爷爷的妈妈是个贪图虚荣和财宝的女人，为了得到珍珠宝贝和漂亮衣服，拿了忽必烈的钱，唆使她丈夫、父亲和哥哥跟着忽必烈消灭了蒙古的贵族会议，消灭了忽里勒台，就像是安东尼得势了以后就会消灭元老院一样的道理，消灭了蒙古原始的部落民主。这个原始的部落民主跟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原始的部落民主一样，就是近代民主的起源。近代民主起源于英国的大宪章，而英国的大宪章其实就是在英国的忽里勒台、英国的贵族武士跟约翰王作对搞出来的。蒙古的贵族武士本来也很可能跟忽必烈作对，不让忽必烈扩张权力，让他像以前的好大汗窝阔台一样乖乖地听贵族的话；但是他们已经被忽必烈的金帛腐蚀了，尤其是他们的女人已经被腐蚀了，于是他们做出了支持忽必烈权力的决定。照圣经上的说法，他们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卖掉了长子继承权。
他们得到了钱，交出了武力，是一个非常目光短浅的决定，因为有了武力你不怕没有钱。奥古斯都打败了安东尼以后，埃及的钱全都要归罗马支配。川大爷如果把桂枝打败了，那么康米用来贿赂范士丹和其他参议员的钱加十倍、加一百倍，全都交给罗马，像凯撒和奥古斯都一样，用这笔钱来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都包养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后来的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就是，用埃及的钱把罗马的退伍军人和吃福利的穷人全都包养起来了。你根本用不着小里小气受贿，你把它全国征服下来都没问题的。相反，你如果放弃了武力而得到钱，现在你虽然得到钱了，你的子孙后代失去了战斗力以后，你不但得不到钱，连命都保不住。而拿了忽必烈贿赂的那些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妻子、王妃、女朋友之类的就上了这个当，他们只顾一时爽。拿了忽必烈的钱，把武力交给了忽必烈，以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就要听任忽必烈的继承人、听任大元皇帝摆布了。像大金国和大宋国的臣民一样，一旦失了宠，也会像是大宋国的宰相贾似道一样，以前虽然是宰相，但是也只能引颈就戮。而海都的后人可不是这样，他们今天为可汗打仗，明天看可汗不顺眼以后就会像日耳曼的封建领主一样随时造反，因此皇上对他们是不能想杀就杀的。然后忽必烈很吃亏，他手下的人都丧失了武德，变成顺民和官僚了，他也就不用费太大精神统治这批人，他本人也自然丧失了战斗力。结果等到徐达的大军打来的时候，他的后代没有抵抗之力，只得狼狈逃走，而他手下的那些已经退化成为官僚的蒙古贵族武士的后代则轻而易举地被刘福通和朱元璋消灭了。
残余下来的一些过去是武将的人，像丁鹤年这种人，他跟明朝末年的冒辟疆一样，他们都是蒙古人带来的武士的后代。最初他们是武士和领主，经过忽必烈这番折腾以后他们也就变成官僚了。第一代人当官僚，第二代人就只能当小官了，第三代人就只能像普通文人一样、像范进一样去中举了。《红楼梦》大家都看过，贾政苦口婆心地说，“贾宝玉啊贾宝玉，你不要一天到晚陪着女孩子去作诗了，作诗有什么用处？又中不了举人。我们的祖先是跟着满洲皇帝打仗才当了荣国公和宁国公的，但是现在已经是天下承平已久，是科举文人的时代了，我们的官职会越做越小啊。你将来要有出息，你只能去应科举、学八股文。你要是学不好八股文，你做不上官，你就别指望像我们的那些马上打江山的祖先那样做贵族了，你只能做徐文长、唐伯虎那样的民间文人了。做了民间文人，你诗写得再好又有什么好处？县太爷随时可以打你的板子。有我在，我活着的时候，祖爷爷的战功还能荫蔽你；但是你的儿子和孙子，祖爷爷的爵位就荫蔽不了了，你就会变成唐伯虎，变成县太爷随时可以打板子的对象了。你就不要再恃才傲物了，不要一天到晚作诗了好不好。求求你了，小祖宗，你就给我学一学八股文吧。”这就是贯穿《红楼梦》的一条主线，就是贾政苦苦哀求贾宝玉你收心吧、好好学八股文的故事。
丁鹤年、冒辟疆他们的祖先跟贾政的祖先是一样的，都是封建领主，但是到他们这一代以后已经没办法了，只能去做文人学士了，而可怜的丁鹤年和冒辟疆也就只能像是贾宝玉那样，一天到晚去作诗作诗作诗。他的诗也是作得很好的，丁鹤年是元末明初最伟大的诗人。但是，蒙古帝国已经垮台了，蒙古帝国变成官僚士大夫以后他们就打不过流寇了，流寇横行，于是大元朝也就跟着垮台了。丁鹤年作为前朝遗民，他对蒙古皇帝还有残存的效忠，自然而然是看朱元璋不顺眼的，所以他就只能去做隐士了，没被朱元璋杀头就已经是他的幸事了。他只能做隐士做遗民，一天到晚作悲愤的诗。“纪岁自应书甲子，朝元谁共守庚申。悲歌抚罢龙泉剑，独立苍溟望北辰。”“庚申”是谁呢？“庚申”是元顺帝，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朝元谁共守庚申”充分地暴露了丁鹤年怀念蒙古统治的一片忠心。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已经不可能兴师勤王了，他已经变成一个文人了。虽然他的祖先曾经是归附蒙古人的内亚武士，很可能是穆斯林，但是到他这一代，他已经是一个读四书五经、作诗的纯粹文人了。所以，他只能够“卖药长安”，凭他穆斯林祖先或者内亚人的医药技术做一个医生，了此余生，赚点医药费，然后业余时间写一点怀念前朝的诗。
