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伊朗黄金时代的内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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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6年11月19日冬川豆主办讲座的录音整理稿。阿姨在此次讲座中深入阐述了外伊朗黄金时代内亚秩序的演变，屡发前人所未发，不仅廓清了笼罩着千头万绪的中亚史的迷雾，也有助于重新理解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感谢整理者xqmxqm、校对者三马兄、配图协力者既-未。

万王之王

我们先在地图上划出一条边界。这条边界从涅瓦河开始，向南沿着联结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水道到达第聂伯河，从第聂伯河一直到黑海海口；然后沿着黑海的北海岸向东延伸，直到高加索山，沿着高加索山延伸到里海，然后通过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间地向东延伸，把线一直划到帕米尔高原；然后沿着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南下，直到印度河沿岸，然后顺着印度河向西南方划下去，一直划到海口；然后沿着印度洋的边界，把这条线一直划到红海和印度洋相交的海角；然后这条线向西，沿着撒哈拉沙漠一直划到大西洋。我们把这条想象的线划出来以后，这条线以西、以北，包括现在的地理欧洲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大欧洲”，就是人类已知文明的核心区；围绕着这个核心区自西向东，是西非、上尼罗河、印度次大陆（南亚次大陆）和东亚大陆，这四个地区是围绕核心区的次级文明；比这更远的非洲南部、澳洲和太平洋群岛以及南北美洲，是最远的边缘区。这就是世界文明从产生到扩张、从中心到边缘的一个基本盘。

内亚就位于核心文明区联结东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的自动旋转门上面，它的区域就是从第聂伯河东岸的乌克兰草原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和柳条边的满洲边沿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作用就是一个旋转门。所谓的内亚黄金时代，就是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巴比伦①开始，到河中地区的帖木儿帝国结束②的这段时间。内亚旋转门是核心区向东和向南输出的地区，也是南亚次大陆和东亚大陆相互联结的枢纽。从西向东、从西向南的输出是不平衡的，基本上是核心向外围的输出。南亚次大陆和东亚大陆的联结，虽然是南亚输出得更多一些，但是交流的性质比较明确。雅利安人的洪水结束了旧世界，西方多利安人——就是产生荷马史诗的希腊多利安人——和进入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所谓“海上民族”③都是这次雅利安洪水的西翼，产生佛陀和古典印度的那些民族则是这次洪水的东翼。洪水的核心地带则产生了居鲁士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也就是波斯，他们产生了波斯语。波斯语的分支很多，包括最古典的阿维斯陀语，以及在东方更加偏远地带的于阗语和龟兹语。汉代史书中间记载的西域诸国基本上是伊朗系民族的最东侧，伊朗系民族的最西侧就是我们所知的占领了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的藩国。

开始的时候，产生阿维斯陀语的波斯人跟古典印度人和古典希腊人其实非常相似，包括神谱和许多重要的词汇，特别是与牛有关的词汇，从这些词汇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们大概是养牛的民族。伊朗是这次入侵的核心地带，但是最后，在现代给人的印象却反而不如西侧和东侧，其实这恰好是因为他入侵了古代最古老的第一代文明——肥沃新月地带、接受了一个现成文明的结果。希腊人和印度人所接管的地带，原有的文明沉淀还比较薄弱，所以它费拉化的程度也比较少，它开始的封建时代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在《罗摩衍那》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史诗中间，可以看出印度人产生了非常接近于后来中世纪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而早期的希腊人也有类似精神。其实入侵巴比伦核心地带的波斯人最初也是这样尚武的、讲究骑士和封建制度的民族，但是他们接管的地带则是腐朽文明已经发展得太久、太彻底，所以以后波斯是雅利安人当中被腐蚀得最厉害的一支。本来他们是最核心的一支，在最初的时候产生的文明是最辉煌的，但是在最后却反而变成了不如东侧和西侧、最没有后劲的一支，这跟后来整个大伊朗地区对文明的创造有很大的关系。

大伊朗地区从波斯开始，到波斯波利斯（位于伊朗扎格罗斯山区的一盆地中，“波斯波利斯”意为“波斯之都”。大流士一世开始建造，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时最终建成，毁于亚历山大军队）、法尔斯（又称“帕尔斯”或“波息斯”，波斯一名即源于此。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均以此区为重心，波斯波利斯即位于此区），一直到木鹿（呼罗珊首府，位于今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河间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到龟兹（相当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部分地区），到八剌沙衮（位于中亚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在楚河附近，比什凯克与伊塞克湖之间）这条线上，给世界首先提供的是三种组织形态。这三种组织形态可以视为是雅利安蛮族入侵巴比伦文明核心地带，两者发生化合的产物。这个化合的形式，有点像是后来日耳曼人入侵高度腐化的罗马帝国以后产生的作用。

第一种制度就是土豪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在两河核心地带不如河间边缘地带来得典型，特别是在东部跟现在阿富汗接壤的地带，所谓的锡斯坦（位于伊朗东南部，北面与南呼罗珊省为邻，东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西面与克尔曼省和荷姆兹甘省接壤，南面濒临阿拉伯海），和东北方向的河中地，就是现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边界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所在的这些地区，土豪封建制发展得特别典型。土豪是当地灌溉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当地的民兵领袖。你如果联想一下曾国藩和湘军的情况，以及华盛顿在北美的情况，就可以大体想象出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他们是统治阶级的最低一层，同时也是平民阶级的最上层。后来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公元224年）和萨珊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公元224年-651年）的基本军队和基本财政结构，都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这几个王朝，可以说封建性是渐次减弱的。最初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他们训练子弟的方式很像是满洲人刚刚入关或者是日耳曼人刚刚到罗马的情形：他们强调他们的子弟应该是勇武的人，同时是只讲真话的人，要训练他们骑马作战、像武士一样生活，但是不需要去学习那些腐朽文明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的那些繁琐技术。这是一个骑士的训练。同时最初他们的武力也是来自于传统的雅利安武士，只把被征服的巴比伦那个系统当作财政上的来源。但是安息王朝就已经有了一些皇家城市，而萨珊王朝的皇家城市就尤其多。像内沙布尔（位于伊朗东北部，公元三世纪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所建）这样的城市，就跟两河地区原有的自由城市是不一样的，它是由君主本人通过把他的被征服人口和俘虏集结起来、人为建立起来的新城。这样的城市在安息时代，安息人、亚美尼亚人和罗马人征战的时候首先开始出现，然后在萨珊一朝才开始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它跟其他的封建领地制度和自由城市掺杂在一起，使萨珊帝国呈现出一种镶嵌画或者百衲被式的局面。土豪在河间地带和伊朗东北部是最常见的，他们为三个波斯人王朝提供了基干民兵。这些民兵在历代波斯王朝的军队中的地位就相当于面包，是最不起眼但最核心的基干部队。等到这些基干部队完全提供不出来的时候，帝国也就没有办法维持了。

第二种人是部落。部落不完全是雅利安人带来的原始部落，但是绝大部分都在语言上、行为模式上和文化上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部落的组织大体上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的部落，理论上讲是一个血缘团体，但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义子和收养者以及各种虚拟的家庭构成的一个团体。部落人口最少的几百人，最多的上万人，甚至达到十万人，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超过这个上限，而且达到十万人的大部落是极少数，通常的部落就是几千人，顶多是几万人的规模。部落长老的收入有可能来自于某些传统牧场或者是诸如此类的部落原先给他的利益，也可能是通过各种合纵连横的手段，在部落和君主国之间达成的某些协议，或者是他跟某些富裕的城市达成的保护协议，或者是跟商业城邦达成的保护协议，得到的额外收入。这里面的重点就是，部落首领所在的这一层可以有部落传统习惯法之外的收入，而普通部落民则一般是没有这种收入的，普通部落民是完全依靠习惯法生存的。

习惯法的体系非常复杂，它可以说是比近代的市场经济更接近于哈耶克所谓的那种通过行为选择而不是有意识设计产生出来的产物，是一种交错纵横的契约网的关系，不仅有空间性，而且有时间性。因为有很多夏季牧场、冬季牧场、游牧道路、打猎地点这些东西，使用都是有时间性的，例如冬季牧场在夏天、秋天可能就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它的使用权是交错纵横的，很像是小猫或者小狗划分势力范围的办法。你如果养过猫或养过狗的话，就可以看出，猫和狗会用撒尿的方法标出自己的领地，标出的领地有空间性，这不用说，但是不仅有空间性还有时间性。例如某一只狗早上在某一个电线杆上撒了尿，那么在这个尿的气味仍然很浓厚的几个小时之内，别的狗不能侵入，侵入了以后就会打架；但是在尿的气味消散以后，比如说它早上撒了尿，中午气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就可以有别的狗来撒尿，标识领土。这两只狗的领土就是相互重叠的，空间上完全一致，但是在时间上相互隔开。同时还可能有猫进来，尽管早上撒尿的狗容不得别的狗在早上侵入，但是另一只猫过来，同样在早上撒尿，那只狗就会毫无反应。游牧民族的习惯法规定的各种产权也是这样错综复杂的。

后来罗马人强调的这种绝对财产权，在最初和最近的游牧民族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产权都是附有各种附加条件的，只有在许多种附加条件同时存在的时候，才能够享有对某些特殊项目起局部作用的那种有限的产权。这些产权从来不排斥其他团体或者是个人在其他条件下享受类似的产权。各种不同的产权相互交错的方式，也就像是不同的猫和不同的狗在不同地点和时间宣示领土的那种方式。这些习惯法通常是不成文的，只有部落长老才能够充分了解，但是它们的复杂程度比后来根据抽象原则制定出来的成文法还要更神圣得多。部落相互维持这些习惯法，以及在部落内部维持这些习惯法，利用这些习惯法分配部落内部的收入，同时利用部落普通成员和部落首领之间的阶级关系达成各种契约的能力，就构成了后来雅利安宗教和法律的基础。这是第二种组织。

