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共识网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问：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阿姨：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我运用策士的智慧，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可以接近零成本地跨越不同门槛，就像随便换衣服一样。我对任何服装都没有价值和感情上的牵挂，仅仅为了娱乐就会换衣服。我真正关心的，是我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我除了取乐和炫耀以外，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却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者以及神学家）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文化当然也要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人，要皇帝替你报仇（《汉书》记载：“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 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无）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积累的知识传统，只有张衡一类偶尔产生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欲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问：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特别是维、藏这两个西部边陲民族同中国执政当局以及汉人的矛盾日趋激烈化，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阿姨：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内亚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前者是中国整体的失败，后者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柯尼斯堡位于桑比亚半岛南部，普列戈利亚河河口，1255年由条顿骑士团为纪念与骑士团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波西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所建立，在德文中柯尼斯堡即“国王之山”。柯尼斯堡曾是德国文化中心之一，伊曼努尔·康德、E·T·A·霍夫曼和达维德·希耳伯特都曾在此居住过。1945年根据波茨坦协定，德国东普鲁士领土约三分之一划归给苏联，其余部分划归给波兰。1946年7月4日苏联将其瓜分的部分德国东普鲁士领土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州，柯尼斯堡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市），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地方政府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但中国全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问：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阿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民国初年历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军务、新疆督军、督办新疆军务善后、新疆省主席等职衔，主政新疆达十七年）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你以为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社会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文化霸权论提出者。文化霸权也称文化领导权，即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一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魁北克原是法国殖民地，民众亦大多讲法语，这与说英语的加拿大其他地区有显著的、相当大的不同，部分民众也一直寻求独立，并于1980年、1995年两次举行公投，但均未通过），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长期以来，掌握南联盟政府的塞尔维亚民族（塞族）对占有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多数人口的阿尔巴尼亚人（阿族）实行不公平对待政策，导致阿族强烈要求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出去，但塞族视科索沃地区为发源圣地，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肢解国家。此后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并于1996—1999期间与南联盟政府开展了英勇激烈的抗争，后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之下，科索沃获得独立）。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问：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中国一旦实现了民主化，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点？
阿姨：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1893-1958，印度宪法之父，印度“不可接触者”即四大种姓之外的“贱民”领袖，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他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国父，1918年本•古里安回到巴勒斯坦后，于1921年组织以色列总工会，1930年创建以色列工党，组织开展独立抗争运动，以色列独立之后，于1948年1月25日当选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理）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而邦国肯定要划分边界。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钱镠 ，852-932，字具美，浙江杭州临安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人），割裂帝国的疆土。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如果吴国的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就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杭州和泉州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最后，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人们忽然发现，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1584-1647，奥兰治亲王和拿骚伯爵，尼德兰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联省共和国执政，1625年领导联省共和国军队，投入三十年战争，先后攻陷了西班牙统治的克格罗洛、斯海尔托亨博斯、马斯特里赫特、胡斯特等，并于1635年与法国结成同盟，最终迫使西班牙1648年1月与其签署尼德兰-西班牙和约，结束八十年战争，荷兰正式独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问：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阿姨：矛盾在哪里？难道我曾经打算造福人类么？我明显是在进行游士投机活动，逃离下沉的船。
问：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似乎是每况日下了，虽然执政当局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阿姨：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鄙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鄙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
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
问：习近平最近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道路时，说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我们知道，您在研究辛亥及其之后的这段历史上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您那本奇书《民国纪事本末》写的就是这一段的宪制演变情况。结合习近平的话，我们的问题是，从历史脉络而言，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上当下选的这条路呢？您是否屑于对习近平的这段表达点评一二？
阿姨：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虽然他及时地利用了革命造成的机会。革命是八旗中央的集权企图和地方精英的冲突造成的，就像红二代与改革开放买办集团的冲突，这种冲突破坏了曾国藩和恭亲王建立的满汉互信和朝廷-地方协调体系。十八省的独立（分裂）带来了多种路径的可能性。首先就是：建构中国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如前所述，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是民主的前提。一个波兰俄罗斯哈萨克联邦共和国能站得住脚吗？五族共和其实就是这样的产物，民国一开始就建立在流沙上。以大清版图为基础构建大中华，本质上是政治决断。民意和历史的基础几乎不存在（清朝的统治基础是一个满、蒙、藏精英联盟。清朝皇帝是满人的族长、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里的文殊菩萨化身，而天子这一身份则从中原王朝继承而来。满、蒙、藏联盟结构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之外，还有一个宗教上的纽带，即藏传佛教。这种通过宗教文化的政治整合，是世俗的共和制难以做到的）。决断的基础有二。其一，梁启超以来江南知识分子的希望。其二，条约体系的需要。当时，第二点更重要。大清是东亚诸条约的政治主体。重新谈判签约非常麻烦，民国直接替代可以简化问题。老布什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苏联解体。这样的继承国只能是十八省联邦和蒙藏特殊政权的邦联，否则根本不能指望后者哪怕是象征性的同意。
这样尴尬的联盟比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更加脆弱，注定是过渡性的安排。如果听任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解体的可能性显然占压倒优势。袁世凯重建中央集权的尝试失败后，1923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各省的权力。二十年代的趋势是东南各省制宪工作顺利进展，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起飞，东北和内地的差距稳步扩大，蒙藏独立性日益增强。听其自然，大清版图大概会建立四五个独立政权。满洲（很可能包括内蒙）只需要二三十年，就会成为东亚第一号工业强国。东南各省各自行宪后，可能以1923年宪法为蓝本，建立模范联邦国家，建立外贸取向的现代化经济。蒙古和西藏各自独立建国。北方和内地各省陷入长期混乱和贫困。共同体认同会随着时间自然形成。江南联邦会以正统自居，但不必否定诸夏姊妹国家的合法性，正如德国不必吞并奥地利和瑞士。小日耳曼主义和小俄罗斯主义是欧洲和平的必要保障，大德意志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肯定会导致国际性战争。
