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是行将灭亡的华夏精英之精英，集士大夫阶级最好的质量和最坏的弱点于一身。他出身名门，绝非李宗仁、阎锡山那种需要奋斗才能进入士大夫阶级的小康之家。山阴汪氏自嘉庆年间入粤以来，政绩和著述皆有可观。他的曾祖父汪炌平定苗瑶叛乱的主要功臣，一面凿平苗人的屏障「天生砦」，一面大力推行文教同化政策，奠定了湘西拓殖的根本，在魏源的《圣武记》当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作品《史亿》流传至今。他的祖父汪云是妙高书院的名师，「清末四公子」之一的丁日昌为他作传，称他深得两浙士大夫的爱戴：「及卒归葬，多士送者数十里，有号泣不止者」。
他的父亲汪琡是晚期诗界的名家，《省斋先生诗存》代表了他的诗歌理想。清末是江西诗派盛行的时代，义宁陈氏(陈寅恪的家族)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江西诗派的特征以文入诗、以哲化诗，极大地拓宽和深化了诗歌的传统领域，但也把诗歌变成了文人化的游戏，丧失了原初意义的诗。汪琡企图跳出「尊唐」和「宗宋」的斗争框架，吸取汉魏的雄健和六朝的俊朗。他的追求终于在儿子身上实现了。汪兆铭自幼娴熟陶潜和陆游，感时伤怀，别开生面，一扫明人伪唐诗的空疏做作和清人伪宋诗的生硬晦涩，成长为民国诗界的擎天一柱。陈衍(石遗)称汪兆铭和胡展堂为「粤东二妙」，「慨当以慷，不作一躲闪语」。
钱钟书《题某氏集》，其实就是指汪兆铭。钱老为人一向圆滑机巧，这也是其中一例。钱钟书虽然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但他对汪兆铭的理解却不及石遗老人原因。原因部分在于性格。陈石遗多少比较接近清末「老新党」的传统，习于慷慨悲歌、任侠使气，模仿明末狂生和东瀛志士的风骨。钱钟书却是赫胥黎、萧伯纳的继承人，以偶像破坏者(传统信仰的操守的解构者和讽刺者)自居。另一部分原因恰好在于钱钟书是更加专业的批评家，将传统文论的「唐宋之争」纳入了西方文论的框架，乐此不疲，有进无退。这种框架不幸无法容纳「古近之争」，只好忽略「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问题。「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敏锐地把握了汪兆铭诗歌的沈郁悲怀和慷慨情怀，却完全误解了他的师承。汪兆铭的文人气太重，学不了诗经楚辞的天真质朴；志士气太重，学不了郊寒岛瘦的惨淡深密。阮嗣宗咏怀、陶渊明任侠的沈雄壮阔才是他的天性和追求。
建安风骨、晋宋风流渗透了诗人汪兆铭的灵魂，即使在最拘泥形式的填词当中，阮步兵和鲍参军的心仍然透过朱彝尊和陈维菘的笔，顽强地流露自我。三首词作于他一生的最后阶段，意高旨远，功力已入化境。即使他毕生只写了这三首诗，只要华夏文化和华夏诗歌的传统不致灭绝，任何忽略汪兆铭的文学史都会像忽略陶渊明的文学史一样荒谬和不值一读。
钱钟书把汪兆铭视为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其实汪的本性毋宁说属于业余搞政治的诗人。他自幼有神童之称，乡试轻取第一名。如果不是科举突然取消，王渔洋、赵瓯北的盛名倚马可待。他改投东京法政大学，同样以儒雅风流著称。他似乎天赋超人一等，属于钱钟书描写过的那种人：他们平时懒洋洋不太起劲，稍一动作就把陈寅恪那种勤勤恳恳用功的学生甩下去，根本不把李大钊这种鬼混度日的社会活动家放在眼里。他习惯了崇拜者的前呼后拥，并不喜欢政治的烦劳与肮脏。他仗着自幼养成、社会一直认可的自信心，觉得自己天生做什么都是出类拔萃，觉得屈尊救国是一种自我牺牲，要不然同样的时间精力不知道能够写出多少杰作。
民国清除老悖，为出身低下的年轻人开辟了无限的空间。蒋介石、李宗仁如果不从政，社会地位肯定会明显降低。汪兆铭却不是这种类型。他做大明、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犹如探囊取物;做文人或学人，肯定技压群雄。从政对他意味着降格和牺牲，这是有客观依据的。他非常讨厌事务性工作，既无趣又劳累;随时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这里至少比较有趣。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领袖或清流领袖，而非政治首脑或行政首脑，希望别人听了他的高见以后，心悦诚服地鞠躬说：「汪先生的卓见果然高明，我辈定当悉心研究!」一旦政治失去了抽象和浪漫的重大原则问题，他很快就会丧失兴趣。