第三种组织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就是教团组织。刚才讲到的部落组织，可以明确肯定是雅利安人从里海到乌克兰那个大草原上带来的；封建是领主政治，也多半是入侵者带来的；但是以神庙为核心的这种教团体制，到底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还是原先在两河地带就已经有、只是经过雅利安人改造的，那就不好说。因为原来两河流域在把沼泽地开垦成农田的过程中间，神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种体制很可能是来自于被征服者，只是在被征服者民德衰退到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由征服者加以重新改造以后产生出来的。但是这些都是纯粹的猜测，是没有实证的。我们只知道，至少在萨珊王朝的初年，这种教团结构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教团是经济活动最主要的组织者，也是适用范围最广的组织模式的创造者。我们在萨珊初年看到的这些教团模式，往往是在某些现在被称为是天然气矿的地方，从地下冒出些火苗，然后就可以形成长明灯这样的结构，然后围绕着长明灯就建立起神庙，就是现在俗称的拜火教的神庙。《阿维斯陀》是拜火教的主要经典，跟这一点大概是有点关系的。

围绕着教团产生出两种极端组织，在两种极端组织之间又有各种以不同比例混合的教团组织。一种极端组织就是，虽然教团的主持者原则上讲是神职人员，但是这个神职人员的神性是可以通过血缘来继承的。也就是说，父亲如果是神庙的长老的话，他的儿子一般都是，孙子也一般都是。神庙这个职位像封建领主的职位一样，是世袭的、可以继承的。一般没有这种神圣血统的人，是不能够要求这个特定神庙的主持权力的。像后来产生《一千零一夜》里面那位大臣张尔蕃的那个家族（巴尔马克（Barmak）家族，Barmak之称原为梵语pramukhi“官员”），其实最初就是这个神庙的主持人。他们主持的这个神庙，最初很可能是多神教的，然后可以确定变成拜火教的，然后可以确定变成佛教的，最后变成了伊斯兰教的。宗教是改过几次，但是神庙的主权一直握在这个家族的手里面。

而且这个家族的很多功能——当然就不是现代人所想象的那种宗教功能，而是负责附近整个社会的组织功能——这个组织功能跟古代巴比伦那些开创城邦的神庙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土地的测量和不动产的各种划分方式，以及围绕着不动产的各种税收和资金的流向。等于说，从这个阶级产生出了后来波斯人最自豪的那种所谓的治国之术和财政技术。可以推想，雅利安人刚刚进入文明地带的时候，是完全操纵不了比较复杂的定居地区的财政资源的，他们主要的物力也并不是来自于两河地区的具有水浇地的这种灌溉地带。这些灌溉地带的技术操作，可能就是由当地的神庙负责的。而巴比伦的神庙祭司对当地迦勒底①军事统治者的不合作，对巴比伦的沦陷和波斯人的征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中间的历史缺环相当大，因为萨珊人是只有史诗遗存，而安息人连史诗遗存都没有，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录多半是由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流传下来的，自己的记录非常之少，所以这段历史中间留下的空白点是非常之多的。真正比较靠谱的历史，还要到萨珊王朝的后期才出现。

在萨珊王朝后期，刚才讲的这三种结构瓜分了整个伊朗地区和外伊朗地区。伊朗地区和外伊朗地区的差别不是很大，也就是以木鹿为边界的那条河（阿姆河），把河中地、河外地跟伊朗本土划分开来。伊朗本土，照现在的说法来看，是经过了三轮帝国的轮替，中央集权的成分已经大大加强了，以至于在后来已经东方化的罗马人看来，这样一个帝国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但是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伊朗核心地区，这个帝国也并不是像东亚的秦政那样纯粹郡县制的国家，只是一个郡县制、神庙教团间接统治的地区和各种封建领地相互之间嵌插的地区。

从萨珊朝君主的称号就可以看出，他的称号是“万王之王”，并不是国王或者皇帝。“万王之王”的含义就是说，除他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小王的存在。而萨珊朝之所以推翻安息朝的统治，就是因为他在安息朝统治的时候，自己本身就是法尔斯地带的一个小王，他这个小王通过跟其他藩王的军事联盟，势力逐步扩大以后，西进进入两河流域推翻了安息朝的“大王”，然后自己就成为“大王”或者是“王中王”。显然，他并没有完全取消其他各个藩国和小国，只是把自己王室的一些立功子弟安插到那些藩国去，构成一种各藩国辅弼中央“王中王”的这种结构。而这些藩国连同藩王在胜利以后，通过将俘虏——比如说罗马人、亚美尼亚人的俘虏或者是安条克那些俘虏的市民——强制安置建立新城的方式构成的这些网络，是他最可靠甚至是唯一可靠的军事和财政支柱。其他的军事和财政支柱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完全可靠的。像各地土豪骑士所带来的那些民兵，在波斯军队中显然是占人数最多的部分，这些部分并不是完全受“王中王”直接领导的。只有在“王中王”的威望足够大，或者是能够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战利品、使他们觉得参加战争是有利可图的时候，才能够保证这些土豪骑士的效忠；如果这些都保证不了的话，“王中王”本人也可能会被推翻的。被推翻以后，经常出现的情形就是，由某一个跟他有血缘关系、属于王族、但并不是那个丧权辱国或者是经常打败仗的“大王”本人，这样一个王室的支脉会在土豪骑士的支持下取代原有的“大王”或者“王中王”，建立新的朝代。

教团统治的那些地方是最特殊的。他们看来应该是整个帝国当中经济生活最发达、财政组织最完善的一群，拥有这些规划和拥有这些土地的教团本身是极其富裕的。但是他们自己的财富并不容易被王室所染指，因为由他们产生出来的教士或者博士这些人，在帝国的统治中间看来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跟土豪骑士和王室的直辖领地之间好像是一个三角凳式的平衡关系，他们在废立君主的时候往往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如果他们强烈反对的话，被他们强烈反对的君主候选人是很难登基的。在废立君主的情况下，推翻前朝君主至少要通过这些博士或者穆贝德（mobed，教长）象征性地同意才行，最起码是象征性的同意，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深度的干预。同时他们发挥了中世纪教士的某些作用，就是说，他们是官僚或者说是治国专家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提供的治国技术，比东亚后来的儒生讲究的那些安民之术是要复杂得多的。

跟波斯人强调的治国之术相比，东亚的郡县制国家可以说是非常简陋的，其实也就只有两个系统：第一就是围绕着皇帝的天官系统，包括皇帝的顾问、皇帝的娱乐者、皇帝的巫师诸如此类的人；另一部分就是地官或者说理民之官，就是郡县的各官僚，他们简单地说就是搞编户齐民的，编制户籍，然后根据户籍收取地方的赋税，同时替地方处理一些简单的司法事务。相比之下，他们搞的东西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户籍制度从秦代到明代，基本上都是一个平行的制度，某某户、某某户、某某户，看上去像是马克思所谓的一口袋土豆①，这一户跟那一户原则上讲都是可以替代的。

而波斯人这些治国专家所处理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们可以征税的各种土地，性质上是相差非常之大的。有些是直接征税的，一般来说可以直接征税的那些部分，被征税的对象或者他们的祖先，最初是王室的俘虏，只有这些人才是处在完全没有权利、可以随意征税的状态。但是这样的地区并不是太多，大多数地方都需要通过各种特殊条件。特殊条件的起源并不太清楚，有些可能要延伸到前朝，也会随着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签署新的条约，收取不同程度的费用。另外一些呢，与其说像是收税协定，不如说像是贸易协定和外交协定的东西，经常发生在牧地、定居地带和商团之间相互犬牙交错的插花地，这些地方带来的收入对王室来说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不仅是收入，而且还有某些非常重要的物资，一部分是奢侈品，一部分是重要的、需要进口的军备物资，王室所需要的情报也是从这个来源来的。因此这些所谓的治国专家，他不仅是需要产生出非常复杂的测量土地的技术、各种处理商业和土地纠纷的司法技术，而且需要有外交家的能力和相当于是欧洲处理封建法的那些习惯法家的能力。

可能在中世纪，至少是在罗马帝国产生以前，这些人处理复杂结构的能力，可以说是“CPU能力”吧，应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最强的。东亚和南亚的类似人物跟他们比起来的话，就像是学徒一样简单。后来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征服以后，阿拉伯人流行的说法就是：各个族群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波斯人最大的强项就是产生治国专家。后来波斯人在自己亡国以后，能够对征服者实施部分的反征服，主要也就依靠这种技术。但是这种技术也就是波斯人后来衰落的根源。因为有了这种技术，他们原先赖以取代旧世界的那种骑士精神就渐渐地衰退了，以至于到萨珊后期，在阿契美尼德初期仍然表现得很明显的那种尚武精神和注重诚实勇敢的德性、不注重专业技术的精神，基本上已经完全衰退了。晚期的波斯人很像是被他们征服的巴比伦人，而不大像他们在居鲁士和大流士时代的那些祖先。他们越来越依靠神职人员培养出来的这些文官，越来越少地依靠那些土豪或者是自治城市。土豪在萨珊王朝政治中所占比例的下降，跟萨珊王朝的整个军事实力下降基本上是成正比的。随着河间地区的土豪渐渐退出帝国的废立，来自中亚的新的游牧民族对波斯帝国就越来越占上风了。波斯人的祖先其实原先也是从里海北岸大草原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新来的游牧民族，特别是在塞人、大月氏人都经过以后，来自阿尔泰山地区的新的突厥人的出现，是内亚黄金时代结束和波斯语诸民族走向衰败的一个先声，尽管这个替代的时间还需要长达几百年甚至将近千年。

黄金地带

在萨珊王朝的末期，王室渐渐地越来越依靠他们由降虏组成的那个缺乏战斗力的集团，一方面是他们疏远了教士集团，另一方面疏远了主要位于东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的土豪集团。这些人越来越不愿意向波斯帝国、向萨珊王朝输送武力，越来越愿意跟游牧者和商团开展另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对东亚的历史有特殊影响。它在东亚历史中留下痕迹，最早是在东汉末年，以魏晋时期为多，就是索格地亚那（粟特）商团和草原武士之间的合作关系。索格地亚那商团的一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土豪领主，他们把河间地区的灌溉地带产生出来的农产品和其他的医药和工艺品向世界各地输出，因此他们需要有商团。但是商团的成员不一定全是河间地区的人，包含了很多成分，有些成分是因为参加这些商团的部族有某些土特产——这些土特产可能是像佛教徒朝圣者讲的五盐，是某些工艺品必不可少的材料，例如玻璃制品或者是医药必不可少的材料，像法显这些人看到的出产红盐的山那样——因此这些产地的部族就要凭借他们对产地的特殊所有权或者是某种开发权加入商团。所有权我刚才讲过，是间断性的，不是彻底的所有权。例如某一个部族，他们对某一个产红盐或者是黄盐的山在某一个季节享有开发权，但是另一个部落则可能在洪水季节对产盐的山或者是对运输行业的某些重要交通管道享有另外一种权利，这些权利是彼此之间相互交错的。另一部分人则是长途跋涉所必须要的警卫和武装人员。突厥人开始跟索格地亚那人发展合作，最初就是作为索格地亚那人的护卫武士。

