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4日北京富成金鼎俱樂部講座及答問(含民國人物縱橫談)(全文66千字)
民國時代從時間上看是非常短暫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只要接觸到這段時間的曆史，即使還沒有什麼很系統的想法，都會覺得這段時期比較特殊，有特殊的複雜性和趣味性。你只要仔細反思和推理就會發現這種特殊性的原因在哪裏：它跟其他普通的間歇期例如三國或其他的亂世是不一樣的。因為它疊加了幾種不同的可能性的曆史。
這幾種可能發生的曆史都沒有能夠得到機會充分展開自己的可能性，但它們都起到了相互幹擾曆史路徑的作用。我們用物理學家Richard Feynman的話來說，民國的曆史實際上是一個路徑積分(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的產物，你用任何一條路徑的單一邏輯去解釋，都解釋不通的。按照任何一種單一邏輯它都不該發展成這樣。幾種邏輯產生的幾條本來可能發生的路徑相互幹擾的結果，才產生了這樣一條實際上發生的路徑。跟每一種路徑本來可能發生的情況都不一樣。
五條路徑 ：
- 世界秩序的遠東延伸
- 王朝周期律
- 知識分子的大一統國家理想
- 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
- 兩黨的黨國道路
這幾條路徑中間最大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世界秩序向遠東的延伸。這個過程早于民國產生，如果沒有這條路徑的話，民國是不會存在的。可以說整個近現代中國乃至于整個近現代亞洲的國際秩序，都是歐洲秩序在近代以來向東不斷擴張的結果。擴張的過程有時間差，這個時間差對東亞的結構起了很深刻的作用，尤其是中日之間。時間差有一部分是地理決定的，例如奧斯曼帝國離歐洲就比較近，印度離歐洲就比中國要近。遠東是最遠的，它最後才接觸到擴張的歐洲秩序。它接觸到的歐洲秩序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那種已經比較成熟的秩序，不像印度接觸的是絕對主義（如路易十四）時期和資本主義相交的那個時期的秩序，這個特點很不同，但是也不是完全由地理決定的。
例如，中國、朝鮮和越南這幾個實體，它們加入遠東國際秩序的過程不完全是由地理決定的，跟本國政治家的路徑選擇有極大的關系。中國在這方面比日本和朝鮮加入得更困難，主要原因是大明和大清原先就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天下秩序，在這個天下秩序中，它認為這個天下就是整個世界。所以要它解散這個天下秩序，以一個普通邦國的身份加入世界秩序，這對它來說是格外困難的。而這個困難在日本和韓國身上就變得不存在或者幾乎不存在，至少要小得多。所以盡管按照時間順序來說，大清和西方秩序接觸的時間要比日本更早，但是它的反應卻是更緩慢，曲折更多，最後加入的時間更晚。
大清加入國際秩序是一種非常被動的方式，庚子之亂和辛醜條約才最終奠定了遠東秩序。這個遠東秩序有一個特點就是它顛倒了原來的天下秩序，它不僅僅解散了原來的天下秩序而且顛倒了這種秩序，我們可以設想假如1860年庚申之亂，也就是火燒圓明園那個時代，大清和日本分別加入歐洲秩序，遠東秩序大概會是多中心的平行結構，中日兩國不會誰比誰强的。但是1894年甲午以後優勢就開始偏向日本一邊了。1900年庚子之亂是比鴉片戰爭更重大的根本性挫折。因為它顛倒中日兩國的地位。清朝在以前只是普通的戰敗國，但是在庚子之亂中，變成了違反國際規矩的罪犯。罪犯和失敗是不一樣的，失敗者只是普通的競爭對手，回過頭來就可以回到國際社會中。但是破壞規則的罪犯就要遭到一系列相當于是法國在拿破侖戰爭結束後，德國在一戰結束後受到的那些限制性的條件。
最重要的限制性條件是辛醜條約規定的從東交民巷一直到大沽口這個重要的非軍事區，以及隨後造成的日俄戰爭。後來大部分曆史節點都是由于這一次安排造成的。沒有京津非軍事區，那麼可以肯定就沒有盧溝橋事變。沒有日俄在東北的爭奪，也就根本不會有九一八事變和太平洋戰爭。參加八國聯軍對日本來說也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動，對它來說這次行動就像是中國參加駐海地維和部隊一樣，本身軍事意義不大，但是標志着一個重要的認可，就是說以前日本只是一個見習生，雖然擠破頭想擠進歐洲國際體系，但是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俱樂部成員，現在它加入八國聯軍，意思就是說，從此以後它就是一個夠格的國際俱樂部成員了。