他毕生从政，不是为「救国」、「救党」而牺牲自己，就是为袍泽之义或任性赌气。1910年，他刺摄政王以前，致书胡汉民说：「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三十年后，他的自期仍然是：「我失所学无所能，不望为釜望为薪。」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为政治而生」和「靠政治谋生」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前者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特征，在秦政以后越来越少见。儒家一面强调理想士大夫应该是「为政治而生」的人，一面又无法阻止社会扁平化的趋势，只有指望修身养性的力量。汪兆铭终生「为爱国而生」，在「吃爱国饭」的民国人物当中非常罕见，因此总是给人留下鹤立鸡群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不怀疑他动机的纯洁，也无法劝说他忌惮敌人的毁谤。「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并不是在1980年代才开始的，汪兆铭并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他骄傲而自信，觉得任何人只要足够聪明和爱国，肯定能够理解他的动机，至于蠢人和坏人，他根本不屑于反驳。
如前所述，辛亥是鸡鸣狗盗之徒发迹变泰的大好机会。汪兆铭以刺摄政王的大功，本来不难索取高官厚禄，他居然一介不取。袁世凯不愿迁都南京，他振振有辞地争辩。袁世凯不以为忤，反而有意招徕，他也拒绝了。他认为革命只是人生的插曲，大功告成以后就要返回自己的轨迹，再次出国留学，直到孙文遇到危难。早期国民党人大多数都曾在某一个阶段背弃孙文，他却只有在孙文不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离开。他是国民党内有数的理论家，陪伴孙文走完人生最后的旅途，为孙文草拟遗嘱、编辑遗稿。他有继承孙文地位的极好机会，如果愿意跟苏联人结盟的话，蒋介石和胡汉民都很难跟他竞争。他没有这么做，不要不是因为反对苏联，而是因为他缺乏耐心和觊觎的决心，也不清楚自己想要采取什么政策，拂袖而去反倒符合他的自我形象。
汪兆铭对苏联的观感恶化，是在广州暴动以后。他在四一二分共以后反对蒋介石，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团结苏联，甚至在共产国际试图夺取兵权以后，仍然满足于礼送出境，自以为很对得起后者，留下了以后相见的余地。他和张发奎在广东组织反蒋联盟，以为共产党只是蒋介石的敌人，跟他无冤无仇，因此允许后者自由活动。结果苏联领事馆赤膊上阵，占领广州后大肆屠杀资本家。经此一役，几乎所有国民党左派都觉得共产党不讲道义。后来蒋介石推行联苏反日的政策，汪兆铭反而变成最坚决的反对者。蒋介石嘲笑他只是因为自己吃过亏，才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自己对所有迷途知返的叛徒一视同仁，无论李宗仁还是朱德。汪兆铭则认为蒋介石愚蠢而自私，为了享受全国领袖的威望，不惜出卖孙文的遗产。蒋介石为了敷衍他(而不是为了忌惮苏联)，才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并不认真执行。汪兆铭觉得蒋介石不可救药，终于彻底决裂。蒋介石到了抗战后期，也开始抱怨苏联不讲道义;到了台湾以后，又开始抱怨国军遭到全面渗透。其实，这些渗透都是在他自己主持下完成的。
汪兆铭对苏联-日本-国民党三角关系的看法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当时的知识界普遍持有这种看法。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拒绝承认黎元洪大总统以后的历届政府，称孙文为魏忠贤，视北伐的成功为民国的灭亡，幸灾乐祸地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建设和改革都需要时间，而国民党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退守内地，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汪兆铭承认他的正确性，表示中国自强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然而，他在这里陷入了国民党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外交就是错误的，北洋政府的审慎根本不是卖国。北伐本身就是导致远东势力均衡体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强在亚洲大陆的条约权利，也就消除了列强干涉远东事务的动机，将东亚留给苏联和日本逐鹿。国民政府破坏了条约体系，也就丧失了条约体系的保护。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因为列强的干涉和条约体系的保护。国民党撕毁条约所得的利益，就像蠢人违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没的赃物，随时可以被其他违法者黑吃黑，因为后者知道警察不会保护他。