这两种人同时出现在东亚的时候，最初东亚的文官没有把他们区分开来，以为他们是同一种人。一直到唐代的记录，还经常搞不清楚昭武九姓跟回鹘人或者突厥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从西方的记录看来，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是相当明显的。最初出现的突厥人是作为这些商团的保镖，首先出现在历史当中的。他们产生这个作用，很可能跟冶铁工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冶铁工业最初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在欧亚大草原地带：在西部是现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赫梯人运用他们的铁器屡次挫败埃及人；在东方首先是，照佛教徒从那里经过时的记录，龟兹北部的铁山生产出大量的铁器，供应整个西域三十六国①的需要，同时也出口到东亚大陆。大概在四世纪和五世纪之间，铁矿集团的分布发生了变化，阿尔泰山脚下的铁矿产生出了一个新的铁矿经营者的集团，就是后来的突厥人。突厥人、铁勒人、高车人之间似乎有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种族集团跟不同人接触以后产生的不同翻译。②但是无论如何，狭义的突厥部族是从阿尔泰山脚下的铁矿开采者产生出来的。汉文字记录开始出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铁矿冶炼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而且在东西方国际贸易当中已经是重要的铁矿输出者。

照汉文史籍的记录，他们不是消极地等待河间地区的商团来贩运他们的铁矿产品，而是主动地派出自己的推销员向四面八方推销。他们把他们的使团和铁器运到长安，跟北周发生联系并且得到了北周的订单以后，部落内部一片欢腾，说我们得到了大国的订单，总之我们以后国运昌隆，快要发财了。同时，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使臣也到过突厥，他们的目的是跟突厥人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波斯人。这个使臣一路上经过中亚各城邦的时候也就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城邦都有突厥商人在推销突厥的铁器产品。他们到达突厥本土或者核心地带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突厥人是整个内亚地区最主要的铁器提供者。鉴于三世纪的时候至少其他地方还有铁器提供者，所以可以想象，突厥人要么就是发现了品类更好的铁矿，要么就是在铁矿冶炼技术上胜过了前人，以至于他们的铁器推销工作变得很顺利。铁器跟武器是有联系的，能够推销铁器的人通常也就是最善于使用铁器的人，所以他们变成了河间人或者索格地亚那人的武装护卫团体，跟这些商团结成了长期的伙伴关系，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这时，就是在东亚史籍中相当于是南北朝后期的时代，整个伊朗和外伊朗地区的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突厥人跟波斯人结盟，打败了骚扰波斯帝国的白匈奴人（嚈哒人①），瓜分了其领土。但是这个瓜分是很短暂的，照波斯人的记载，突厥武士很快就越过了阿姆河和锡尔河，一直推进到波斯帝国的内部边地，也就是说，波斯帝国瓜分得到的那些土地，实际上是很快就完全丧失了。这个故事的下一步就是，突厥人很快就跟拜占廷人结盟，夹攻波斯。后来萨珊波斯帝国的灭亡，跟这个夹攻是很有关系的。但是从河间地带那些同样是波斯语民族的记载来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是按照萨珊人的记载的话，那么应该是突厥人的武士一直打到他们家门口来了；但是按河间记载和中亚昭武九姓那些人的记载，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被突厥人征服过，突厥人似乎是作为同盟者或者是伙伴，以穿插交错的方式进入了河间甚至两河以南的木鹿和内沙布尔那些城邦的，这个跟波斯的记载完全不同。

考虑到波斯到晚期的时候，它的记载像是汉文史书一样，也充满了恭维王室和讳败为胜的浮夸，也就是说把王室描写成为天朝上国，蛮夷畏服，产生出了很多像科幻小说而不像真实历史的胜利记录，诸如此类，同时蛮夷方面总是失败，但是蛮夷方面的记录则跟它恰好相反，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就是波斯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把他们丧失内亚外伊朗地区的整个过程描写为单纯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发生的过程则是，河间地区的各个城邦和贸易团体觉得波斯的官僚制度太具有剥削性和压迫性，反而不如突厥人是更好的合作对象，因此他们跟突厥人达成了协议，让突厥人来做他们的护卫者，跟突厥人合作，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无血进行的。而波斯人因为过于腐败，已经不可能维持自己原先脆弱的帝国统治，然后就把他们丧失统治、被索格地亚那人赶出去这个过程描写成为纯粹是被更加强大、但是只有武力没有文化的突厥蛮族赶出去的过程。至少照拜占廷使节的描绘，以及从北魏到唐朝中原使臣的描绘，当时的中亚地带，黄金时代最高潮的中亚地带，是一连串各种城邦、各种部落断断续续形成的地带，并没有波斯人描绘的那种成吉思汗式的野蛮入侵的迹象。

而且那些部族和城邦显然拥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多的金币、银币和金银器，这一点在东亚的史籍中留下的痕迹非常清楚。整个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初期，最主要的能工巧匠好像都有波斯语的姓名，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们要么本身就是波斯来的移民，要么就是波斯移民的学徒或者波斯人跟土著通婚产生的结果。同时现有的考古学证据就可以看出，南北朝时代，普通百姓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基本是用布匹或者以物易物，连秦汉的铜币都基本消失了，但是上层人物的墓葬和遗物中间，还留有金银器或者是玻璃器皿。当时的玻璃器皿尽管在埃及和叙利亚并不值钱，但是在中原地区、在东亚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比黄金还难得的，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做。现在东亚地区挖出来的六朝和唐代的玻璃器皿，要么是萨珊系的，要么是罗马系的，所谓罗马系多半就是叙利亚的产品，萨珊系的不一定是现在伊朗地区的产品，也可能是河中地区的产品，但是总之都是外来货，要么是海外进口的，要么就是海外移民进来的商人和工匠在本地铸造出来的。

像梁武帝，本来是南朝最富裕的皇帝，但是大同年间，有一个胡商给他带来了一个大玻璃镜，据史家记载，是晶莹透剔，比珍珠更美丽，皇帝和大臣都很想买下，但是算了一下价格，发现他在位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整个国库都买不下这一个玻璃镜，买了这个玻璃镜就再没有别的钱可供开支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那个胡商打发走了。①这就是玻璃器皿在东亚的价格。但是在西亚，这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埃及人早就会造玻璃了，叙利亚的玻璃是一个很常见的产品。即使是在河间地带甚至是突厥人当中，一般的比较小的土豪，远远达不到可汗这一级，都拥有玻璃器皿，同样他们也拥有黄金器皿。从北魏到唐代，上层人物所使用的黄金器皿都有明显的萨珊式或者是波斯式的风格。这就是这一时期外伊朗地区东向输出文明的产物的一个侧面证据。

从六朝到唐代经过内亚旋转门前往印度的这些佛教徒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波斯人对于外伊朗地区的描绘是不实的。这些佛教徒朝圣者的记载虽然有各式各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根本上相同的，就是这些地方没有一个统一的威权。即使是后来西突厥汗国最强大的时候，它对这些各小邦也顶多是有一种保护人的关系，谈不上是直接统治。基本上所有的旅行者都记载，他们走不了多少路，或者是进入下一个绿洲，就会碰上新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新兴的佛教的，也有比较早的拜火教的和各式各样的多神教的。后来到唐朝初年，在突厥和回鹘人当中传播最广的宗教，仍然是来源自波斯的拜火教，而不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可见是直到唐朝初年，在整个大的内亚地区，波斯人的文化输出仍然是占绝对优势的。突厥人在这个体系当中，最初，至少在语言文化上讲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但他们的军事团体和冶铁技术已经为他们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后这个一席之地会不断地扩大，但是真的要扩大到能对波斯语各民族取得优势，还有待于阿拉伯人的作用。

阿拉伯人消灭萨珊帝国，向河间地带发展，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摧毁了波斯系各民族对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信心。阿拉伯人征服以后的波斯语各民族不再以产生土豪骑士著称，他们给阿拉伯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专门生产文官、财政专家、律法学家，总之他们全都变成了文人。这个过程本身也有很多复杂的成分，但是最关键的节点并不是发生在阿拉伯人对波斯的征服本身，而是发生在阿拔斯人对伍麦叶王朝的颠覆当中。最初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后，把阿拉伯人的部落军事团体安插到主要的重要城市，例如像是木鹿或者内沙布尔这样的城市。这样，原先的土豪除了在河中地区、外伊朗地区还有些残余以外，在伊朗本地就基本上是没有用处了，他们此后在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教团和文官集团并没有消失。有很多理由显示，阿拉伯人对当地的宗教团体并没有进行过多干涉。原先那些由家族掌握的宗教团体在过了几代人以后还在发挥作用；另一种就是跟家族极端不同、由选拔产生的那种宗教团体，经过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入侵以后，有了极大的发展。

这种团体我刚才把它漏讲了。我刚才讲到宗教团体的时候，提到有两种：一种是，神圣的魅力是由家族传播；另一种方式则是，神圣的魅力是由品学兼优的门徒产生，由一种类似共和制的教团组织产生。也就是说，在信教的这些信徒当中，自己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或者是共和政体的组织，他们自己评选出最品学兼优、信仰最虔诚、魅力最强的人，让他来当下一任教主，而教主在代际更换的时候，不由血统，而由类似选举的程序产生。这种形式的教团跟由血缘传递的教团相互交错。两种极端的类型都有，但是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某一个家族经常被选举产生，就很难说这个教团的传统到底是选举制度呢，还是家族世袭制度。伊斯兰和阿拉伯的入侵对波斯本土地区教团的冲击，主要是打击了世袭性的教团，使兄弟会性质的教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时间越靠后，兄弟会性质的教团、具有平等主义和共和主义性质的教团所占的优势就越大。像张尔蕃家族这种家族世袭的教团，在初期似乎是更显眼一些，在后期就日渐减少了。