日本變成國際俱樂部的一個正式成員，而大清沉淪為一個受到監視的犯罪分子。這就是20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遠東國際體系的現狀。中華民國就是在這個國際體系中產生的。而且它產生以後始終受到這個國際體系的約束。可以說義和團失敗以後，大清和早期民國精英是有連續性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只是老的一批漸漸退休但是新的一批也沒有重大政策上的改變。他們采取的政策簡單說就是放棄對抗，采取日本在明治維新和英日同盟中采取的政策，盡可能地重頭開始，過去的“光榮”就不再提了。現在我們從頭從最低級開始做起，盡可能一步一步恢複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跟在日本的後面走。這就意味着日本等于是變成了國際秩序的遠東分公司經理，而中國這個原來的（天下體系）總公司經理，現在以實習生的資曆從頭做起。這是極端屈辱的，有很多中國的精英階層都對這一點無法接受，但當時他們是別無選擇的。
但這種無法接受的情緒在後來發酵，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後果，把原來的既成秩序給推翻了。這是民國肇造的一個重要原因。民國肇造有一個基本特點，它的精英階層推翻清政府的一個理由就是，清政府究其本質來講，不大適合于近代化，不大適合于做一個國際體系中的正常成員國，而它搞君主立憲沒有誠意或者說不太成功之類的只是比較次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清這個體量和它的性質不容易改造成為遠東國際體系裏面一個正常行為主體。如果改成一個五族共和的聯省共和國，看上去在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方面都比較接近于西方國際體系的要求。這種做法能夠大大加快實現大清-民國在國際社會中恢複正常國家地位的前景，這一點它倒是做到了，可以說，中華民國早期的曆史，從1912年到1922年這段時間，是一個用溫和手段不斷地修改條約和廢除條約特權，逐步爭取正常國家地位的溫和過程。
這個過程的主要特點就是，它是在沒有引起列强反感的情況下甚至是在配合列强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來看，十四國武裝幹涉蘇聯對中國的意義就相當于是八國聯軍戰爭對日本的意義一樣，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然後又參加協約國武裝幹涉蘇聯的行動，這就相當于是日本在八國聯軍和日俄戰爭中的作用，為了爭取西方的認可，向西方表明中華民國也是條約體系中的一個負責任的成員國了，以後可以慢慢變成一個正常國家。這樣就是收到很多效果的，像威海衛這樣的地方都自動歸還中國了。而且這些修約的過程在不斷加快，可以合理地推斷，即使不發生北伐戰爭，北京的外交官集團和列强之間的協調仍然能夠以較慢的速度實現後來國民黨在革命外交中實現的大部分目的。
在這方面國民黨給我們提供的史觀是有偏見的，它等于是講“北洋政府不愛國，只有我們推翻了北洋政府才能完成修訂條約的進程”。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修訂條約早在護法軍政府時代就是南北政府共同推進的一個項目。南北政府本身雖然是相互對立而且對立是參戰問題引起的，但是南方的非常國會和軍政府同樣承認它所控制的小半個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主要還是外交的原因。這就出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中國南北兩個政府相互對立，但它們都一致認為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要分享戰勝國的果實。
戰後的外交活動也是很奇特的。巴黎和會召開的時候，南北政府正在上海會談，國內的和平談判和國際的和平談判同時進行，最後雙方商定的結果是，中國派駐巴黎的代表團要由南北雙方的代表一起參加，共同實現複權的外交。複權外交是當時的主旋律。可以說，中華民國之所以要有一個現代化的外觀，要有一部歐洲式的憲法，哪怕它的基層社會一點也不像歐洲的社會，但它在最上層必須模擬出一套和歐洲相似的機制，主要就是為了跟國際對接，盡可能和諧地恢複它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這是第一條線索。
這條線索如果沒有被打斷，一步步發展下去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今後的中國可能就是一個大號的泰國，可能會比較接近于墨西哥，或者是巴西那種情況。那些國家都和民國初期的中國一樣，有明顯的上下層隔離，上層是西化的、了解國際體系的精英，他們為國家爭得了一個至少是象征性的平等地位，但是他們跟本國的傳統文化和絕大多數底層人民不通聲氣。他們的憲法是徒具形式的，基本上沒有牽扯到最基層的大多數居民，結果搞成亨廷頓所謂的那種跨越文明斷裂線的靈魂分裂的國家。這種靈魂分裂的狀況，至少是要影響它在重大國際事件中的動員能力，因此這樣的國家雖然像巴西和墨西哥那樣領土雖然廣闊，憲法上好像和美國憲法沒什麼重大區別，但它發揮不了實質性的强國作用。