1927年以后的东亚变成了国际体系拒绝保护的地区，犹如今天的叙利亚，自然沦为僭主战争的战场。然而对于中国(和叙利亚)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是改朝换代的正常状况。仅仅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大清的瓦解才没有造成赤裸裸的五代十国状态。如果其他人有理由抱怨，至少国民党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北伐就是他们发动的。汪兆铭的希望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恢复条约体系就是说国民政府不该存在，保存国民政府就逃不了国际协调瓦解的后果。他得不到免费午餐，只是出于对国民党的情怀，不作最后一次救党努力，心不能安。国民党是孙文临终托付给他的孤儿，因此他毕生摆脱不了白帝城情结。如果国民党一定要自取灭亡，他至少要死在国民党前面。他知道做革命党就是要横死的。遇刺以后子弹无法取出，医生早已告诉他只能指望十年寿命。他的烈士情结重新燃烧起来，不因岁月而磨灭。烈士的命运就是柴薪的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的本分。重庆国民政府对他的毁谤，恰好就是他对大清的毁谤、广州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的毁谤，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天道。
汪兆铭觉得和谈可以成功，因为日本人占领内地的动机不比以色列占领加沙的动机更多。问题在于东北。蒋介石无法夺回东北，又不肯像十九世纪的战败国一样承认失败，让东北变成另一个台湾，于是就乞灵于类似巴解组织和真主党的手段，依靠违反战争规则的袭击破坏来骚扰日本。日本于是在华北和东北之间建立隔离地带，犹如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建立保护加利利的缓冲区，从《塘沽协定》到卢沟桥事变的一系列冲突都是因此而起，并不是日本贪图贫困而且无法开发的中国内地。中国如果愿意恪守停止袭击骚扰的承诺，日本人根本无需以战迫和，九一八策划者石原甚至主张连缓冲区都放弃。然而蒋介石并不像汪兆铭想象的那样蠢，他知道这样的和平意味着东北的永久丧失。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中心在东北，华北只是外围原材料和劳动力基地。时间对蒋介石不利，随着东北的迅速发展，东北的向心力没有增加，华北的离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东北产生特殊共同体意识以前，抓住最后的机会窗口孤注一掷。他不能指望胜利，只能指望两败俱伤。两败俱伤就是苏联外交的胜利，渔翁得利的第三者继承亚洲大陆。每个人都看清了形势，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该奢望的。汪兆铭这样的性格，自然不愿意活到亲眼看到结局来临的时刻。
下面这几首诗是明白人为汪兆铭和国民党所做的悼词。糊涂人则一如既往地充当牺牲品，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牺牲。
陈寅恪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钱仲联
太息孙胡逝，艰危仗一人。 河山终复汉，志业迈椎秦。 神理资筹笔，先几在徙薪。 云霄垂万古，八表共沾巾。 去国霾黄雾，魂归降玉棺。 身先诸愿尽，病为众生殚。 填海心终切，回天事已难。 山颓我安仰，空有纸刳肝。 拯溺情难恝，甘心积众诬。 五年凭赤手，百折奠黄图。 忧国廑深抱，怜才到腐儒。 淮南鸡犬感，无路向清都。
叶嘉莹
曾将薪釜喻初襟，举世凭谁证此心。 未择高原桑枉植，怜他千古作冤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