这些教团在阿拔斯家族推翻伍麦叶家族的革命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萨珊王朝尽管在罗马人看来是高度东方专制的，但是它专制的程度其实仍然是很不彻底的，它保留了很多封建主义的成分，因此它是支离破碎的，平等主义的性质很差；而伊斯兰对内伊朗地区的影响，主要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平等主义方式重新组织教团的依据。尽管兄弟会性质的教团起源甚早，可以肯定，早在穆罕默德以前，波斯语地区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教团了，甚至早期北印度的佛教教团有很多都是受到他们影响的，然后东亚地区的教团又是间接受到北印度和外伊朗地区佛教教团的影响，所以这种兄弟会性质的教团痕迹是相当之重的，道教和佛教都有很多教团，他们的组织形式是从这儿借来的，起源肯定是早于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的乌玛理念（Ummah，指全体穆斯林构成的跨地理、文化、政治边界的宗教共同体）无疑给这种平等主义提供了很大的战斗性。这个差别就在于：早先，伊朗语地区和北印度地区，无论是佛教还是拜火教的教团，尽管有很多是兄弟会性质的，但是他们自己的扩张性或者武力传教的本能都显得不是很强大，他们似乎更多地满足于建立原有的教团，然后以穿插插花的方式向外传播，他们没有把整个地方完全洗平的那种欲望，这种欲望明显是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语地区以后才产生出来的。但是，和很多人的设想相反，它们不是征服者——信奉伊斯兰教的那些阿拉伯人强加给被征服者民族的，恰好相反，是被征服的各个族群在伊斯兰教当中发现了这种东西，用它来改造自己原有的非伊斯兰、非阿拉伯的各个社团，然后反过来利用这种强有力的武器打击阿拉伯征服者，最后把阿拉伯征服者完全打垮的过程。

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在阶级性上有非常大的不同。伍麦叶王朝很像是初期的满洲人，他们想把伊斯兰作为一种特权保留在阿拉伯征服者的团体内部，不想让被征服者接受伊斯兰教。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财政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些人也接受伊斯兰教，那么他们就没有交纳土地税的理由了。穆斯林内部是要交纳相当于慈善捐款这样的税收，这些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孤儿寡妇、战士遗孤，或者做各种善事、慈善功德之类的行动，从这些基金会或者慈善用途的基金当中，统治者本人能够捞到的东西是不多的；但是统治者可以对异教徒征税或者是征取战利品，这样征到的钱就要多得多。伍麦叶王朝主要是依靠异教徒-非穆斯林的供养和军队打了胜仗获得的战利品的供养，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穆斯林越多，他们的日子反倒是越不好过。对他们来说，最好穆斯林就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再加上战士身亡以后留下来的那些孤儿寡妇，最好是不要太扩张，扩张以后对他们在财政上是不利的。土地税的收入比起慈善性的捐款显然是要多得多，尤其是在伊朗语地区，是古代世界灌溉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提供的土地税收入是极多的。

当然，最初的阿拉伯征服者没有能力经营这些复杂的土地财政，因此他们比起原先的萨珊波斯王朝更加依赖拥有“治国之术”的波斯人专家。这些专家有很多都是从神庙组织中间产生出来的，这些人擅长于计量土地，擅长于算账，继承了很可能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就已经产生出来的各种商业法则，他们懂得怎样搞钱，懂得怎样处理各种与经济有关系的、在现在被写进民法典的那些各种关系。而伊斯兰教，最初在四大法学派（马立克、哈乃斐、沙斐仪、罕百里）形成以前，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法规是相当简陋的。从阿拉伯人的最初几个总督，像纳斯尔（Nasr ibn Sayyar）①这些人看来，这种状况没有必要改变。但是被征服者，尤其是神庙集团产生出来的这些文官，他们反倒是比较积极地要改变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在财政方面是很有天才的，他们不可能看不出，如果他们自己的身份由佛教徒或者拜火教徒变成伊斯兰教徒，那么他们所在团体的财政负担就会急剧降低。而同时，因为他们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在伊斯兰教的四大法学派还没有形成以前，他们掌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法，技术困难并不是很大。你只要想一下，苏州士大夫在满洲人征服以后，他们觉得要在满洲朝廷上做官是多么容易、觉得在科举竞争中间很容易打败满洲人和蒙古人的情况，就可以理解这些波斯财政专家和治国之术专家的想法了。

他们的主要障碍就是伍麦叶王朝长期坚持的阿拉伯部族主义。伍麦叶王朝并不是没有虔诚的哈里发，但是为数不占优势，而且他们的虔诚也没有真正落实到政策上。因此阿拔斯王朝煽动反对伍麦叶王朝，以及什叶派煽动反对伍麦叶王朝，本身在阿拉伯人内部是一种宗派主义和部族主义的行动，但是在波斯语各族群眼中却是一个获得解放的极大机会。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原先信仰拜火教或者佛教的社团大规模地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起反对伍麦叶家族的起义，艾布·穆斯林①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所属的军队，在曼苏尔哈里发②已经在库法和巴格达站住脚跟以后，仍然是众所周知的拜火教徒，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似乎是在艾布·穆斯林本人已经死了以后。在东方，广大的呼罗珊地区发动叛乱的居民，大多数在发动叛乱之前都是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他们加入这场叛乱和加入伊斯兰教——他们是集体加入伊斯兰教的，主要动机就是利用伊斯兰的平等主义和乌玛对原有的各地教团输入的这种新的好战性和生命力，把原先的非阿拉伯语居民在伊斯兰的国际主义和平等主义之下团结起来，构成一种反对极少数阿拉伯部族主义分子的阶级斗争。

这场战争的阶级斗争性质和社会运动性质非常明显，而军事性质却非常不明显。本来呼罗珊地区——阿拉伯人所谓的呼罗珊，就是底格里斯河以外的整个广大的领土；从底格里斯河以外萨珊朝的核心领土，一直到遥远的索格地亚那，也就是所谓河中地区，相当于是伊朗和中亚国家、巴基斯坦大部分领土的整个地区，在阿拉伯人看来就叫呼罗珊；呼罗珊以前有其他名称，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后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个地区——在伍麦叶时期发生的宗派性战争，也就是说阿拉伯派和也门派阿拉伯部落之间相互的战争，是打了几场硬仗的，死伤了很多人，在军事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这些宗派性的战争都只算是伍麦叶王朝的内战，没有动摇伍麦叶王朝的整个结构。而推翻了整个伍麦叶王朝、席卷整个呼罗珊地区的艾布·穆斯林叛乱，却没有打什么硬仗。

艾布·穆斯林本人，就算他有一定军事才能，他也主要不是依靠军事才能来打败纳斯尔和伍麦叶王朝的各位总督的，他靠的就是他自己的虔诚。他基本上就是没有进入木鹿和内沙布尔打仗，只是做出了虔诚的表率，他的主要行动是宗教性的、教团性质的，与其说他像一个宗教统帅，不如说他像一个传教士。加入他阵营的人，就可以享受到不分种族和宗派的兄弟之爱，享受到各种平等待遇；而留在纳斯尔旁边的人，不仅是阿拉伯人以外的人享受不到平等待遇，就连阿拉伯人内部都要根据部族和南北矛盾，彼此之间相互掐来掐去。结果，纳斯尔本人好像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在还有能力打仗的时候多半是打赢的，但他在政治上总是失败的，甚至在打赢了以后，他也仍然不得不跟他的对手签署条约，而签署条约以后过不了几个月，他在政治上所处的形势似乎就跟他在打了胜仗以前一样糟糕。而艾布·穆斯林基本上没有打仗，等到他最后胜利进入木鹿和内沙布尔的时候，是木鹿本身的穆斯林把他抬进去的；而纳斯尔基本上是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像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杜鹤宁将军一样，就发现自己在自己的总司令部，四面八方都已经被敌人和叛徒包围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认真打仗，就带着少数随从狼狈逃走，然后在逃走的过程中间一命呜呼了。把革命者艾布·穆斯林送进木鹿和内沙布尔的这些新穆斯林，很明显就是最近才改信伊斯兰教的属于波斯语各个族群的居民，他们通过改信伊斯兰教、迎接艾布·穆斯林和阿拔斯王朝的这件事情，彻底颠覆了阿拉伯人对波斯人的统治。

阿拔斯王朝首先在呼罗珊站住脚跟，然后利用呼罗珊的兵力西进进攻叙利亚，在哈兰打败了伍麦叶王朝的残余势力（750年），摧毁了叙利亚人的势力，阿拉伯人的部族力量就此结束了。阿拔斯王朝的朝廷首先在库法，然后就移到新建的巴格达。巴格达城的地理位置，跟原先萨珊和安息王朝的泰西封差不多只有不到一百米，从地图上看是两个挨得很近的黑点，而它们之间的大臣和军官，最初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波斯。阿拔斯王朝稍稍站住脚跟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在最大的几个行省——叙利亚和埃及，干掉原有的出身阿拉伯人的指挥官。这些人还能够逃得出来的，都像是伍麦叶王朝的末代王子一样，尽可能地逃到西班牙去了，加入了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政权①；留在埃及的那些阿拉伯军官没有坚持多久，很快就被朝廷用非正规的手段干掉了。这些手段有一部分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例如暗杀最大的革命功臣艾布·穆斯林这件事情，主要就是因为他尾大不掉，他立的功太大了。阿拔斯王朝主要依靠呼罗珊人的势力，而呼罗珊人集结起来的新穆斯林大多数在艾布·穆斯林麾下，所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刺杀艾布·穆斯林以后，用罗马帝国式的方式——给这些军人大量发放犒赏的方式把他们稳住。但他们干掉埃及的阿拉伯指挥官的方式就只是纯粹的政变的方式。

等到曼苏尔去世后，《一千零一夜》的男主人公拉希德担任了哈里发。拉希德去世以后把帝国一分为二，东部的呼罗珊留给他波斯妻子的儿子麦蒙①，西部留给他比较正统的妻子的儿子艾敏，然后这两部分之间很快就打起了内战。麦蒙依靠呼罗珊人的支持，很快地就统一了整个帝国。经过这一次革命以后，帝国基本上是变成波斯人的地方了。它在神学上产生的影响就是，高度国际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②占了上风。这一派的主要观点，照现在的很多原教旨主义穆斯林的观点来看，很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古兰经是受造之物，因为理性是上帝-真主唯一的语言，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真主，当然只会使用普遍的语言来对人类讲话，而只有理性才是普遍的语言，因此，阿拉伯语没有必要享有特殊地位；而既然先知本人明确说过古兰经是天使交给他的，而他本人又明确说过他本人也是一个会死的凡人，那么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说，凡人产生出来的东西也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因此，即使古兰经本身也不是权威的绝对来源，权威唯一的来源就是普遍的理性。这是一个连伏尔泰都会赞成的教条。