民国的精英更加倾向于大中华主义，因此对自己的悲剧负有极大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命运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演变造成的。如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不能或不愿维护远东条约体系，和平演变的自然趋势肯定会遭到破坏。二十年代，苏联和国民党是主要破坏者。三十年代，日本及其支持的满蒙独立派、北洋联省派开始报复。共产党作为苏联供养的间谍和颠覆集团，在夹缝中投机。无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还是从宪法秩序的角度看，苏联都是主要责任者，国民党是次要责任者，日本只是在报复过程中手段比较简单粗暴而已。在1912年和1923年宪法体系中，五族是平等的宪法主体。十八省根本没有单方面修改宪法的权利，何况国民政府甚至没有取得十八省的同意和国会多数派的授权。如果奥地利皇帝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匈牙利王国，匈牙利肯定会在列强干涉下独立。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国民党能够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仅仅因为日本后来犯下了更大的错误和罪行。但敌人的错误不能使自己正确，敌人的失败也不是自己的胜利。
国际体系在欧洲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拉帕洛会议（1922年4月16日德国魏玛政府与俄罗斯苏维埃在意大利拉帕洛签署条约，两国同意外交正常化并“友好合作，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并宣布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条约结束了德国与俄国在一战及俄国革命之后的外交孤立，两国开始组成“反凡尔赛同盟”，共同抗衡西方国家）和苏德事实合作；在远东无法重建，首先体现于列宁的亚洲革命外交和国际军售禁令的失败。早期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改朝换代例行的割据争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任何军阀都需要跟公使团交涉，在国际社会面前维持一个统一国家的假象。如果可能，这个假象最好具备西方立宪政体的形式。如果国际社会自身四分五裂，立宪政体在西方颓势显然；脆弱的宪制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国际协调外交也会同时丧失存在的理由。
列宁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饵，诱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北洋政府没有勇气对抗即使已经四分五裂的列强，苏俄的交涉对象很快就转向广州。这无疑意味着中国内战的升级。英国首倡的国际军售禁令原本是为了阻止中国内战，结果却只能约束遵守决议的主流国家。这些国家在亚洲内地的利益有限，野心不大。利益和野心最大的苏俄和日本完全不受约束；因此中国内战很快就造成了苏日争霸东亚、列强不断退缩的局面，没有获得苏日任何一方支持的政治势力迅速萎缩、消失。
国民政府在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清党，陷入了比北洋政府更恶劣的外交绝境。她不能完全放弃革命外交和民族主义原则，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北伐革命的合法性。她在内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教育权，至多获得西方勉强的容忍；在内亚边区强化中央权力，立刻激起了苏联和日本的军事反击。这时，她再依靠国联和国际协调外交，处境远不如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华盛顿时代。在俾斯麦式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下，革命外交的自杀性是一目了然的。清除西方在中国的条约利益，势必剥夺西方干预中国的利益动机；而只有这种干预才能平衡苏联和日本的野心，这种野心会直接导致中国的肢解。废除条约体系意味着取消列强的集体干预，然而只有列强的相互牵制才能防止个别强国的冒险行动。
只有在中国迅速实现军事和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前提下，革命外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约束条件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业国改造为军事工业强国。那就是斯大林模式，其代价是对农村施行超经济剥夺。其他任何发展模式都需要更长的时间积累基础。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工业化。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注定了自身的毁灭。她在短暂和平时期取得的建设成就得不到和平外交或强大武力的保护，实际上已经破坏殆尽。如果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加入日本建立的东北重工业，中国1945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还会更加恶劣。
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成就在于：加入西方主流国家的联盟，利用盟军的力量摧毁了日本的霸权。不过，这是一个皮洛士式的胜利（皮洛士式胜利是一句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的胜利）。她付出的代价比北洋政府大得多。敌人的失败不一定等于自己的胜利，一战后的法国早已发现了这个事实。
历史经验显示：只有在多国势力接近于平衡的情况下，国际体系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在原有平衡遭到破坏、新的平衡未能建立的时期，胜利者通常不是国际平等、而是战争与动荡。弱小国家更有可能为了安全，寻找新的霸权；而不是追求平等。在霸权冲突的不稳定的地区，霸权的转移或毁灭通常导致弱小国家内部的革命。
二战在东亚的外交后果是：经过日本的侵占和国民政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西欧各国的条约利益已经荡然无存。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崩溃，日本彻底毁灭；为更加强大的苏联留下了舞台。美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西方国家，但她面对亚洲大陆的地缘形势非常类似十九世纪英国面对欧洲大陆的形势。她的最佳选择莫过于离岸平衡策略：独霸海上，控制重要岛屿和战略要地；一般情况下，对大陆奉行不干涉政策；一旦有某个强国接近于获得绝对优势，立刻集结其他弱国坚决反对。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随后的事态已经不难预期。日本在东北和亚洲内地的遗产必然落入苏联手中，在太平洋的征服必定落入美国手中。如果中国发生内战，掌握东北重工业基地（也就是中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的一方享有绝对优势。东北的仲裁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国民政府这时除了她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只有另外两种选择。她可以实施捷克式的强烈亲苏政策，能够满足苏联对东北、内蒙、新疆的要求；这样能够避免内战和革命，但无法避免贝奈斯式的结局（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人之一，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总理、总统，1943年12月12日贝奈斯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互保条约，约定战后合作，苏联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保障国，并达成驱逐苏台德德国人以及部分驱逐斯洛伐克南部72万匈牙利人并没收其财产的决定。1943年10月27日贝奈斯在一个从英国播送的广播中说：“我们要用鲜血换取战争的结束。我们将对德国毫不留情。他们从1938年开始在我们的国家造成的破坏将加倍尝还。整个民族要加入这场战斗。没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能够躲避这个人物，没有一个爱国者会放弃对民族危难复仇的机会。”1948年6月2日贝奈斯被迫辞职，捷克斯洛伐克完全落入共产党之手）：通过联合政府实现体面失败，最终加入苏联卫星国的行列。她可以试图夸大苏联霸权的威胁，说服美国更早、更多地干涉；这样或许能保存台湾以外的某些沿海土地，甚至南中国。不过，在中国法定领土同时包括东北和台湾（也就是横跨内亚和太平洋）的前提下，跨海分治就是最合理、最可能稳定的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冷战的女儿、二战的孙女，正如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先在的双重约束决定了她的路径和命运。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
问：紧接着上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其实有很多，这从当时活跃的各种思潮及其实践也可窥得一二。但国人的选择，却日趋激进，及至最后选择了苏俄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乌托邦道路，您认为个中因由为何？
阿姨：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但列宁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总体战（总体战，又称全面战争，是指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能够运用的资源，摧毁另外一个国家参与战争能力的军事冲突型态。总体战早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便已出现，但以1936年埃里希·鲁登道夫出版的一战回忆录《总体战》最具代表性）在亚细亚社会的变形，严格说来不符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标准。
民国知识界的激进化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在远东的投射，激进是指世俗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而言、不是指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是苏联卢布植入的结果，很难说是国人的选择。李大钊（1889-1927，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7年因里通苏联被张作霖处决）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垮台后，不得不依靠苏联的金钱，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原先鼓吹的理论。这种情况跟严复或梁启超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完全不同。难道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译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介绍到中国，对当时及后世中国的思想、社会发展贡献巨大）或梁启超（1873-1929，“中华民族”发明者）也是英国和日本情报机关的成员吗？国民党需要苏联的金钱和武器，半心半意地接受列宁主义。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不仅完全依靠苏联的资助，而且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这些选择都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点都不乌托邦。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都是外来的，但组织才是重要的。思想起的作用，连点缀都算不上。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当中，中国人的地位还不如匈牙利。
问：下一个问题，对于这种激进化的道路选择，彼时的知识分子有无责任？比如，他们在译介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总是不自然地会根据自己认为的需要，多有歪曲。
阿姨：某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显然有责任，但责任显然不大。李大钊在接受卢布以前是坚决镇压国民党的国家主义者，在接受卢布以后变成国民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行径不可能由思想内在演化解释。知识分子可能充当策士和间谍，但这是政治投机问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没有他们，苏联不难另找代理人，例如瞿秋白这样“毕业就失业”的俄文学生。民国不缺游民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不愁招不到人或是培养不出人。
自由主义的思想（或任何思想）和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集团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思想引进的忠实性对政治路径影响甚微。反过来却不是这样，胜利者不难扶植和培养自己喜欢的思想。启蒙创造历史的学说符合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在真正的历史上却没有什么依据。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程度低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后两者有机会获得政治集团的扶植。歪曲和迎合是资助的代价。