假如中國的憲制在20年代中葉以後沒有發生劇烈改變，順着這個方向發展下去，那它可能就是一個體量比較大的墨西哥或者巴西。這是第一種曆史可能性。這種曆史可能性的原動力不是來自于中國本身，也不是來自于遠東本身，主要是來自于歐洲特別是大英帝國，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通過一種規訓式的外交，培養一系列合格的代理人國家。它對這些代理人國家不像美國那樣推廣價值觀，它不要求你民主，它要求你建立一個有良好治理秩序的、尊重條約和契約、尊重私有財產的政權。如果你不尊重私有財產，比方說像埃及和墨西哥那樣賴債，那麼大英帝國就要派軍艦來打你。如果你尊重這兩項，實行一種哪怕是寡頭制但是能維持有效的統治，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利益，保護私有財產和契約，像巴西或者墨西哥迪亞斯政權那樣，那就完全符合英國人的心意，照英國人的意見來說這就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在遠東，英國政府首先推行這種教育政策就在李鴻章執政時期，而甲午戰爭以後英國看到日本比大清更符合它的標准，就通過英日聯盟把日本培養成它的遠東主要代理人。
其實在日本明治維新的同時，李鴻章是很有機會為大清爭到這個地位的。而北洋時代的精英其實主要就是想要爭取李鴻章本來有可能爭取到但是由于清朝內部原因而失去了的這個機會。但他們晚了一步，因為日本已經領了先，所以機會窗口的喪失是個無法彌補的錯誤。如果大清在李鴻章時代實行北洋政府這些政策，那麼可能就沒有英日同盟了，而是大清和英國同盟，那麼中國就是遠東地區分公司的經理人了。以後會不會發生革命都很難說。但是北洋政府采取這個措施已經晚了，雖然還是有一定的好處，但是扭轉不了中日之間此消彼長的局勢。所以國民黨的史觀雖然在許多地方是錯誤的，但是有一點是正確的，就是說，中國如果順着北洋政府劃定的這條和諧的和平修約的道路上走，那麼雖然你能前進一兩步，但是日本可能會前進三四步，盡管從絕對值情況來說你在國內的經濟不斷發展，國際地位也不斷改善，但是你爬不到日本頭上去。日本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順着這種路徑自然前進的話，它始終是東亞地區的領袖，而中國始終屈居日本之下。
而且你還可以合理考慮，西方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它會同意修約，放棄條約特權，而日本人肯不肯這麼做是很成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東北問題、大連問題、南滿鐵路問題、還有內外蒙的問題，多半會成為永久性的懸案。這是第一種可能發生的曆史。因為它是動力因素最强大的曆史，所以我把它排在最前面說，這種曆史可能性沒有成為現實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中國內部。中國內部沒有力量撐破這種基本格局，盡管當時的精英也清楚這種格局並且相當沮喪。主要原因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歐洲文明非常致命的打擊。英國在遠東進行幹涉的力量急劇下降了。英國的撤出在現實政治中就導致政治真空。于是三股力量就進入了這個政治真空。最强大的兩股力量當然就是蘇聯和日本。他們想繼承、分割協約國在遠東留下的遺產，因為協約國已經不再玩了。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國本身的日益上升的民族主義勢力，它想趁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撤退的機會，通過革命外交的手段把中國失去的一切統統奪回來。這三種力量相互沖突的焦點就在東北。
後來的中東路事件，九一八事變，無論是中日之間的戰爭還是蘇聯加入的國共戰爭，以及最後共產黨和蘇聯的決裂，都是由這條線索引起的。這是決定中國近代和現代命運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線索。但它也沒有完全實現自己所有的內在可能性。因為還有幾條雖然次要但也很重要的線索。
第二條，在我看來重要性僅次于遠東國際秩序的線索，就是中國內部的秩序問題。中國內部秩序最簡單來講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是一定要崩潰的，我們不能像某些民族主義者那樣，說大清完全是毀在西方列强手裏面的，好像沒有西方列强中國的王朝就不會解體一樣。這顯然不是真的。在白蓮教戰爭時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說大清王朝是早晚要逃不脫這個定律的，早晚要進入一個新的分裂和動蕩的階段。這個分裂和動蕩的階段會產生什麼樣的結局不好說，也許內地會出現李自成和朱元璋這樣的領袖，也許邊陲某些少數民族如准噶爾的騎兵、甚至日本幕府武裝或者其他什麼亂七八糟的力量會滲入，像元朝和清朝那樣建立新的政權。也許會出現一個類似五代十國那樣的比較長的中間期。在這幾種可能性還模糊不清的情況下，西方勢力滲入了中國，而它滲入中國的結果就是延緩了大清解體。