麦蒙本人赞成这个教条，一方面是受到那些波斯知识分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高兴看到在伊斯兰创教最初一百多年内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阿拉伯教法学家的势力。这些教法学家主要的依据当然就是古兰经和圣训了，他们认为一切法律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古兰经和圣训。如果古兰经本身也是受造之物的话，那么也就是说经、训和教法的权威都要在理性的权威面前低头，只有理性的权威才是至高无上的。麦蒙本人当然认为自己的理性是很正确的，所以他本人作为最高的君主，他说理性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时候，在政治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说，教法学家的权威不是至高无上的，哈里发可以用他本人的解释去推翻教法学家的权威。所以，在哲学上看是最开明、最理性的观点，在政治上讲恰好代表着绝对君主对教法学家所掌握的那种司法独立的侵蚀。因为在伊斯兰世界能够秉持司法独立、能够保护穷人和弱势团体的利益、对抗君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唯一力量——即使不是唯一力量，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力量——就是教法学家，教法学家把古兰经和圣训的地位抬得越高，把教法学家的传统看得越重，伊斯兰法庭的独立性就越强，在位君主干涉伊斯兰法庭审判的能力就越弱。

在这种情况下，麦蒙当然会觉得阿拉伯人的传统部落势力很讨厌，因为部落长老的势力是分散的，他们出于宗派主义，不一定完全愿意听从最高君主的理论。另一方面，教法学家也是令人讨厌的，他们长期研究古兰经，研究律法，结果他们对古兰经和律法的理解很可能跟君主不一样，他们很可能认为古兰经和律法是永恒的，过去是这么解释，现在也得这么解释；而君主出于现实政治的要求，很可能是要求你今年把古兰经向东面解释一下，明年又把古兰经向西面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政治需要是每年都要发生变化的。这样，君主本人的唯理性主义的倾向是不利于伊斯兰法律的系统化和司法独立的，而教法学家抬高古兰经的原教旨主义和强调律法的小共同体主义反而是有利于司法独立和限制君主权力的。

双方之间的博弈在伊朗语世界产生出来的差别就是，被征服的伊朗系居民更多地支持哈里发本人扩大他的个人权力，支持神学上的理性主义，这样实际上就是打击阿拉伯人和传统教法学家的一种手段。可以简单粗暴地说，这是征服者君主和被征服者降虏的一个联盟，因为原先征服者集团的贵族和骑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敌人。他们的胜利造就了阿拔斯王朝的初期，也导致了阿拔斯王朝后期的衰落和毁灭。他们对于阿拉伯部族长老和武士的胜利是非常彻底的，但是对于教法学家则没有取得很大的胜利。阿拉伯教法学家在哈里发麦蒙死后，最终是战胜了哈里发和比较世俗、比较理性主义的君主和大臣，把自己的教法传统维持下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行政方面来看，麦蒙以后的哈里发帝国首先是完全被波斯人产生出来的所谓治国之术专家垄断了，但是治国之术专家垄断朝廷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他们排挤了阿拉伯人的势力，也就解除了帝国原先的武装。呼罗珊人的武装能够维持的时间很短，他们不能跟突厥人的军事团体相提并论，突厥人很快就在朝廷上取代波斯人，变成了禁卫军统领，于是阿拔斯王朝后期的政治结构变成了波斯文官和财政专家为一方、突厥军官和禁卫军为一方的博弈。随着时间的推进，突厥禁卫军的势力日益强大，渐渐地处在凌驾波斯人的地位。这就是后来突厥语居民最终取代波斯系居民、在整个内亚占上风的第一波先声。

突厥人占上风，有赖于一种新的结构的引入，这种新的结构对后来的东亚历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军事兄弟会制度。军事兄弟会制度是一种描述性质的说法，它并不是正式叫这个名称的，但它们是一种有别于传统部落的组织。传统部落带有一定的血缘性质，习惯法的性质相当强。部族酋长凌驾于部族普通成员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他跟其他外部部族或者是跟其他国家君主之间的交易，因此部族酋长在部族内部是半个外人，他的动员能力是很有限的。这样的组织在突厥人担任了各种商队的护卫专家、到各处远征的情况下，就显得有点不够适用。因此，一种更加不强调个人出身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兄弟会制度就要取而代之。

这种制度首先产生的时候，是以义子的方式或虚拟亲属的形式产生的，因为旧的制度不会一下子死亡，新的制度只能以依附旧的制度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生涯，在自己足够强大以后才能够取代旧的制度。所以军事兄弟会新开始产生的时候，像安禄山这样通晓各国语言、对商业贸易相当通晓、同时也有一定军事技术的能人，必须以义子的身份依附于原有的部落首领才能产生出来。因为部落首领愿意用他，但是必须给他找一个名分，从原来的传统上来看，部落首领是只应该用本部落的人当他的武士的，那么这个新人怎么办呢？就只能用虚拟的方式：收养。你尽管原来不是我们部落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部落的首领愿意收养你做干儿子，那么你虽然在血缘上不是，但在法律上已经是我们部落的成员了，我们就可以让你加入到军事团体中。然后像安禄山这样的武士多了以后，就渐渐地喧宾夺主了，首领依靠这样的一群武士，就可以组成那种只讲才能不讲出身的军事团体，而这种军事团体的国际主义性质比原先的部落团体要大得多。

原先的部落团体，因为他依附于习惯法，所以他往往是不能离乡的。例如我在里海东海岸的某一块牧场有不知道多少代传下来的传统权利，可以把这块地方当我的夏季牧场，但是我在八剌沙衮（位于中亚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在楚河附近，比什凯克与伊塞克湖之间）另一个地方又有一块冬季牧场，也是经过传统权利传递下来的，这两块地方，我想我们部落大多数老人，尤其那些精通习惯法的老人是不愿意舍弃的，舍弃了它们，那么那些原有习惯法就没有用了，这些长老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时部族大多数成员也是保守的、不愿意创新的。顺着这条道路下去，我的部族就只能夏天跑到里海海边去，冬天又跑到八剌沙衮去，就在两地之间来来回回。如果我要跑到渔阳去做买卖，或者要跑到黑海南岸去做买卖，或者要到内沙布尔去当雇佣兵，我的部族成员就会不让我去。我这个部族首领如果想要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另外搞一个由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人组成的军事兄弟会。他们原先的出身不重要，他们来自于天南海北，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团结在一起了。

这样的团体就不能够依靠习惯法来维持。他们第一是不大懂原来的部族习惯法，第二是这些部族习惯法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他们的好处就在于浪迹天涯，谁给的钱多，谁给的官大，我们就跟着谁走，变成一种惟利是图的雇佣兵集团。但是从军事技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军事兄弟会的技术能力显然比原有的部族要强。同时他们没有特殊的依恋，跟拜占廷皇帝也好，跟波斯君主也好，跟阿拉伯君主也好，还是跟大唐皇帝也好，他们都可以毫无原则地效忠，只要你给的价钱足够好，比别人的价钱好，那么给你效忠是没有问题的。唐玄宗的军事革命，以及唐代后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整个中原地区的军事革命，都是随着中亚地区的军事兄弟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每一次都比中亚慢了半拍。可以说，首先安禄山这种人的阶级兄弟组成了自己的军事团体以后，然后渐渐脱离了原有的部族组织，变成一个四处兜售自己技能的武装护卫团体，给塔什干的国王或者是给其他什么地方的小王子护卫商队赚一笔钱，然后有机会发现有更大的君主愿意出更高的价钱给自己赚钱的时候，又投到这些君主的门下。阿拔斯王朝后期的军事组织和唐代后期、五代和北宋前期的军事组织，全都是中亚地区这些军事兄弟会的后代。

落日余晖

这些军事兄弟会的种族是非常混杂的，有些是昭武九姓，也就是索格地亚那人，有些是突厥人，有些是其他来源。宗教信仰也是千奇百怪，他们好像是什么宗教都可以信仰，无所谓的，只要能够讨他们的雇主喜欢，如果他们在为伊斯兰教君主服务的话，多半最后也会改信伊斯兰教。但是阿拉伯人的史学家和波斯的史学家也可能是出于失败者的愤怒，把他们描写得相当丑陋，把他们描写成为那种，无论他们表面上说他们信仰什么教，或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哪一个教派，其实他们真正贪图的无非是黄金、果园、美丽的女奴，总而言之是贪图雇主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赏赐，只要给了他们赏赐或者是有利于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赏赐，那么信什么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原来阿拉伯人非常赞赏的那些高个子、金头发、膀大腰圆、长相非常好看、也就是菲尔多西①在《列王纪》中描写的那些波斯武士，在战场上是斗不过这些自称是突厥人、但其实不一定是突厥人的军事兄弟会的。

这些军事兄弟会发动的军事革命，把整个中东和东亚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完全改变了。他们首先是通过突厥禁卫军向哈里发索取赏赐，最后就直接推翻了哈里发，产生出他们容易控制的年幼的或者是软弱的哈里发候选人。这种变化导致了哈里发帝国的分崩离析。哈里发帝国分崩离析以后，强大的藩镇，像是布韦希王朝①、萨曼王朝②、哥疾宁王朝③这样的君主，分割了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而这些帝国无一例外的，要么他们也要像哈里发帝国一样引用突厥人的军事兄弟会来保卫自己，要么他们自己就是禁卫军建立起来的突厥王朝。在波斯文化势力最强大、经济最发达的河间地区，最初产生的还是萨曼王朝，他们是波斯性质很强的。现在波斯人当作民族史诗的《列王纪》和其他名著，其实不是产生在波斯本土，而是产生在外伊朗，就是河间地区。萨曼王朝在伊斯兰史籍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叫做“离开了萨曼家族，连树都不肯好好生长”，就可以看出这个王朝的君主是非常开明的，他们乐于奖励文学和艺术。而文学和艺术的承载者往往是波斯语的诗人和学者，所以他们是波斯语文化的一个重要传递者。但是即使是他们，在他们的军事组织中也要大量引进突厥和杂胡。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后来往往都被归到突厥人名下，因为突厥人好像是在组成它们的各个集团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而且由于突厥语在后来占了上风，差不多统一了大半个中亚，所以历史学家用后来的情况追溯以前的情况，往往把以前其实并不是说突厥语的很多河间地区居民也都算成了突厥人。