英国宪法是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 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
问：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从历史上来讲，以休谟、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脉络为基础的一套宪政实践缘何没能在中国生根落地？据我们所知，其实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
阿姨：这种机会不大可能存在。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1973年在美国支持和帮助下，皮诺切特将军在智利成功推翻阿连德暴政，并建立右翼独裁军政府，此后他果断处决大批智利左翼人士，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不但成功阻绝了共产主义的蔓延，也使得智利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此后，在智利民主环境逐渐成熟之后，皮诺切特通过民主手段将大权交还智利民主政府，现在智利不但成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经济自由度更是常年位居世界前列）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
欧洲由封建自由的各阶级分权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种可能性在秦政以后的中国已经消失，虽然在周政下或许曾经存在。你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复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背景。欧洲思想家是事后的总结者，不是事前的设计师。英国宪法是贵族、新教徒等等社会集团博弈出来的，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历史创造思想，思想创造不了历史。根据某种理论设计未来的发展，这种做法就很不自由主义。
中国道路摸索成功的理由很难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
问：对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解释外，国内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新左派也做了不少合理性论述，比如前几年提出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即为一例，您作何评判？相关的问题是，您又怎么评价以齐泽克等西方左派的思想？
阿姨：中国道路是临时乱摸的结果，事后再编造解释以便抬高自己形象。所以这些解释既不重要，也没有合理性。摸索成功自然有其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找不到。你可以在桑弘羊（前152-前80年，汉武帝时财政改革人物，主张、推行、推动盐、铁、酒的专卖制度以进一步盘剥国民、增加政府收入，著有《盐铁论》）、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积极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及保甲制度等，以加强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和盘剥，史称“王安石变法“）和蔡京（1047-1126，北宋政治家、书法家，曾先后四任宰相，掌权达十七年之久，曾推“茶引法“、铸币改革等制度，使得本已水深火热的北宋民众更加不堪其重）的改革中发现中国模式，也可以在托勒密王朝（埃及的一个朝代，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其将军托勒密一世于埃及地区所开创，并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君主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其儿子托勒密十五世·小凯撒）的财政家手中找到中国模式：对国家权力进行商业承包，对消费者进行超经济剥削。吏治国家和散沙顺民有互补关系，他们的SM关系可以在经验中形成。在比较野蛮和比较团结的民族中，这种模式没法推广。罗马共和国很难对公民征尼罗河水税，还必须倒贴钱修管道引水，免费供应市民，所以财政一直不如埃及。埃及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于两者可以颠倒过来。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左派就是文化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
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问：当然，国内也有不少思想流派对现下体制多有建言和批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毛左、新儒家、以及新权威主义，不知您有无关注，又是否能在这儿做简短点评？
阿姨：除了空洞的标签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思想影响社会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谁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行事呢？他们是一群不大有希望的策士，早已被买主抛弃。
毛本人不是左派，而是善于利用左派的机会主义者。他的真正才能类似朱元璋，比其他人更能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才能来自他的传统教育和个人经验，他的追随者复制不了。今天的毛左如果不是公安局的临时工，应该是不可能生存的。茅于轼在长沙遇见的那批人（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保卫钓鱼岛不划算”、“中国不该建航母”、“毛泽东迷信权力是人不是神”、“政府不该建经济适用房”、“提高学费解决穷人上学问题”等观点而深遭广大爱国网友的痛恨。2013年，茅于轼计划到长沙演讲，爱国网友在对其进行了积极的电话骚扰之后，更在现场打出“茅于轼是反民族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狗汉奸”、“严防汉奸茅于轼流窜伟人故乡作案、红色热土岂容玷污、三湘父老情何以堪”的横幅，后主办方迫于压力取消活动）肯定是临时工，否则公安局不会允许他们上街。临时工可以为你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情，避免责任落到你自己头上。
新儒家没有一点儒家的东西，甚至连南洋儒家的新康德主义都放弃了，很快就会变成导游和土风舞演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教会的地位，同时又说不清国教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历史上的儒家不是教会，也很难改造为教会。
新权威主义是冷战体系为朴正熙（1917-1979，生于满洲，曾言“我身为日本人，以精神与气概，义勇奉公，一死报国的决心报名军官。为满洲国军，为日本国献身的觉悟”，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成功夺取政权后，直至1979年遭暗杀身亡，任大韩民国第5至第9任总统，在任期间创造汉江奇迹，韩国经济实现腾飞，2012年他的长女朴槿惠通过大选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位女总统）和蒋经国一流人物准备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复制的。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对称的。如果三民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傻瓜，如果共产主义是错的，那么所有共产党员都是罪犯。如果大陆执政的是蒋介石或者是普京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台北人对中国会像克里米亚人对俄罗斯一样，但是因为在大陆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不会因为遇上台独就回大陆。共产主义只能绝对正确，因此把自己的退路锁住了。后方没有粮食，没有战壕，你要么就是死在原地，要么就是顶住，顶住了就好，否则留在原地是死，后撤也是死。后撤就变成拿破仑那种情况，大军在茫茫雪原上撤退，肯定全都死在路上。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死在战壕里。
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此段需要确认下，可能是整理遗漏）
共识网：现在很多学者把袁世凯当做是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您对袁世凯这人怎么看，他是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
刘仲敬：新权威主义不是没有确定的内容，是一种机会主义。袁世凯本人模仿墨西哥的迪亚斯，后者引进外资来发展墨西哥经济，用军事独裁维持稳定。袁世凯和他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但新权威主义对体量比较大的国家未必行得通。迪亚斯自己的下场就很惨，而且给墨西哥带来了长期的动乱。从迪亚斯的结果看，袁世凯的路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这是内在的限制。类似的情况是：有人遗憾战争打断了国民党的黄金十年。实际上就算没有战争，最初十年的势头也不能一直维持下去。袁世凯路线的长期结果大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以后，浙江、江苏、广东这样的省份慢慢就会独立出去。袁世凯的政治基业在比较落后的北方，仅仅依靠威权主义或军人干政的手段不足以瓦解南方各省的分离主义。照这种情况发展，中国分裂是早晚的事。袁世凯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力量，所以他多半压不住局面，就像墨西哥没有办法阻止德克萨斯独立一样。这样，中国通过某种比较合法的方式逐步分裂。沿海地区大概就会变成泰国和马来西亚那种情况，内地可能还是长期处在强权统治下，有些地方就会让俄罗斯和日本吞并。这对沿海各省并非不是好事，因为国家统一的经济意义就是落后的内地剥削东南发达地区。
问：对于现在体制出路的探索，现下的学者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在落实选举之前，推行党内民主或者发育公民社会等，对于这些建议，您怎么看？
阿姨：他们有必要证明自己还活着，仅此而已。对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和自行解散是没有区别的。发育公民社会，就是说：让割草机驾驶员负责在草坪上种树苗。这样对树苗和割草机都不太公平。割草机也不是自己愿意当割草机的。
问：从您的文章，我们看得出，您对“组织力量的强调”，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在中国建政这60多年的时间来，在这一点上却是破坏远多于建设。我们的问题是，这样一套敌视组织的施政逻辑是怎么构建起来的？组织力量的博弈对未来中国走向又会有哪些作用？
阿姨：当然是苏联有丝分裂（真核细胞将其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分配到两个子核之中的过程）出来的，苏联则是在内战时期发明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打不赢内战，他们只会组织巴黎公社，这样的自治社团联合起来顶多是一个联邦国家，不可能变成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肯定要解体的。让马克思自己发言，他肯定会说俄罗斯就是该解体，东方帝国最好给英国殖民。否则让俄国人吞并，还不如交给英国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设计目的就是破坏所有社会组织，然后才能实行全面格式化。格式化如果彻底，就是红色高棉那种情况，社会完全解体。张闻天治理江西中央苏区，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就等于中国的红色高棉。所以长征是必须的。有没有蒋介石都少不了。照张国焘的说法，叫做挤干橘子。当时还有其他橘子可以挤，等待全中国都挤干了，那就只有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法权体系，原来的满洲国或者上海租界有这样的体系，现在没有。中国的企业按照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法院来看都应该叫做黑社会，企业老总就是党和黑社会的杂交品种。哪怕拿到非洲去，这套手段都会引起暴动。前殖民地国家看上去落后，但是他们的法律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制定的。中国模式依靠列宁主义控制劳动力，吸引低端产业。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橘子。人口枯竭后，印度尼西亚或者缅甸的年轻人口就会取代我们。
问：我们注意到，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构建共识”努力不是很看好，比如您说“底线就是用来破坏的，共同底线就是大家从各方面一起破坏的。”我们知道，一直以来，您以局外人自居，但前述评判是否太过轻飘？