然后他的子孙后代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连举人和进士都不是，他的子孙顶多跟他一样做一个医生，做一个官老爷随时可以打屁股的医生。常年不参加科举，他也就会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然后等到大明朝再灭亡、李自成张献忠横行的时候，一个区区草民在张献忠同志的眼里面是什么？你不过就是一块肉而已，我的军队缺粮食的时候我就杀了你，吃你的肉，这就是你唯一的用处。然后，他的子孙就自然而然灭绝了。他们的祖先是英勇的武士，跟蒙古人一起打天下、做封建领主；然后退化成为官僚士大夫做官；做官做了几代以后，像贾政那样，是官早晚做不下去，你必须跟范进式的平民一样去学四书五经、学八股文、参加公务员考试，才能继续做小官；然后再一路传下来，你的子孙后代中间只要有一代人科举不NB了，就连小官也做不上了，然后你就会像丁鹤年一样变成平民了，或者就算你能做上小官，等到改朝换代以后你自然而然也做不成官了，总之你会退化成平民；然后在下一次改朝换代或者天下大乱的时候你就会被吃掉，变成人肉，像颜之推的孙子一样。像李白的女儿就变成农民的妻子，她的这个农民丈夫所住的地方恰好就是日后黄巢把人放进磨盘里面做成肉酱给他的士兵吃、是秦宗权把尸体用盐腌成肉干带着作为军粮所在的地方。著名诗仙李太白，伊朗人的子孙，把《鲁拜集》所体现的那种伊朗的七律诗和近体诗引进到东亚、取代了过去汉魏五言诗的诗歌革命家，在郭子仪和永王他们的幕府里面折腾了一阵子以后，他的女儿嫁给了江淮之间的农民。江淮正是黄巢和秦宗权的战场，他的子孙后代必然地变成了黄巢和秦宗权的粮食，正如丁鹤年的子孙后代多半已经变成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粮食一样。这就是你放弃了封建自由和放弃了武力以后必将落到的下场。
这个罪魁祸首当然就是忽必烈。忽必烈如果不走这一步，蒙古人继续在海都他们那种人的统治下，那么他们会有一种日耳曼式的发展方式。英明能干和英勇善战的大汗蒙哥汗去世了，后来的大汗不给力，然后像海都这样的领主自然而然就会像是诺曼底公爵瞧不起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一样，他会自己出去打仗，自己去征服。大汗的权力像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样沦为虚影，各路封建领主你打我我打你。残存的儒家文人学士就会像是残存的欧洲拉丁文学者一样痛哭流涕：“罗马帝国的盛世不再了，查理曼大帝眼看就要复兴罗马帝国，养了一拨像阿尔昆(Alcuin)这样的文人学士，好像我们又有点希望的时候，然后帝国又解体了。各路不学无术的封建领主根本不要我们这些拉丁文学士，全国人民都不再讲拉丁文了，全世界人民都不再讲拉丁文了。他们讲些野蛮人的语言，讲些什么诺曼语，什么万恶的撒克逊语，什么万恶的波兰语，什么万恶的瑞典语，什么万恶的芬兰语。谁都不来学拉丁语了，大家的语言都不通了，拉丁文的宝贵典籍、罗马帝国的宝贵典籍也没人读了。多么可悲啊！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时代，文明的传人——我们这些文人学士完了，文明也要跟我们一起灭亡了。”
然而，正是在这些不学无术的蛮族的封建的欧洲，封建的骑士在他们的忽里勒台大会——就是英国国会当中产生出了大宪章。是这些封建武士，启动了近代欧洲的自由，把欧洲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文明的欧洲，让拉丁文死去，让各路蛮族的方言——让芬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和波兰语百花齐放，产生了近代的自由和近代文化的空前繁荣。而在东亚，由于忽必烈他们——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东亚的底子本来就差，复杂度就比较差。复杂度比较高的地方，奥古斯都就会击败安东尼，川大爷就会击败稀拉蕊；复杂度比较低的地方本来就是费拉比较多的地方，忽必烈才能击败海都，才能够解散远东-内亚的大宪章的母体，东方的威斯敏斯特，蒙古的忽里勒台。但是，毕竟在现实政治这个层面上承担最大责任的人是忽必烈。东方在金帝国和宋帝国的官僚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垮台以后也一度曾经有过这种可能性：像东平严家、木华黎国王这些各路世侯重新演变出一个封建体系，然后这些封建体系的领主也会渐渐参加蒙古人的忽里勒台，忽里勒台也渐渐会产生出自己的大宪章。这一度是曾经有那么一点点机会的，这个机会是毁在忽必烈手里面的。因为忽必烈做了这件事情，跟着他走、接受他的贿赂、堕落成为官僚的蒙古武士的子孙和内亚武士的子孙，像丁鹤年这种人，最后终于变成了张献忠的食粮，而东亚又一次进入了大洪水和官僚帝国的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