他们的主要优势除了在军事技术上没有偏见、能够引用新的技术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理性客观中立性质。这个理性客观中立性质搞到最后，不仅使他们占据了禁卫军的职务，而且使他们在原先波斯人把持的文官系统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因为公务员制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性客观中立。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公务员是不偏袒任何阶级，不偏袒任何城市、任何部族，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绝对中立的。请问什么人能够保持绝对中立呢？答案是，他们必须是外来人。如果你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人的话，那么你在这个社会内部肯定有各式各样的关系网，因此，如果你是社会内部有机共同体产生出来的精英的话，那么你不可避免地要具备一些土豪性质，而土豪性质就要使你不公正。华盛顿将军和李将军肯定是要偏袒弗吉尼亚老乡的，否则他就不能叫做土豪。

波斯人产生出来的土豪——河间地区的土豪，他们的乡土性还是有的，尤其是在费拉化程度比较差的河间地区，他们的城市出身是非常重要的。你从昭武九姓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姓对应的都是一个特定的城邦。他们对原来那个城邦的忠诚，即使在几代人都离开城邦以后仍然保存着。像迁居敦煌或者是东亚内地的那些姓康的或者是姓安的索格地亚那商人来说的话，他们很明显已经根本就不打算回到中亚地区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仍然通过他们的姓氏和祖籍，形成单独的特殊团体。而北朝和隋唐帝国为了处理这些团体，不得不根据他们原来的传统设立像萨宝①这样的官职，跟原先的郡县制不同的官职，来安抚他们或者是羁縻他们。但他们担任了这些官职之后，仍然坚持强有力的属地主义或者是宗派主义的特点。某一个姓氏的人担任了这个官职，通常就会把这个官职传递给他们的子侄，而不会传递给其他城邦或者姓氏来源的同样是中亚人的其他人。

这些人在萨曼王朝和其他波斯语王朝当官，自然也就免不了把他们足够客观中立的性质引入原先的“治国之术”去。所以在后来像尼扎姆这样的在塞尔柱突厥当权、但是在文化上基本上是波斯人的大臣看来，当时在外伊朗地区最先进的机构其实还不是文官机构，而是禁卫军。禁卫军的好处是什么呢？照尼扎姆①的说法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是五湖四海的国际主义者。在他看来，最优秀的君主甚至不是萨曼王朝的君主，而是阿富汗的哥疾宁王朝的君主，因为这些君主搞出来的军队，像安禄山的军队一样，国际主义势力最强，他们来自于普天之下的各个部落，没有任何一个部落能够自夸说是这支军队是我们本部落的军队。而在阿拉伯征服的初期，这个特点是非常明确的：征服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军队，就是也门人和北方阿拉伯人的两支军队，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往往比对敌人的仇恨还要大。哪一支军队是哪一个部族组成的，壁垒分明。先打下某一座城市，然后他们死也不会让另一个部族组成的另一支军队来占领。即使在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成立以后很久，原先控制城市的那些阿拉伯家族宁可把这些城市交给犹太人或者是其他异教徒来管辖，也绝不会交给他们的敌对部族。波斯人在这方面就比他们好得多，但是最优秀的还是由突厥人和其他乱七八糟、出身不明的军事冒险家组成的禁卫军。

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如果交给波斯行政长官来管辖的话，国际主义性质和公平性质就要比阿拉伯部族要大得多，收到的税收要多得多；但是如果它被交给了突厥禁卫军的话，那么它的国际主义性质是最突出的，任何人只要有才干，都能在突厥禁卫军中发迹，所以它的效率是最高的，办事也是最公正的。尼扎姆尽管在文化上讲是一个波斯人，但是他佩服波斯人文官的程度好像还不如佩服突厥人的禁卫军，因为任何一个优秀公务员，他最佩服的，一是公正，二是理性，三是效率，这三者都要求无根的才子，无论这个才子是搞文的还是武的。其实文武之间的区别是个技术性的区别，而客观理性公正才是政治德性上的区别。

突厥禁卫军，可以说，从专制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理想的公务员。伊斯兰世界引进突厥禁卫军的过程，很像是现代西方世界引入公务员制度的过程。引入了公务员制度以后，你就得到了一批理性客观的公仆，不会再受原来的土豪和豪强、各种宗教和教派的影响了。但是与此同时，潜入国家机器内部的专制主义和福利主义暗中就上升了一层。萨曼王朝灭亡以后，内亚地区的政权最终完全转移到突厥禁卫军手里面，因此平等主义的性质就更深了一层，同时原有的各城邦的特殊主义也就相应地更降低了一层。当然这个降低是相对的，相对于波斯本土和东亚来说，河间地区的多样性还是要比它们稍微多一点。直到蒙古征服前夜，从花剌子模诸沙帝国的征税制度你就可以看出，它对于自己花剌子模老家的税收制度是一回事，对于河间地区各个结盟城市的税收制度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些结盟城市尽管在地图上讲是被划在花剌子模帝国内部的，但是他们原有的灌溉系统和土地管理系统产生了自己的土豪，仍然是只有这些土豪才最善于经营本地的税收机器，花剌子模政权需要任用这些土豪当当地的收税官，实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收税制度。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城市的性质。

蒙古人的征服对这些自治城市作了进一步打击，消灭了它们大量的人口，也打乱了它们原有的灌溉系统。因此蒙古人以后产生出来的各个新的政权，就不如萨曼王朝和花剌子模帝国那样尊重河间地区原有城市的自治权。这是内亚地区历史向下转折的一个重大的关口。但是即使是到帖木儿帝国时代，帖木儿本人，第一是对撒马尔罕是采取特殊政策的，第二是对喀布尔、哥疾宁、八剌沙衮各地的领地仍然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封建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有很多地方是专门保留下了封建领地，是封给他自己的子侄的，而他自己的子侄做了当地的领主之后，要想站住脚跟，则必须在当地的各大家族和自己原先出自帖木儿家族的各个亲族之间搞好平衡，如果平衡搞不好的话，这些封建领地本身仍然会发生政变，同时领地的继承人仍然要考虑帖木儿家族内部的宗族关系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平衡。帖木儿帝国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内亚地区古老的多样性留下来的最后一点点回声。

从萨曼王朝到帖木儿帝国的这整个过程中间，大体上讲，就是原有的在萨珊朝时期仍然在河中地区居于统治地位的土豪领主和商团势力日益衰竭，最后变得只剩下一点影子的过程，同时也是号称突厥人的军事兄弟会势力不断上升，最后不仅在军事部门，而且在文职部门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每一个新的征服者都应该负一点责任。尽管后代的伊斯兰的编年史学家往往把一切责任都算在帖木儿本人身上，但帖木儿本人起的破坏作用好像也不比以前的喀喇汗国①或者是哥疾宁王朝来得更大一些。基本上是，每一次发生改朝换代，新朝代的突厥人性质、浪人性质、雇佣兵性质都会比原来的朝代更深一层，波斯人占据的政府部门都会比原来更少一些，同时城邦和地方的势力也会比原来更削弱一些。

帖木儿的征服尽管被外伊朗地区的很多人痛骂了几百年，但是他所派出的总督通过军事承包制度和包税制度，仍然还是保留了没有被他完全摧毁的原来一点地方自治的残余。其实包税制度本身就是对地方多样性的一种承认。元代对中原地区实行的包税制度受到儒生的一贯反对，其实它跟儒生比较习惯的那种编户齐民制度相比，实际上是更多地保存了各种地方多样性的因素。如果你采取包税制度的话，在扬州这样的贸易口岸就可以包一个很高的税值，同时在比较贫瘠的地方，例如在德州或者山东其他地方，你就可以定一个很低的数目，这样的体制相对而言是不那么僵硬的。而且包税商本人所征到的税收不一定是直接从居民身上得到的，很可能是通过他本人的经商或者是跟当地的商业寡头达成各种协议，通过对当地流通的商品间接征税而得来的，也就是说，不一定需要把负担安插到每一个户籍居民头上。

而后来明代儒生实行的那种税收制度就等于是一种僵硬得多的制度，某一个地区的税收在建国初年固定为多少丁额以后，长期都没法改变，无论当地的经济发展形势可能是更繁荣，也可能更衰落，但是国初定下的税额很难改变。同时税额是直接摊到每一户身上的，所以中间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如果某一户太穷的话，即使是非常轻、非常少的一点税都可以让他破产，完全维持不住；同时比较富裕的人，尽管有能力交出更多的税，但是在这种税制之下没办法向他要钱。负责征税的地方官府没有办法通过金融手段或商业手段，在“纳税难”区域和“纳税易”区域之间来回进行调节。而包税制是从中亚产生出来的，它比较适合于中亚，哪怕是相隔几百里，经济形势就非常不同。例如在撒马尔罕以西的某些灌溉农业地带，有产量非常高的农庄，有些农庄甚至是萨珊君主本人的私人产业，后来被阿拉伯哈里发继承，以后又变成历代君主的私人产业了，性质跟其他地方不同。仅仅是这些产量非常高的私人果园和农庄产生出来的税收，就足可以替整个省份付税，因此可以减轻甚至豁免掉整个省份的税收负担。这样的事情在郡县制度和编户齐民制度下都是没法实施的，但是在河间地区的包税制度之下是可以灵活处理的。