阿姨：有共同体，然后才能达成共识（或达不成共识）。谁和谁达成共识？谁又能代表谁？流沙社会没有共同体，因为你没有确定的身份和利益。重复博弈塑造共同体，游士的实际作用是削弱重复博弈的可能性。游士不代表任何人，甚至不代表自己。他只能开出一系列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以明日之我反对今日之我。
问：虽然您对时局发声不多，但从您以往的一些文章里边，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您对现下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在这儿能不能系统地分享下您对中国未来的预判，以及这种预判的理由？
阿姨：中国将要以挑战者的身份来破坏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会被撕得粉碎，不管结果怎样，自己都要完全失败。俄罗斯是一个有核武器和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中国也是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当然出口的不是木材和石油，而是出口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用完了，就越过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形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路易斯拐点由威廉·阿瑟·刘易斯爵士于1968年提出，1979年，他与西奥多·舒尔茨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位拿到诺贝尔奖非和平奖项的黑人），是去年的事情，它就没有什么可以输出的，只剩下大批领不到福利的老人，空空荡荡的农村，黑手党横行的国家，少数精锐部队在骚乱中疲于奔命，就像二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情况，但是还要更糟，因为当时俄罗斯人口充裕，乡村生产力很强，粮食足够。八十年代的西方会害怕中国难民四出流窜，现在不用了，因为人口已经老化了。他们现在会害怕穆斯林的流民或者黑人的流民，但是不用再害怕中国人。中国人已经老了，都会在原地饿死，如果你只剩下大量需要养老金的老人，你是没有什么力量造成威胁的。军事国家必须要有年轻人，人口老化以后，好战性就会迅速减弱，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人口年轻，到2020年，美国人口就要比中国的更加年轻，中国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的使命，就把自己的人口资源给耗干了。
苏联解体的时候，开始掌权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和跟他们接近的人，他们有一套西方的宪政理论，他们就像二月革命以后的克伦斯基政府一样，讲理论，讲思想，实际上它没有主攻能力，是一盘散沙的知识分子，除了会写书以外什么也不会，结果企业家他们号令不动，军队号令不动，警察号令不动，什么都号令不动，结果他们过不了几年就黯然下台了，最后上任是普京这样的人，普京凭什么上台，因为他能号令克格勃，一个所谓的强力部门，他又能够把石油或者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给收编了，他有这个权力核心来统治俄罗斯，他的统治像袁世凯一样，后者依靠前清留下来的军事力量。社会上一盘散沙的人很容易在动乱中灭亡，但是东正教、伊斯兰教这些有宗教派系保护的人有较大的机会。社会上谁的组织力量最强，谁就会接管。
问：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比较欣赏斯宾格勒，我们都知道，他在汉语世界以《西方的没落》一书而闻名。那么，到我们这儿的问题是，您怎么看现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呢，它还能持续多久？真的会如有些人宣扬的那样，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的世界，东方的世界吗？
这一段亦需要确认下 美国是今天的罗马，在国内是共和国，在世界上是帝国。今天相当于共和晚期和帝国前夜，格拉古以后、西塞罗以前。
阿姨：罗马既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共和国，又是世界的帝国。辛辛那提（辛辛纳图斯，前519-前430，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公元前458年时任罗马执政官的米努基乌斯及所统率的罗马军队被意大利埃奎人包围，退隐务农的他临危受命担任罗马独裁官，以保卫罗马。退敌16天后，他辞职返回农庄）和华盛顿的淳朴已经一去不复返，格拉古（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前168-前133）和盖约·格拉古（前154-前121）两兄弟，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领袖。他们分别当选前133年及前123年、前122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领导了一场改革，试图将贵族及大地主多得的地产分给平民，剥夺元老院特权等，这极大的损害了共和国的宪法和传统，格拉古兄弟及追随者也先后因此被处死或放逐）正在攻击先人的美俗，但凯撒和庞培的世纪（独裁）还不一定会出现。迦太基（迦太基，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的古城，曾与古希腊争夺地中海霸权，后又与古罗马争夺霸权，后在三次布匿战争中均被罗马共和国打败，前146年灭亡）和安条克（古塞琉西帝国都城，前64年被罗马征服）已经灭亡，希律王（古罗马时以色列统治者）和托勒密（古罗马时埃及统治者）正在垂死挣扎。格拉古和西塞罗（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前43，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他支持古罗马宪制，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公元前63年他被当选为执政官，后被马克·安东尼派人杀害于福尔米亚）之间，反抗罗马权力的斗争已经不再有实际意义。然而，罗马的伟大传统正在面临内部的考验。小加图（前95-前46，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家、演说家，他诚实正直，虔厚坚忍，是当时贵族派的主要发言人，他反对三巨头政治，并与恺撒长期不和，他厌恶当时普遍的政治腐败，宁可落选共和国最高执政官也绝不行贿）只担心托勒密的腐化侵蚀，从不畏惧东方的武力。罗马军团在此期间毁灭东方僭主，以便拯救亚历山大留下的城邦。这不是忒修斯（古希腊国王，雅典卫城的建造者及命名者，传说把全体雅典居民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3个等级的制度亦是由他所创）和莱库古（莱库古，前700？-前630，是古希腊政治人物，传说中斯巴达政治改革、斯巴达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的创始人）的复制，而是罗马秩序和帝国正义的自我发现。
世界秩序不能片刻缺少罗马帝国，帝国肯定会导致东方和蛮族的内部腐蚀。三种因素正在跟时间赛跑。基督教的美国比异教的罗马抵抗力更强。民主输出比蛮族世界建立城邦的效果好。消灭僭主的速度比腐败感染的速度快。因此，凯撒可能永远不会来临。即使凯撒无法逃避，目前也在凯撒以前的共和时代，罗马的力量还没有达到顶峰。在我有生之年，任何挑战者都会自取灭亡。
中国或东方并不例外，他们的机会还不如以前的德国和苏联。
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孔子和屈原是她的伯利克里时代（古希腊黄金时代，波希战争结束之后，在伯里克利主持下雅典开始重建，在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建筑、雕塑等方面成就卓越，群星璀璨，进入古希腊全盛时期），秦皇汉武是她的凯撒时代。今天所谓中国，无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东方化的定义就是共同体德性的衰退，无法维持自由邦必须的秩序，陷于拜占庭式的专制和停滞。这种情况当然是人类的灾难，但在凯撒来临以前并无可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之下，东方人只会创造西方文明。日本人曾经共同创造华夏文明，后来又共同创造西方文明。
不能既反对世界警察 又反对大屠杀
问：20世纪，亨廷顿和福山分别提出了两套影响甚巨的理论——“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且此后的世界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两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理论，我不知您如何评估它们的合理性？毕竟，在非基督教文化国际，英格兰式宪制的引进还是多有水土不服表现的，而这一点在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体现尤为明显。
阿姨：亨廷顿（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1927-2008，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代表作有《文明冲突论》等）其实是在谈论认同政治和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如果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就必须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或不能维持价值认同，共和国就不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政体。亨廷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的逻辑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进一步推论，只有两种解决方法。要么发动输出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战争，要么在没有正确价值认同的地区实施变相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任何手段都是后患无穷的权宜之计。十字军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主体必须具备非常特殊的性质，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无法胜任。
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如果正确，那么现实政治的历史尚未终结。苏联集团演变而成的威权主义国家需要再次解体和重构，最终像波兰一样加入自由世界。世界其他国家也要通过其他方式，最终殊途同归。由于可欲的模式已经确定，这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东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违反终结论，但他的框架忽略了罗马-美国的特殊地位。如果美国和韩国都是性质相同的普通自由国家，世界秩序就会解体。即使在北约内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承担了单方面的保护义务。
英格兰宪制是不能移植的，即使在拉丁国家都不可能，除非以殖民主义的方式。殖民主义为大多数殖民地留下了法统。即使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英国传统的法官仍然在军事政变和恐怖主义之间岿然不动。当然，自治能力的差异始终存在。统治是必然的，自治却不是必然的。世界不是平的，政治德性的落差构成了帝国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如果地方性邦国的合法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世界，那就有必要回到奥古斯汀和但丁的帝国理论（但丁继承并修正了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提出了“世界帝国”理论。他指出，帝国政体使人类与上帝更为接近（圣子在奥古斯都的和平时代降临人世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世界的福祉有必要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世界帝国的统治并不意味着每一城市的每一细微的规章都直接来自世界政体，而是依据基于人类共性的共同的法律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帝国理论允许而且需要罗马的存在，只有罗马才能实施超越身份政治的普遍正义。
附：您的上一篇采访《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注：即《文明的灰烬》）受到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评，您在文章中说到，“中国只存在另一种机会，某种拉美式的威权主义披上立宪主义外衣。经过长期和平发展，最终和平演化成功。”您似乎并不否认威权主义对中国所起的作用，但您又批判说“新威权主义是投机主义“，您觉得在中国，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得上威权主义？
阿姨：威权主义的定义比较一致，新威权主义则并非如此。