但是经过历次的征服，每一次征服都是来一次新的破坏。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来了以后，河间地区过去有很多，一个精耕细作的果园地带就可以替整个省区纳税的这样的地方，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长春真人西游记》就记载了丘处机在河间地带居住的时候看到的惨状，他说，山中都是被打散的盗匪，还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原先河间地带的居民，现在剩下了不到四分之一。①原先享有巨大交税能力、而且能够通过金融手段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缓冲的那些商团，已经破产或者消失了一大半，原先那些精耕细作的果园也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如此，成吉思汗留下来的蒙古诸领主拥有的资源，仍然比帖木儿时代拥有的资源要大得多。帖木儿的征服，等于是把成吉思汗的征服没有破坏的那些东西又重新洗荡和破坏了。原先剩下的东西，在他和他的子孙统治之下，也就是撒马尔罕、布哈拉这几座他特别宠爱和保护的城市还保留了原先的特权和生机，之外的很多地方已经变成盗匪横行了。在强有力的军事强人的统治之下能够做到暂时的盗匪匿迹、好像是社会治安很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是依靠军事恐怖主义维持的，时间也不长久。而且这样的总督多半会引起最高君主本人的猜忌，如果他不很快就篡位的话，自己也会死于非命。死于非命的结果，随着他的下台，道路上又会充满了盗匪，治安又会变得很差劲，税收又会维持不上。帖木儿时代以及帖木儿去世以后的波斯语史官，在他们留下的记录中间充满了这样的哀鸣。他们非常清楚，波斯人在艺术和学术上领先于全世界、以至于可以使全世界忘记他们军事低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受制于突厥人和蛮族，甚至在他们最自豪的点缀文明的各种艺术方面也渐渐落到了下风。西北部的大不里士这样的地方被土耳其人一再地蹂躏，东部和东南部则被帖木儿帝国一再地蹂躏。

直到萨法维帝国①建立，波斯语地区就没有产生出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中央政权，而萨法维王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教团组织。在蒙古人和帖木儿帝国造成的一片混乱当中，唯一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能够跟军事兄弟会并驾齐驱、不断扩张的组织，也就是教团组织。而且这些教团组织，在早期还比较多样化，在晚期，苏菲主义的成分就占了压倒优势，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优势。苏菲主义在中亚的意义很像是禅宗在东亚的意义：第一，它是平等主义的，因此强调简易，平等主义的程度比原先伊斯兰派各教派更大；第二，它是神秘主义的，强调个人冥想，因此学究式地做学问在这些僧侣看来变成是多余的了。这两个特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费拉化。因此，十四、十五世纪时期的内亚，宗教兄弟会-教团和军事兄弟会-禁卫军势力不断扩张，原先的各种多样化组织，像是分化完善的正常细胞被癌细胞吞噬一样，渐渐地被这两种组织吞噬，变成了一统天下。

帖木儿帝国尽管破坏者的成分很重，但是他原先出于偏爱，还是保留下来一点点残余；而在帖木儿的子孙完全衰亡、昔班尼人①和乌兹别克牧民横扫过来以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这些城市最后的辉煌也就结束了。昔班尼人和吉尔吉斯人愿意保留的唯一一种先进技术，就是冶铁技术、刀剑铸造技术和后来才引进的火炮技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的中亚，唯一还能领先于全世界的技术，也就是他们用进口钢铁铸造刀剑的技术和铸造原始大炮的技术，这是他们唯一残存下来优越于世界的东西。而波斯人萨曼王朝时期曾经使河间居民感到骄傲的那些律法学、医学、各种工艺技术，都已经找不到痕迹了。最后在俄罗斯人征服中亚的时候，那三个汗国（浩罕、布哈拉、希瓦）能够使俄罗斯人感到惊讶的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样原始的地方居然还能够有优秀的军械厂，而且造出来的大炮和武器跟俄罗斯人自己造出来的武器没有明显区别，甚至有些质量还更好。

在突厥化战胜波斯化的过程中间，原先种族倾向并不是很明显、甚至是已经接受了伊朗语的某一个分支的很多种族，都在语言文化上接受了突厥语。而波斯语的衰亡和突厥语的流行，本身就是内亚地区整个经济和政治形势恶化过程的一部分。等到最后萨法维王朝和俄罗斯人彻底瓜分了伊朗地区的时候，伊朗语本身的地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朝廷本身要么是讲突厥语的外国人（萨法维王朝君主及其“红头”教团武装都是阿塞拜疆突厥人），要么是俄罗斯人，而这些朝廷比较先进的技术人员本身也是外来的。朝廷如果还有什么忌惮的话，那么他们就只忌惮两种人：一是仍然穿插在各帝国周边不断流动的游牧部族；二是信仰虔诚和狂热，由于高度平等主义和高度团结，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教团组织。这些教团组织有能力发动叛乱，甚至能够把他们自己选出的依靠宗教虔诚和仲裁力量、而不太依靠军事的领袖送上宝座。萨法维王朝有一半都要依靠这些教团组织支撑。而正是类似的教团组织，在汉志和阿拉伯半岛产生出了近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国。①

但是从伊斯兰教本身的角度来看，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刚刚皈依伊斯兰教不久的波斯语学者，在教义教法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但能够跟阿拉伯语的学者竞争，甚至能够凌驾于其上；到苏菲主义盛行以后，尽管朝廷变得非常尊重教法学家，甚至在二十世纪初叶通过的波斯宪法中还有这样的词语：“一面要保佑国王陛下安康，一面要保佑教法学家日益繁荣，人数日益增多”，但尽管在这样全社会崇拜的状况下，教法学家仍然产生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最后的几个世纪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凋敝时代，甚至也是伊斯兰教教义学和教法学的凋敝时代。苏菲派产生出了强有力的神秘主义传统，但是神秘主义传统是很难言传的，有很多东西就是像我们后来见过的气功一样，是只能口传，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能记录下来。其实东亚的气功，有很多都是通过直接间接方式、运用苏菲派的口诀传入的。苏菲派在伊朗，尽管原先创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人神融合，但他们对宗教和学术产生的主要结果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比较神秘主义的、外人没法理解的口诀和心法，取代了非常讲究逻辑和文法的教法学和教义学。结果，无论从阿拉伯文化还是波斯文化的角度来看，教法学和教义学应该是学术的繁荣时期，而口诀和心法则是学术的衰敝时期。苏菲主义最后的盛行，等于是为内亚的落日余晖涂上了一点点象征性的反光，以后内亚就要进入长期的黑暗之中。

正本清源

问：如果用五分钟时间概述本次讲座的内容，您会如何浓缩内亚黄金时代的格局和线索？

刘仲敬：很简单，内亚本身不是个单独的单位，它是文明核心区向文明边缘区输出、和文明边缘区相互交流的一个枢纽，所以它面对西方和面对东方和南方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对西方是持续不断地输入，形成镶嵌性结构，后来居上，但是原先的结构并没有消失，越往后，后来的结构就越是叠加和镶嵌入原有的结构当中；对东方则是瀑布式的倾泻，基本上是从高地向低地流淌的这种结果。随着文明核心区的核心从两河地带移向地中海西部，然后再移向大西洋沿岸，西部的输入越来越少，相应的，向东部的输出也就越来越难以为继。最后等到这个输出从陆路移动到海路以后，内亚旋转门就等于是整个作废了，失去了旋转门作用的这片区域变成被各方同时抛弃的一片荒土。

问：口诀与心法对宗教有腐蚀作用，为什么藏传佛教密宗会成为晚期内亚的文化中心？

刘仲敬：佛教在晚期内亚是谈不上文化中心的。东亚的史籍对佛教的作用有一定的夸大，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初年的这个最盛时期，他们在内亚地区都谈不上是文化中心，只能说是在波斯语地区流行的各种宗教当中的一种。它的主要作用应该就是把伊朗语地区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教团组织，以佛教、道教和基督教——也就是景教派的形式输入到东亚。但是即使在这个输入的过程中间，它们跟拜火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基本上是平行竞争的，并不是垄断地位，很难说它们在当时是中心。晚期内亚的核心很明确是伊斯兰教，佛教只有在西藏一隅还保留着，基本上已经是退守的态势了。

问：陈寅恪能够认识到内亚与东亚的真实关系，更依赖于本人天赋还是更依赖于教育和训练？

刘仲敬：基本上是见多识广的结果。他在出国以前没有什么特殊认识。他的认识一方面是得益于晚清重视西北地理——也就是说重视内亚的这种风气，而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国门大开、敦煌学之类的学术引入的一个结果。他主要的东西还是他在德国和中欧游学以后，从德国人和俄国人那儿学到的。

问：萨珊文化与印度文化对支那和支那地域内的蛮族输出过怎样的组织模式？各地受两种文化的输入比例不同是为什么？

刘仲敬：萨珊文化通过印度和南洋传入广州、然后通过广州越过赣江进入建康是一条路线，通过中亚移动到平城、再从平城进入洛阳是另外一条路线，两者的风格是不同的。如果你仔细察看北魏平城那些佛教雕塑或者是北魏达官贵人的墓葬就可以看出，他们比较昂贵一点的器物，无论是金银器还是玻璃器，其实都有很强烈的萨珊风格。南方的类似器物当中，萨珊风格虽然也是占多数，但是罗马风格就占据了比北方要大得多的地位。可以合理地说，当时的东亚大陆是几个输出区域。一条路线就是后来的天可汗道，或者叫做回鹘道，也就是唐朝中后期吐蕃遮断西域以后、丝绸通过回鹘路线输向西域走的这条路线，基本上是从灵武出发，向北移动进入蒙古高原的这条路线，就是过去战国时代所谓的云中道、在唐朝突厥酋长把它变成天可汗道的这条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平城，把现在的山西或者是晋语文化区熏陶成了一个内亚特殊区域。另一条线路从龟兹通向关中，在关中制造出了另外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照汉志史家的记载，就是杂胡特色比较浓厚，而平城洛阳那个区域鲜卑特色比较浓厚。它们虽然都有浓厚的佛教因子，但是关中那条线掺杂的拜火教和景教成分明显更多一些。这是第二个输出区域。第三个输出区域就是广州-南洋向江州、建康移动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广州是最强的；在赣江沿岸留下了一系列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不断发展，在唐朝前期则构成了洪州建立和赣江沿岸开发的基础；最后传到建康以后，对南朝的佛寺建筑留下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南朝接触的输入是不如北朝的。可以合理地推断，当时海路的地位仍然没有办法跟陆路相比。