威权主义是基于传统规范的政体，它的权力并非源于自身。传统规范先于威权体制，大于威权体制。威权体制有义务服从传统规范，传统规范没有义务服从威权体制。因此威权体制是有限政体的一种，不属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僭政（Tyranny）”范围。僭政是自我授权的，为自己服务的，不受传统和先例约束的无限权力。
权力的可预期性是威权体制和立宪政体的共同特征，也是二者能够低成本相互转化的基本约束条件。如果我们将威权体制视为立宪政体在不利环境下的自我保护，将立宪政体视为威权政体在有利条件下的自然发展，并没有严重违反迄今已知的历史进程。
威权体制的性质取决于权威所出的传统规范，不大取决于威权体制的领导人。因此，这些领导人不会也不敢自称伟大思想家。神化领袖无异于动摇国本，对传统规范的权威构成严重威胁。传统规范一般就是神圣教会和正统君主的权威。这种权威源远流长，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没有经过专门政治训练的普通人眼中，传统规范和自然法则没有明显的区别。威权领导人的权力似乎酷似父亲在家庭内的权力，不是篡夺的产物。事实上，大多数威权体制都有父系家长制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是有机（怎么理解有机：自发形成的亚稳态结构，不需要持续的外力干预）的。就像，如果丈夫残酷虐待妻子，妻子一般不会认为他是强盗。暴力狂即使离婚，通常也不会遭到强盗的惩罚。共同体成员对待威权领导人的态度与此极为相似。在没有共同体的地方，威权体制是无法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依靠暴力建立的权力都会迅速蜕化为僭主制度。僭主制度很难冒充威权体制，就像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男人很难把强奸罪说成家庭暴力罪。
匈牙利的霍尔蒂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1868-1957，霍尔蒂出身贵族，并以军功升为将军，1919年匈牙利被贝拉·库恩窃取并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霍尔蒂在协约国军队支持下将政权夺回并出任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避免匈牙利遭受战火，霍尔蒂与阿道夫·希特勒结盟， 1944年霍尔蒂有意退出战争并与德国断交，但被德军挟持，战后霍尔蒂被南斯拉夫以战争罪要求引渡，但在美国保护下，霍尔蒂流亡海外，直至1957年过世时再未能踏上匈牙利国土，直到1989年匈牙利结束共产党专政之后，霍尔蒂的遗骸于1993年归葬匈牙利故乡）和西班牙的弗朗哥大元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国家元首，大元帅，“国民运动”最高领袖，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佛朗哥出身海军世家，1926年以军功升任将军，1936-1939成功镇压西班牙共产主义暴动并就任国家元首，二战中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使西班牙本土在免遭战火的同时并出动蓝色师团帮助希特勒攻打苏联，1947年，他自任摄政大臣（国王之位空缺），1969年，指定原王室继承人胡安亲王的儿子胡安·卡洛斯一世为王位继承人并尽心尽力培养辅佐， 1973年，辞去首相职位，1975年11月19日，佛朗哥逝世后胡安·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西班牙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并顺利地完成了民主改革）是经典的威权主义者。他们的权威属于正统教会和君主。他们是以君主国摄政的身份行使权力，维护、而非破坏王国的法统。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以前，所有的天主教君主国都在这种政体的统治下。在君主空位或主少国疑的时期，王国摄政者一般都是霍尔蒂或弗朗哥这样的人物。威权体制并不自认为或被认为临时政府，它将继承正统君主的权力交给正统君主，就像管家将老主人的家业交给长大成人的小主人。管家有时是忠诚的，有时并不忠诚；但不忠的管家通常很难变成强盗，因为他接管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已经对他的行为构成了刚性约束。除非遭到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立宪君主制将是威权体制的自然结局。
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以外，威权体制的建立和稳固取决于两项基本条件。其一：有机共同体的存在。其二：正统君主制和传统宗教或其它规范的约束力。依靠征服者权力建立的多元超民族帝国不具备第一项条件，例如波斯帝国、大清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这样的帝国属于僭政范围。分开举例来说，苏丹（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无法行使男性家长对妻子儿女的权力，武断之治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仅有的选择。凯末尔的新政和青年土耳其党的新政并没有任何区别。凯末尔本人只是青年土耳其党三杰麾下的偏俾小将，论思想和能力远不及恩维尔帕夏（伊斯麦尔·恩维尔·帕夏，1881-1922，一战时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与塔勒·巴夏及泽马尔·巴夏为同盟国阵营的奥斯曼帝国三巨头，一战后，在帕米尔高原参与巴斯玛奇反抗苏联的抵抗运动，后不幸战死）。他能在恩维尔失败的地方成功，恰好就是因为泛土耳其主义（泛土耳其主义是什么，需要一些简单的说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十九世纪晚期流行的意识形态，最初源于拿破仑三世的意识形态输出，主张突厥语系各群体应该团结起来拥护土耳其苏丹，建立从中亚到中欧的超级国家，就像拿破仑三世希望统一拉丁各国一样。青年土耳其党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政治组织，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土耳其帝国，压制亲英和主张联邦的自由协和党，依靠德国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权化改革，废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采取挑衅式外交政策，最终同时向英俄两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帝国解体。）的失败给他创造了条件。从上述解释说明中，我们把目光拉回亚洲，不难看出：日本同时符合两项条件，她的成功并不仅仅由于政策的恰当。泰国完全符合第二项条件，部分符合第一项条件。历史上的暹罗王国（1238-1949）发挥了泰语各族群保护人的作用，抵抗了缅甸和安南（越南）的侵略野心，使他们免遭占人和孟人的灭族惨祸。泰国王室有理由信任臣民无言的忠心，正如慈禧太后有理由怀疑降虏美丽的表白。
新威权主义的意义就是：威权统治者能够以开明、积极和有效的政策推动包括民主在内的现代化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简单的集合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威权体制有条件存在的地方，新威权主义才有实施的可能。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不一定有新威权主义；没有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肯定不会有新威权主义。
1990年代以来，李光耀（1923-，新加坡前总理，独裁者）一直是新威权主义在国内的形象代理人。我们不难看出他所依赖的传统规范。其一：大英帝国留下的法统和管理体制，李光耀本人只做了极少的修改。其二：美国的冷战政策和远东国际体系。李光耀本人的政策像早期凯末尔一样危险，他的失败比他的成功更多地造福于新加坡国民。新加坡独立前后的纠纷清楚地告诉我们：李光耀渴望在统一的马来西亚大显身手，不甘心局限在区区小岛上。在族群混杂的冷战前线推行这种政策，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结果：马来半岛沦为共产主义游击队的战场，美国扶植伊斯兰势力反扑。南洋华人迅速效仿西贡和金边的华人，投奔茫茫怒海。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中弹不死，似乎应该更多地羡慕他父母的强健体质，不要急于向自己脑袋多开几枪。
秦政结束了中国具备威权主义条件的时代，有机共同体随着项羽和田横的复国主义运动而毁灭。蒙、满多元帝国为中原的花花江山抛弃了塑造有机共同体的机会，而自己并非没有察觉。蒙古贵族曾经宁愿满足于抢劫杀戮后撤回草原，皇太极政权宁愿用胜利（1642年皇太极大败明军，在松山俘洪承畴，明将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自此明在关外只剩宁远孤城一座）换取比澶渊之盟（1005年，辽宋签订和约，互为兄弟，辽放弃已经夺取的幽燕以南的宋朝土地，宋每年向辽上缴岁币“三十万”）更为卑曲的和平条件，然而，他们最终无法抗拒吏治国家的致命诱惑。吏治国家是无根游士为无根游士的利益设计的政体，适合无限权力并渴望散沙顺民的内在需要。吏治国家靠流官进行统治，流官的真正任务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机共同体的凝结核。大一统帝国镇定而审慎地削平了参天大树和乔木，只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顺民感到皇权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强大，也就感到了一丝苦涩的安慰。与此同时，欧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乱中成长为巨人。年轻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经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欧洲的内战造成了条约体系的崩溃，两次大战和冷战将华夏世界的残骸送进了苏联的怀抱。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是永恒的战争权力，正如列宁本人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包括不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约束。在阶级战争结束以前，战争权力不可能结束。而战争开支是一切政治开支当中最昂贵的，因此列宁主义的统治成本也是最高的。列宁主义是一切传统规范（包括威权体制和立宪政体）的有力破坏者，这些传统规范正是新威权主义赖以建立的根基。这跟西方的威权体制完全不同，弗朗哥元帅的部下完全清楚元帅会做什么，更清楚普世天主教会的规范是他可以依靠的磐石。列宁主义的官员对这两方面都没有把握，更不能指望马列主义理论的保护。总之，列宁主义是一台割草机，削平了吏治国家留下的灌木，除了草地和苔藓什么都没有留下。列宁主义国家比立宪政体更强大又更脆弱，正如吏治国家比西欧封建更强大又更脆弱。
问：您在《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此文中说，中国是文明燃尽后的灰烬。但是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讲了6个原生态文明，而唯一现在还存在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中华文明从古代延续到了现在呢？
阿姨：地理的重合不等于文明的延续性，文化基因的延续是极小概率事件。就像挪威人如果自称维京海盗的后裔，无疑能够满足他们的集邮爱好者。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看成封建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坦白地承认维京文化不比拉普兰文化（拉普兰地区位于芬兰、挪威北部的北极圈内，一万多年以前当地的拉普兰人即已迁徙至此，并世代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习俗，拉普兰又被称为圣诞老人的故乡）更有文明体系的资格，显然更有说服力。
根据孔子和孟子的标准，暴秦的胜利已经足以构成“文武之道”的末日。仁政的追随者没有终结历史，反而自蹈东海。关东旧贵族的复国运动和汉儒的周政复辟运动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最后挣扎。随着蛮族入侵和魏晋帝国的没落，华夏文明的余烬和希腊罗马一起熄灭。但是蛮族继承人出于附庸风雅的需要，一再挖掘古董做装饰品，甚至在诗文中自称罗马元老或汉魏名士，仅此而已，埃及穆斯林对金字塔的态度也是这样。撇开装饰看实质，我们只能承认：古典埃及和古典华夏没有称职的继承人。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伊拉克的同源性非常明显（阿拉伯埃及不是古典埃及的继承人，而是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伊拉克的产物，是阿拉伯在埃及的分支，正如伊拉克是阿拉伯在伊拉克的分支）。晚期中华帝国是秦政的继承人、周政的敌人，帝国官僚是文法吏的继承人、儒生贤良的敌人。帝国顺民既不是华夏早期的方国氏族，也不是华夏晚期的核心家庭；而是斯拉夫村社和印度公社的对应物，一种为应付乱世而刻意设计的宗族组织。在斯宾格勒的体系中，这是一种费拉社会。文明耗尽其组织资源后，残余的灰烬重返原始状态。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左派历史学家）的多文明理论有其政治动机，宏大体系创立者都有这种倾向，因此存在扭曲自身理论的趋势。汤因比个人的多元文化论是西方左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他希望降低西方文明的政治重要性，从而提高他自己所在派系的政治重要性。就如马克思早年把斯拉夫村社视为亚细亚的原始性，晚年却说这种村社可能具有社会主义雏形的先进性，可能提供一条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曾以卡夫丁峡谷指代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 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的路径一样。原因不在形而上的理论，而在形而下的政治。马克思早年（或者所有学者早年）是纯粹的文人，除了制造理论体系以外别无愿望，所以顺着自己的理论倾向下结论。文人晚年从政，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就难免用自己的理论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即使扭曲理论也不在乎。俄罗斯社会党人的势力需要争取，这些人又愿意尊重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论界的权威；因此马克思为了统战他们，就做出了他们希望的回答。
问：在正统的史学（教科书）概念中，我国是拥有一个漫长的封建时期的国家，从秦延续到鸦片战争。而一直以来，就有史学家对“封建”一说怀有质疑，比如冯天瑜、黄仁宇等等，他们都认为我国真正的封建只有西周一朝。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是封建？西欧的封建与西周的封建以及马克思主义封建有什么不同？又各自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阿姨：严格说来：封建主义就是私人契约取代公共法律的社会。这种社会产生于日耳曼习惯法、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汇合，只在西欧存在。许多前文化区域从部落组织进入文明初期时，或是在帝国解体和蛮族入侵时，出现了某些类似封建的特征。希腊的荷马时代、华夏的春秋时代、日本的武家时代都是这样，但无一具备西欧封建的多元性和契约性。西周和春秋的宗法封建制是东亚大陆最接近西欧封建的时期，但仍然存在以下的重要区别：没有希腊和希伯莱文化的丰富继承，没有独立于世俗权威之外的宗教势力，没有契约社会和司法国的性质。这些差别都严重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路径。秦代以后，吏治国家一直是主流。即使某些时代豪门有垄断官僚机构的倾向，他们依靠的力量仍然是官僚机构与中央集权。这种社会和西欧封建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马克思本人大体是西方中心论者，把东方社会（包括中国传统社会）视为低于封建的“亚细亚社会”，认为后者没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只有殖民主义才能对亚细亚社会产生革命性作用。他晚年愿意对俄罗斯网开一面，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有意改变印度观和中国观。他的封建论侧重点在经济关系，而非传统封建论的政治关系；但他绝不打算承认亚细亚社会的官僚或地主有资格算封建主。相反，他明确主张：亚细亚社会缺乏私有财产，不具备封建关系的基本要件。
封建官僚主义”（相当于男女人）这种自相矛盾的概念跟马克思本人无关，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斯大林主义者，目的纯粹属于现实政治层面。斯大林主义者要推翻马克思的东方停滞论和殖民进步论，因为这样会证明以英国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不仅合理、而且有益。而苏联的外交政策恰好相反：要唆使中国出头推翻条约体系。这件事对中华民国本身利益甚少，只会使她沦为苏联的人肉盾牌。后来的历史实现了苏联的计划：中国独自承担了日本报复和列强抛弃的全部后果，像流尽了血的野兽一样轻轻松松落入苏联手中。苏联为了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必须修改马克思的历史解释体系，因此产生了以下毫无说服力的框架：东亚和西欧的历史大致平行，东亚只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中国资本主义从战国到明末，连续萌芽了几十次。资本主义萌芽所在的社会，当然都是封建社会。秦始皇和康熙皇帝是封建领主，正如黑太子（“黑王子”爱德华，1330-1376，英法百年战争第一阶段中英军最著名的指挥官，英格兰君主爱德华三世的长子，传说常他穿戴黑色盔甲，故被称为“黑王子”）和约翰王（1166-1216，亨利二世五子，曾由于没有领地可以分封给他，被称为无地王，1199年成为英格兰国王，1215年6月15日，约翰与反对他的贵族首领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兰尼米德签署了《大宪章》）。如果中国没有《自由大宪章》这样的封建契约，我们总可以找出几个用文字表示反对暴君的知识分子充数。
这种荒谬的学说只有郭沫若这种人才相信，三四十年代的重量级史家置若罔闻。瞿兑之（1894-1973，历史学家、文学家）、吴于廑（1913-1993，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中国的学术继承人，代表作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西洋文化史纲要》等，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自此连年遭受非人折磨，1962年不幸因病逝世）等人运用封建一词时，跟我刚才的用法相去无几。直到最后，思想改造运动发挥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不幸的是，这种效果随着夹边沟一起退化了。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皮里春秋（嘴上不明说，心里清楚）的手段暗示，三四十年代的重量级史家一直都是对的。你从吴于廑的晚年文章就可以看出端倪，只是他非常谨慎地不让外行读者有机会抓住把柄而已。九十年代以后，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许多学者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补丁，描绘秦政的特征。秦晖、金观涛、吴思等人都有自己的说法，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料集成。史学界内部很不尊重那些秦汉封建论者，但这种论调在科普作家和外行群众中仍然颇为流行。任何陋俗都可以称为封建，实际上跟任何封建都毫无关系。如果葬礼奢侈浪费是封建，那么印第安人的散财宴是不是封建？如果迷信黄道吉日是封建，那么美国人迷信黑色星期五是不是封建？
问：接着上一个问题，在14世纪左右，西欧的封建制逐步瓦解，导致西欧封建制瓦解的原因是什么？我国为什么在割据、战乱之后，又重归大一统？一直到清代才陷入近代世界？
阿姨：直接原因是战争的升级。封建契约是双向的，并不片面有利于上级领主。日耳曼部落习俗是封建法的重要源泉，充分体现了部落武士的政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国王只能打四十天的仗。手下的武士到期就要回家，一不高兴就要向国王挑战决斗或提出诉讼。国会在国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断拨款，有时仅仅因为吝啬，有时因为不愿看到凯旋而归的强者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不能令雄主满意，更不能应付土耳其帝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数千十字军骑士一再以寡击众，大败埃及和土耳其数十倍的大军，证明了封建自由的力量和伟大；又因为人数、资源和专业程度的不足，在帝国常备军的攻击下丧失了匈牙利和东地中海。
首先接触东方的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首先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巨大的开支迫使他们改造财政结构。革新者的暂时优势迫使其他政治实体效法，绝对主义国家的浪潮从西班牙向全欧洲扩散。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实体损失过半。未来似乎属于官僚机构和常备军支持的强大君主，然而英格兰和荷兰扭转了潮流。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结盟反对王权。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前者以立宪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后者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优势最初似乎在后者一方，因为她们能够动员更大的财力和军力；然而这种优势正是她们在长期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向历史天平投下了至关紧要的砝码。资本从汲取能力强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财产安全的地方，思想从国家管制强大的地方逃向权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叶，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几乎全部集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方寸之地。法兰西的资本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武装了皇家海军的战船，将法兰西赶出印度。英格兰征服欧洲，欧洲征服世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权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秦政能够毁灭东亚大陆的封建多国体系，原因主要在于先天条件。中国读者有一套普遍的误会：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各文明大体上平起平坐；中国只是在鸦片战争后才落伍，最多不过在明末才落伍；一百多年，最多几百年的落后可以迎头赶上；中国迟早会有能力以武力夺回鸦片战争以前的世界中心地位。这些胡言乱语跟昭和日本“皇国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更古老”的学说一样荒谬。迄今已知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在六千年前产生于肥沃新月地带，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到伊拉克的地区。耶利哥（约旦河西，死海西北约5公里处）出土的小麦、宫室和城墙比半坡村的半地窖式村落古老得多。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城邦（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时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城邦）市民住在前后花园围绕的洋房里，西汉长安的列侯没有这样的待遇。大洪水时代的乌鲁克共和国，国王、贵族和平民展开了一系列雅典式、英格兰式的宪法斗争。春秋列国的类似斗争要晚得多，原始得多。一千年多后，文明扩散到希腊和印度。再过一千多年，文明扩散到欧洲和中国。第三个一千多年过去，文明扩散到西非和美洲。此后，新文明没有产生。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肥沃新月地带，所有的文明都是在原生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刺激下产生的。
历史进入轴心时代：两希（希腊-希伯莱）文明已经非常古老和丰富，华夏文明仍然非常年轻而单薄。从时间上看，华夏文明只有两希文明的一半长。也就是说：东亚文明和两希文明的关系更接近于中美洲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内容上看，华夏轴心期所有的成就都没有超出实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范围。这些成就仅仅相当于斯多葛派和其他各家哲人的学说，但明显缺乏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容。相应地，东亚没有产生任何独立于政治的权力或组织中心。她没有教会和神学利益集团，没有自治或独立的城市，没有契约社会和法学家阶级。罗马帝国在其官僚化和东方化最严重的时代，以上三种力量仍然存在。蛮族入侵时期，以上三种力量保护了社会中间组织。蛮族入侵只是毁灭了官僚组织，恢复了多国体系，带来了比罗马法更加平等的日耳曼习惯法。中世纪并不是黑暗时代，反而是逃离大一统压迫的解放。封建欧洲各邦和希腊罗马各邦一样，都不是依靠赤裸暴力的僭主政权。