问：假如安禄山率领的幽燕杂胡集团在中原两京站稳了政权，那么内亚-东亚二元体系的历史格局会如何演化呢？会不会返回到南北朝黄金时代？

刘仲敬：基本上没有影响。无论灵武还是渔阳，都是来自河中地区的武力集团。灵武本身就是蛮族通过回鹘道进入中原的一个孔道，而卢龙地区基本上是敦煌的一个次级中转站，内亚的各类杂胡则以敦煌为第一个主要的聚居地。而安禄山招募的那些雇佣兵集团，实际上主要的成员，包括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都不是从中亚地区直接来的，而是在敦煌定居的这些胡人的二代、三代组成的，所以他们与其说是蛮族，不如说是凉州地区已经部分地接受了唐朝文化的这些二代或三代组成的一个雇佣兵团。唐人一定要把他们说成是蛮族，甚至把他们说成是部落民，多少是带有污蔑性质的。也就是说，很多历史学家主张的“唐代中叶以后，边患从西北转向东北”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谓的东北就是指的河北平原、卢龙节度使这一系，跟代表西北的朔方军系统来源基本是相同的。

问：您如何看待波斯的诺斯底主义及其影响？

刘仲敬：诺斯底主义在叙利亚的影响恐怕比在波斯更大一些。波斯人接受诺斯底主义的虽然有，但是时间要短得多，维持传统的延续性也不如叙利亚和埃及。他们可能对后来的苏菲主义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多数苏菲主义者是不高兴接受太过于复杂的灵知主义系统的。他们愿意接受的部分可能也就是强调最高存在的精神性的那些部分，但他们要达到的目的跟诺斯底要达到的目的恰好相反，诺斯底是要把中间那些层次弄得非常复杂，这恰好是他们非常厌恶的东西。

问：丝绸之路是谁率先打通的？汉朝是否存在过向外的秩序输出？

刘仲敬：丝绸之路并不存在，因为丝绸从来不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而且内亚到中原地区的这条贸易线存在的时间比汉朝输出丝绸的时间要早得多。应该说张骞和汉武帝不是开创了这条道路，而是利用了本来就存在的道路，并且用政治军事手段对这条道路上原有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武断干涉。这些干涉的结果对中原地区的经济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从灵武通过赵国通向洛阳的那条道路，很明显在战国时期一度是主要的交通路线，曾经压倒了通过关中进入中原的那条道路。这种绕道现象跟商鞅变法很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秦国产生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前，通过塔里木盆地东向输出的那条道路似乎是更加重要的。

问：为什么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理性主义最终会衰落？

刘仲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是高度依赖宫廷和中央集权的，他们是跟哈里发站在一起、跟各地的自发秩序作对的力量，所以在哈里发的朝廷没有能力再支持他们以后，他们在比较土鳖的小共同体当中找不到足够的支持者。

问：从无文时期到近代，外伊朗地区和赣越地区的联系在地理上是如何实现的？是通过海路还是陆路？以及陆路的路线是什么？

刘仲敬：通过海路。波斯语地区的商人开辟这条路线的时间似乎相当早，可能从东汉晚期就已经开始了。赣江是这条道路的主要依托。走赣江路线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海路是到广州为止的，长江下游缺少像样的港口，不是主要的贸易口岸。尽管魏晋南北朝时代广州是极度繁盛的，但是现在的福建沿海地区基本上是荒芜的，闽江口那个口岸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性质，只是南北来往的一个补充淡水和其他物资的中转站，而长江口现在充满良港的地区，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据点。南方的珍奇货物是通过赣江一路北上，在江州集结，然后东向运往建康的。当时有记载的主要宝器，差不多都是顺着这条路线走的。而记载下来有姓名的商人，例如安姓、康姓之类的巨室大贾，基本上也是沿着赣江一线分布的。陆路似乎并不重要，当时除了赣江一线的水路以外的其他地方，似乎是没有开发、处在蛮族统治之下。但是宗教教团的存在很可能为这些蛮族的组织提供了很多启示，即使没有直接通过例如天师道或佛教或景教的传播这种方式使远离江口的山地蛮族受到影响，至少也通过他们的存在为这些蛮族的组织提供了很多灵感，使他们后来的组织在模式上不同于以前。

问：犹太教与巴比伦等其他古代宗教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您说牛顿受秘传哲学的影响？

刘仲敬：成型的犹太教显然并不是在亚伯拉罕时代成型的，而是在巴比伦之囚时代成型的。犹太教有强烈的学者传统和把自己的传统不惜代价流传下去的这种危机意识，很明显是在但以理的时代、在巴比伦之囚时代形成的，在第二共和时代和圣殿重建时代基本凝固，以后在这几千年都没有明显改变过的。在这以前，犹太人还更像是一个迁居不定的蛮族，他们经常是改奉异教，至少是受到了改奉异教的诱惑，对自己传统的神圣性和自己传递传统的使命的神圣性并不像后来那样深信不疑。至于牛顿，基本上所有的中世纪所谓的神秘主义传统，最终都要归结到犹太人和巴比伦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神秘学者，只要他们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以后，最终都要回到从巴比伦到犹太的这条线上。

问：吐蕃作为更加边缘的文明地区，在八世纪能够越过巨大的地理障碍、一度占领内亚东部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事件是否造成了长期影响？

刘仲敬：实际上吐蕃人的卷入跟索格地亚那地区反对阿拉伯征服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实际上唐朝是阿拉伯征服的一个重要的帮手，因为这些地方的那些小邦国在对付阿拉伯人的强大势力的时候是需要有外援的，而他们经常引入的外援是西突厥和突骑施人，而每一次他们在快要胜利的时候，唐朝都会从东面对突厥人或者突骑施人进行打击，把他们的势力打散，因此使他们快要达成的胜利化为乌有。从河中的角度看，唐人不断给他们最好的护卫拆台。吐蕃取代唐人以后，这个问题不复存在。吐蕃的占领并不干扰中亚小国内部的结构，跟他们最需要的护卫差别不大。本地人没有理由反对保护者，直到保护者自己支持不住。

问：现在的中亚各国是如何对待以前的文明的？

刘仲敬：现在的中亚国家对待它们以前的文明一般是两种方式。塔吉克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残存的波斯语国家，它的文明传统也是最多的，但是即使是它，也非常依赖帖木儿帝国的遗产。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以前是纯游牧民族，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传统，他们接受的是一种近似泛突厥主义的遗产。乌兹别克人是把帖木儿帝国当作正朔的。土库曼斯坦接受的也是泛突厥主义。

问：您认为伊斯兰教既然处在上升期，在吞噬内亚和桂枝之后拥有相对稳定的时期，那未来慢慢会演化出自己的休谟和马丁·路德吗？

刘仲敬：这是个没法判断的问题。要是结构复杂度演化到这个程度，它当中一定会经历过许多网络结构和许多节点，越过节点的事情是没法预见的。我只能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有些人认为伊斯兰教全是像大家现在想象的原教旨主义的这种东西，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第二种想法就是，认为原教旨主义一定产生不出复杂结构，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第一是，伊斯兰教曾经产生过在当时是最接近于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东西；第二就是，原教旨主义本身是有组织创生能力的，并不是说假定是原教旨主义，就一定是非常简单化的结构。

问：现在的伊朗人还有多少以前优秀的波斯基因？包括文艺、法律等方面。

刘仲敬：除了教法学有一定的复兴以外，大多数都没有留存下来。

问：摩尼教、拜火教、景教在入华后发生了怎样的演化？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仲敬：它们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时候，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民间社会都是在这些教团扩张的过程中经过了重新组织。因为儒家的历史不大记录这些社会基层的事情，所以你必须结合考古学发掘的材料和宋代以后儒家重建共同体在各地遭受的不同阻力，以间接途径来推断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是有高度地区差异性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后来被认为是本土性比较强的大多数教团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产生，主要就是受了这些外来教团的刺激。从它们被动产生的组织模式当中，也可以推出很多草蛇灰线来。

问：明教和伊斯兰教在明朝的生存境况怎样？在明朝发生过宗教冲突吗？它们在明朝治下的关系是否受到当时伊朗和伊斯兰文化之间关系的影响？

刘仲敬：明教可能在吸收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很多成分以后，演化成白莲教那样的民间宗教，渐渐地被掌握了明朝官僚机构的儒家当成了迫害对象；而伊斯兰教，因为它跟中亚各族群的关系比较密切——关系不大密切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明初的格式化当中基本被消灭掉了——跟异族传统联系得比较密切的那一部分形成了比较孤立的社区，从明朝初年到明朝末年，这些社区倾向于日益集中，就是说，尽管他们分布的范围很广，几乎遍及了帝国的所有省区，但是在所有省区当中，他们都倾向于把原先在元朝时候比较分散的社区向地理上和社会政治上比较集中的区域集中。这就是所谓“大散居，小聚居”，这种现象主要也是在明朝形成的。

问：把苏南和浙江这类文化相近的地域划归成不同的行省，而把文化不同的地域划归为同一个行省，这样的做法，始作俑者是哪个朝代？目的是为了阻止地方共同体发育成熟吗？

刘仲敬：主要是明朝。现在的行省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初设计出来的，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打乱山川形势，使每一个省区在军事上都没有办法自守。文化上把它弄到犬牙交错还是个次要的目的，但肯定也是考虑在内的。基本上是，吏治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拆散。

问：自蒙元之后，省级制度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明帝国，小共同体更无出头之日，蒙古是始作俑者吗？

刘仲敬：很难说蒙古是始作俑者，因为蒙古没有办法也没有打算设计或者建立一个笼罩全帝国的稳定制度。可以说，后来所谓的行省制度是蒙古人创始的，但蒙古的行省制度在蒙古是一个军事措施和临时措施，并不是笼罩全局的措施。不是说地理上划出一整块都归于行省，只是说这一个区域的军事行动都由该行中书省负责，军事行动停止以后，后来的镇压行动也由该行中书省负责。这些地区内部通常镶嵌着很多封建领地和种族集团。行省变成稳定的行政区域，那是明朝初年的事情。

问：现在桂枝正计划建设横跨内亚地区的电网、管道、铁路等庞大的各种跨国工程，如果这些计划最终得到落实，那么这些跨国的基础设施在未来内亚地区复杂的秩序演化过程中，最终命运会怎样？是会被彻底毁灭，还是会被继续存留下来？

刘仲敬：很明显它的作用就是给人口迁徙提供方便。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口众多、例如是拥有两亿多人口的整个内亚地区，会向那些人口高度老化的地区倾泻出移民的洪流。换句话说，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为绿化做准备的。

问：可以说雅利安人是优秀的种族吗？因为希腊、罗马、波斯、印度都是雅利安人主导的文明。

刘仲敬：因为雅利安人不是一个种族，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雅利安人是一个泛文化-政治模式，但它不是一个种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