儒家未能在多国体系时代将习惯法（礼法）总结成体系，在帝国时代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由于财产权是法律体系的后果，自由资本主义是财产权的后果。而我国的资本主义在吏治国家之后才产生，势必走向成本更低的国家社会主义路线：将国家机器变成商业机构，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专卖。商人依靠武断权力掠夺消费者，同时沦为暴君和暴民的掠夺对象。秦汉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等价物，社会分化程度远为低下。因此在动乱时期，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保护作用。政治机构和散沙顺民遭到生物学意义上的毁灭，只有人数众多和比较团结的宗族可以幸免。而到战乱结束后，宗族组织却无法将秩序扩散到血缘团体以外。流民暴力集团和他们占领的区域没有有机共同体的联系，只有征服者权力和资源汲取的需要，统治模式全都属于僭主政权，因此他们无法重建春秋诸侯的共同体。各种割据政权的差别不大，成败大多取决于把握短暂机会的魄力。拿欧洲来说，诸侯失败的结果是割地赔款，因为他的权力源于共同体各等级的支持。各等级维护的是法统、而非君主，任何共同体无法有效统治其他共同体。而僭主失败的结果则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的权力取决于投机雇佣兵的胜利预期和顺民的暴力恐惧。如果他不能向部下表现取胜能力、向顺民表现威胁能力，后两者立刻就会投向更有希望竞争者一方。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前者如丘陵，砍掉最高峰并不会降低征服的难度；后者如平原，杀掉领袖就会立刻继承他的所有部下。因此，僭主之间的战争必定是短暂、残酷、诡诈的。他们不能相信任何条约或契约，也不会因违约遭到任何惩罚。只有肉体毁灭所有同侪，战争才会结束。僭主战争和僭主政体同样构成社会组织在发育成熟前必遭收割的原因，两者都是秦政的常态、欧洲的特例。
在僭主战争和僭主政权的交替统治下，东亚社会自发演化资本主义、近代社会或任何高度复杂组织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就像草间的昆虫从来不知道森林的存在，直到森林的巨人一脚踩在草皮上。清朝没有遭遇近代世界，而是以降虏的身份落入近代世界。诸侯战争的伦理保护了僭主政权：失败者没有满门抄斩，顺民没有赤地千里。如果西方没有征服东方，后者肯定会在下一场僭主战争中落到这样的下场。
问：在您的《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中，您丝毫不否认美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认为它就像曾经的罗马帝国，并且您毫不客气的说到，任何向世界秩序挑战的人，都会自取灭亡。我的问题是，您认为现代性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阿姨：通常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特征。我讨厌这个牵强附会的名词，因为它把众多缺乏内在联系的偶然因素拼凑在一起。这样的分析框架不能提高你的认知能力，因此不是适当的理论工具。我们知道：理论不是客观真理，后者是人力无法充分理解和判断的。理论是梯子，帮助你登上更高的理解层面。即使更高的理解层面，仍然距离真理无限遥远。然而，正如康托尔（格奥尔格·康托尔，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合论和超穷数理论创始人，著有《一般集合论基础》等）所证明的：各种无穷大并不同样大，有些无穷大比其他的无穷大更大。各种谬误也有层次上的差异，高层次的谬误在某种意义上高于低层次的谬误。工具的适当性对层次升级非常重要，“现代性”研究从来没有超出“康熙皇帝鼻子统计学”的层次。这种学问的内容是：中国人的投票结果应该比美国人准确，但调研范围只限于美国。我们应该怎样设计问卷，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华裔美国人参加投票？
现代性理论把世界变成了一座可以穷尽的模范学堂，而真正的世界是一片充满迷宫小路的森林。认知图景的低级无法依靠细节的准确来弥补，认知图景的高级则可以弥补细节的不准确。
问：接着上一个问题，在二战后，美国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其价值观、价值体系也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我们知道，争夺霸权的国家有很多，向世界输出其价值观的国家也很多，比如曾经的英国、法国、前苏联，但为什么这些国家后来都让位给了美国？为什么偏偏美国是例外？
阿姨：美国例外论比美国更古老，甚至比美国人更古老，是“选民”理论在世俗世界的投影。这种理论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之手，传给加尔文（约翰·加尔文，1509-1564，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新教归正宗（加尔文派）创始人）和诺克斯（约翰·诺克斯，1514-1572，加尔文学生，苏格兰宗教改革领导人，苏格兰长老宗创立者），最终将种子撒向美洲殖民地。救世主义的使命感是殖民地能够存在的理由和原因，也是林肯和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8年威尔逊总统阐述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把他关于民主、自决、公开协议和自由贸易等进步主义国内政策投射到国际领域，并成为战后凡尔赛条约和国联成立的基础。1920年由于他拒绝妥协，美国加入国联案没能在参院通过。后人所称的“威尔逊主义”，指他主张的美国应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自由而战，主持建设世界新秩序、并决不妥协的理想国际主义）做出决断的最后依据。“信仰与自由”将冷战十字军的重担放在美国身上，世界帝国只是救世主义的副产品。
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民主价值观只是美国的表层，甚至是美国的公关部门，这并不是美国的力量所在。如果你只有世俗意义的民主价值观，那就只会得到一群孙中山或马德罗（弗朗西斯科·马德罗，1873-1913，墨西哥革命家，1911-1913为墨西哥总统，后遇刺身亡）。没有信仰的威尔逊主义者大概会变成非常茨威格（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著有《昨日的世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等著作，1938年奥地利沦陷纳粹之后，茨威格流亡英国，后又逃至美国、巴西，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夏洛特·阿尔特曼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Petrópolis双双服用镇静剂自杀。——“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出于对他的“精神家园欧洲”的毁灭的痛心）的人物，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却会变成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以为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可以完全依靠文明人的善意合作实现，一旦遇到希特勒就只有用自杀来逃避。茨威格在1943年自杀时已经逃到中立国巴西，但他看到希特勒的力量正在最高峰，以为长期黑暗时代就要来临，竟然没有信心多等两年。里根是威尔逊的长老派教友，苏格兰庄严盟约党人的精神后裔，他们心目中的集体安全意味着用高尚强健的清教徒坦诚合作取代诡诈软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现实政治，以清教精神清扫旧世界的腐败，在共同信仰、而非交易的基础上建立秩序。他在苏联势力的最高峰执政，以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唤醒了美国沉默大多数心中炽烈的十字军精神，重申美国对信仰和自由的特殊使命，扭转了历史潮流。）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果不了解真正的美国，就会蔑视民主的软弱性，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因为自从克伦威尔的圣徒军队销声匿迹以来，人类还没有产生过更加可怕的力量。（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和苏格兰长老派的联军以宗教热忱为武器，击败了查理一世的保王党大军。建立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是他们的教友，移民未遂的清教徒发动了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本人就是移民美洲途中，被詹姆斯一世的官员拦截下来的。查理一世有理由为父王的反偷渡行动后悔。）
我想，威尔逊和里根的同胞教友会说：美国负有使命，因为这是神的意志。他们会像费尔法克斯（托马斯·费尔法克斯，1612-1671，英国军事家，第一次内战时议会军总司令）和林肯在内战前夜一样，连做七个小时痛苦的长祈祷，祈求神的启示和指引。当指引确实出现时，他们就会镇定自若地扬起马斯顿荒原的战刀（1644年7月2日，利文伯爵指挥的苏格兰盟约者与费尔法克斯勋爵与曼彻斯特伯爵指挥的英格兰议会派联合军力，于马斯顿荒原打败了莱茵的鲁珀特亲王和纽卡斯尔侯爵统率的保皇党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决定性胜利）。如果神的旨意要求宾夕法尼亚（北方）的子弟和弗吉尼亚（南方）的子弟一起赎回黑奴流过的血汗，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至公至义。英格兰宪法的古老传统和政治经济的利害关系都要在此止步。他们知道人对神有意义，但人不一定能正确理解神意。世界历史以某种方式体现神的大能大智，美国注定要担负重任。决断时刻如果来临，他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信任神的指引。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中看不出神意。我不能用学究的语言充分解释以色列先知的精神后裔，但我有把握：忽视武装圣徒民族的底色，将会犯下比查理一世和萨达姆更加可怕的错误。正义事业的信念和战争决断的意志始终构成无法替代的权力核心，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智慧、技巧和物质条件所能完全弥补。
美国的罗马性有许多世俗理由，最重要的几项不难列举。文明季候和地缘形势赋予她“最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无限广阔的空间，这是罗马存在的基础。当文明体系中心区的古老共同体为微小理由耗尽资源时，年轻的罗马从容地壮大。当多国体系的游戏接近尾声时，她处在同时吸收文明资源和蛮族力量的最佳节点。她继承了英格兰的传统和普通法的遗产，“财产和自由”（请注意：这个自由的意义不同于“信仰与自由”的自由）保证了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的地理中心位于美国。自从伦敦金融界雇佣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入侵自己的祖国（光荣革命）以来，“财产和自由”掷下的骰子没有一次落空。除了以色列和某些北欧国家，美国和全世界的技术鸿沟都在稳步扩大。在所有列强当中，她的国内统治成本最低。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她有最大份额的储备力量可以动员。大多数小邦已经将自己的宪法体制和内外政策调整到罗马秩序所需要的状态，把对美院外游说集团变成了本国最重要的机构。即使他们没有这样做，世界金融体系足以保证他们的资源用在美国认为合适、而非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二战时期的阿根廷就曾经处在这样的地位。多国体系已经演变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任何中等强国企图挑战罗马秩序，就会首先遭到所有邻邦的包围攻击。迦太基、马其顿、安条克灭亡后，地中海世界就处在这样的状况。未经罗马批准的单边行动变成了一种罪行，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用事实和习惯强迫罗马行使至高权力。
英法俄在其相对权力的高峰，并不具备地缘和季候的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源于人力不能控制和改变的因素，因此本身就构成了天命的一部分。英格兰的特殊自由是封建传统的产物，没有输出的可能。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疯狂模仿英国的时代，英国人却坚持说没有什么全人类共同的自由。美国继承了英格兰的宪法传统，英国却没有分享美国的救世主义。法兰西的官僚主义大众民主属于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只有非常成熟的文明才能接受。这种接受者已经不再具备年轻民族的扩张性，这种输出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和消费性。俄罗斯的亚细亚性质（问：到底是怎样的性质，还望详细说。阿姨：专制君主通过官僚统治集体主义的村社。一盘散沙的农民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独立于君主的贵族和教会。）过于明显，遭到所有西方列强和邻邦的歧视。她的扩张力量主要依靠俄罗斯农民的高生育率和土地欲望，东正教-正统君主制的意识形态保障了农民的家庭伦理。列宁主义对俄罗斯农民传统的破坏超过了任何外来征服者，苏联解体和东正教复兴都未能挽回败局。列宁主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曾经能够吸引西方社民党和进步分子的同情；但她的亚细亚性质暴露得如此迅速，以致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没有任何西方共产党人愿意支持她。即使在她最得人心的年代，她的外国支部也无一能够接近主要反对党的支持率。列宁主义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的扩张主要依靠苏联的外交和颠覆手段，每一次都以推翻所在国议会选举结果为代价。鉴于列宁本人就是依靠军队推翻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起家的，这种状况并不令人奇怪。苏联的扩张结束了美国的消极和犹豫，激起了几乎所有周边国家的恐惧，迅速造成了环绕苏联的免疫隔离地带。列宁主义的汲取性质过于强烈，如果不能不断增添新的汲取对象就会迅速饿死自己。这种结局终于出现时，它已经耗尽了俄罗斯的资源和机会。
问：提到美国，不得不提到它的同盟国日本，今年恰好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许多人的目光又回到“中日关系”这个点上，并且现在由于钓鱼岛以及参拜靖国神社之事，中日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日本是我国在东亚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对此，您做何评判？您认为应该怎么应对中日关系并构建东亚秩序？
阿姨：从地缘形势和现实政治考虑，日本的利益在于阻止任何大陆强权主宰亚洲。只要日本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她对这种强权的猜忌就会超过英格兰对法兰西和德意志霸权的猜忌。这种猜忌得以压制，仅仅因为美国秩序保证了日本的安全。任何削弱美国秩序的举动都会将日本送回地缘要求她扮演的角色（问：这里还望补充，具体什么样的角色？阿姨：亚洲的英格兰，极力维持大陆各国的势力均衡，坚决反对最强者统一或称霸大陆的企图。），从而导致亚洲大陆的外交革命。
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位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远比2005年的中国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她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摈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当年的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
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以维护平衡。所谓处置得宜，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做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地围堵和剿灭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美国政治家、外交家，1944年起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 1950年参与策划介入朝鲜战争，1953-1959为美国国务卿，曾策动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入侵，以对抗阿本斯宣布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大片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这使他成为控制各个“香蕉共和国”的名人之一，1954年他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并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后来，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即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毛政府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威信和力量。
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不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的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重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同一模式。美国人让日本人明白，她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她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乱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定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乱像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成长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历史经验、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和东亚体系的地缘形势都告诉我们：除非美国果断而坚定地施加干涉，这场斗争没有自行消弭的可能。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十八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她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销了她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中国的列宁主义国家和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列宁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维持近代军事化国家的门面，长期超过其社会财富和国民福利所能支持。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她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或政治智慧。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问：提到东亚秩序甚至世界秩序，俄罗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尤其近段时间以来，俄罗斯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比如操纵了克里米亚公投，比如跟中国达成天然气协议……俄罗斯的这些举动是很让西方世界不满的，有人评价说有重返冷战新格局的迹象，您怎么看？
阿姨：俄罗斯显然没有重新发动冷战的能力和意志，克里米亚事件不是扩张、而是止损。俄罗斯曾经拥有，并且希望拥有整个乌克兰。地缘和历史的因素对她的有利程度都超过对美国和欧洲，她又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她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全盘皆输，充分证明了软实力的衰败。东正教君主制存在的时代，保加利亚的教友将沙皇视为主要的救星。今天的保加利亚却支持北约，鼓励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夺回克里米亚的手段毁灭了通过欧亚联盟重建安全空间的希望，无疑是一场皮洛士的胜利（得不偿失的胜利）。我们只要回顾蒋介石在1937年和1945年的巨大民望、在1940年和1948年的巨大民怨，就会明白这种虚幻的民族主义动员手段多么危险而脆弱。背叛国际体系将会导致贫困而广大的内地丧失资本血液的滋润，不是中俄交易所能弥补的。可想而知，社会紧张局势将会促使敏感地区爆发冲突。
俄罗斯人口老化的程度位居列强之首，中亚人和高加索人的生育率使他们极度恐惧。这种恐惧完全不能跟美国和欧洲的移民问题相提并论。美国移民主要来自菲律宾和墨西哥天主教徒，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比历史上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天主教徒更难融入。欧洲的移民并没有认同所在国的敌人。而俄罗斯在其最强大的时代，仍然没有避免中亚牧民和高加索山民的掳掠。后者经常贩卖俄罗斯人为奴隶，俄罗斯人也残酷地报复他们。东正教的老人依靠高加索青年的武装保卫，这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噩梦。普京丧失西方的支持，立刻就会唤醒南方的欲望。资本逃离的地方，武力就会渗入。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俄罗斯面临巴尔干化的严重威胁。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早已担心：俄罗斯携带母国拜占庭的宿命，苏联解体很可能对应于拉丁帝国的征服，接下来就是伊斯兰的洪水。
问：您在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共同体”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共同体？我们在历史上曾有过共同体吗？后来共同体又是怎么消失的呢？对比西方，盛行于欧洲17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及18世纪的浪漫主义分别对塑造“共同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以休谟代表的经验主义则又产生了怎样的共同体？
阿姨：广义的共同体是指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团体，朴茨茅斯的清教徒和清朝的儒家宗族团体都可以算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构成社会的中间组织，肯定会发挥稳定的作用，可能构成政治共同体的起源或种子，但并非一定如此。狭义的共同体是指广义共同体范围内，具备自发维持宪制能力的政治实体。这种实体包括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和部分主权实体（加泰罗尼亚之类）、前现代的许多部族、城邦和诸侯国。这两者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因为某个广义共同体可能正在建构狭义共同体的途中。
显然，中国的广义共同体随着列宁主义而消失。在郡县范围内，狭义共同体随着秦政而消失。具体的共同体可以自发形成和自发消亡，但文明区域主体的共同体普遍消亡无疑是衰亡的标志。共同体的集体消亡通常是收割和汲取的结果，预示社会复杂程度的退化。收割者的诞生是文明步入晚期的可靠标志，大多数文明因此灭亡。即使形式上的原因在于蛮族入侵，实质性原因肯定在于自身组织资源的退化。文明如果仍然保存足够的自组织力量，就能够抵抗外力，至少能够修复创伤。
理论只是接近事实的梯子，基本不影响事实本身。不同的理论倾向有不同的认知导向作用，但路径选择以后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换句话说，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同一头大象。有些觉得大象像柱子，有些觉得大象像墙壁。理性主义对主权国家的理论建构负有最大责任，奠定了霍布斯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
中世纪的政治实体没有绝对统治权的观念，实际治权总是相互重叠和交叉，缺乏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和等级。理性主义的世界厌恶混乱，不喜欢主权国家以外的政治实体，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划为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部分，使国际交涉丧失了必要的灵活性，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浪漫主义对语言-文化民族主义负有最大责任，复兴了几乎被主权国家消灭的历史共同体。中欧众小民族的觉醒，大多源于赫尔德和哥廷根学派的语言学和民俗学研究。浪漫主义将共同体视为先验的存在，因此极度低估宪制的规范作用，为许多不必要的动荡留下了危险的缺口。
经验主义对习惯的信任多于建构，厌恶同质、绝缘的共同体想象，欣赏封建自由遗留的多层次宪制，企图通过文明共同体和地方共同体的想象削弱（理性主义）国家和（浪漫主义）民族的危险性。“绝对统治权”（主权）和“神秘民族魂”都是针对经验的挑衅。经验主义的世界最欢迎马耳他骑士团、维京群岛、哈西迪教派这样难以界别的组织，正是这样的组织使世界变得舒适。
问：我们知道，西欧是多民族林立的地带，宗教帝国解体后，民族情绪催生出了许多国家，最终，西欧的多国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呢？多国体系是否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民族的时代”主旋律相关？其中，各个国家间民族主义的表现是怎样的？后来，西欧多国体系又是怎样实现世界化的？
阿姨：西欧所出的文明体系从两希时代开始，一直处在多国体系中。罗马帝国的统治从法律上讲，仅仅是罗马及其盟国对世界秩序的集体干预，对共同体的破坏没有达到秦汉郡县帝国的程度。蛮族入侵恢复了多国体系，增加了体系的复杂性。理性主义的主权国家和浪漫主义的民族生命是两次规范和建构的企图，都没有完全成功，都成功地留下了自己的部分遗产。主旋律其实只证明作者个人对某个侧面的重要性估计甚高，其他人不难在同一时间地点发现其他的主旋律。民族主义是持续不断的发明，因此缺乏固定的形象。在斯塔尔夫人的时代，日耳曼人以思辨、音乐和厌恶战争著称。霍亨索伦第二帝国的时代，日耳曼人以机械、服从和好战著称。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无疑是合格的共同体，是否构成民族或国家却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后者本质上属于政治决断。
西欧所出的文明体系一开始就是世界的核心，至少重心从东地中海渐渐移向大西洋。随着欧洲征服世界，欧洲体系自动构成世界体系。两者的关系不是父辈与子辈的关系，而是幼体与成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