對大清來說，西方勢力滲入雖然使它在香港等地方受到了些局部的損失，但是根本上來講，它通過順應這種國際體系得到了極大的好處，這使它避免了崇禎皇帝的命運。清政府為什麼能夠打倒太平天國、撚軍還能夠平定新疆，關鍵就在于有國際社會的支持，尤其是國際社會貸款。如果沒有這些方面的財政支持的話，那它發生這樣的戰爭就只能像崇禎皇帝那樣增稅，增稅的結果很可能像明朝末年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一樣進一步加速社會崩潰，結果擴大了本來想鎮壓的叛亂，反倒是加速了自己上煤山的進程。像左宗棠在新疆的戰爭如果沒有西洋人的軍火和貸款的支持，是根本打不起來的。而太平軍之所以沒能夠打敗清軍，關鍵就是在于，庚申之亂以後英法和清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系，英法和歐洲國家感到，為了維護他們的條約利益，清政府是一個比太平軍更適合的交涉對象。本來可以用來資助太平軍的力量用來資助清朝了。如果這個力量天平稍微移動一點，失去江南主要稅收地區的清朝不一定能支持得住。
所以清朝已經處在這種情況下：它自己在亞洲內地的一個小型的天下秩序要想維持下去，實際上是需要它順應更大型的歐洲國際體系才能夠維持的了。左宗棠戰爭就已經證明，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的訓練已經開始了。大清通過上層外交延緩它的壽命，這種政策後來被北洋政府繼承了，國民黨政府也在較小的層次上繼承了這個政策，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上層統治和基層社會生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割裂。上層社會就會變得有點像墨西哥或者是巴西，多多少少變成個西方的代理人和附庸體系，使用一套基層不能理解的語言，這一點就妨礙了儒法國家對基層的統治能力。
明清這種類型的帝國對社會基層的統治能力要依靠兩種因素，第一種因素是比較活泛的一種柔性訓練，就是儒家的德教，像清政府搞的《聖諭廣訓》之類的，把儒家的道理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到基層的士紳和百姓當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統治成本；另一種做法就是法家的吏治國家，通過官僚和法令對編戶齊民實行直接統治，盡可能地取消社會中間階層實行直接統治。這兩種力量都衰退了，因為：1、大清加入國際體系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了儒家德教政治功能的破產；2、吏治國家在西方勢力滲入下不斷後退，在新興的實業需要鄉紳階級進行民間的協調和自主經營的情況下，吏治國家不得不後退。
吏治國家後退的程度在各地有所不同，西方勢力影響最大的香港和上海反倒是宗族勢力複興得最厲害的地方。盡管大多數人好像都認為，宗族勢力是屬于儒家的一個特色，往往把它和宋代和明代的宗族聯系在一起，但實際上，它恰好是一個殖民主義共生現象——在馬來亞、香港這些地方達到它發展最完全的程度。在廣東這種西方影響比較大的地方也是比較發達的。但是內地的宗族組織相對就很不發達，因為當地社會情況仍然接近明朝和清朝中葉的情況，沒有西方勢力滲入，吏治國家的保護就比較完整；而有西方勢力滲入，宗族組織和中間組織就極大地發育起來。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類似五代十國的特殊版本，就是地方分化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中國的各個部分在社會形態和路徑方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歧異，這個歧異後來直接影響到了各地不同人物的選擇。例如最重要的最顯著的就是孫中山，因為後來國民政府一度成為中國名義上統一的政府，所以大家對孫中山比較容易高估，但是在晚清和民國初年，恐怕江浙一帶士紳眼中的孫中山他差不多就是一位僑民領袖。
孫文講血緣民族主義，把它跟王船山的反滿思想聯系起來，國民黨後來把孫文推成堯舜周孔以來的一個道統繼承人。但是在民國初年情況顯然不是這樣的，按照當時乃至中國曆史上大部分時間的儒家觀點來看，儒家是有教無類的，它不强調血緣，異族人如果皈依了儒家的道理的話，那麼也不用管他到底原先是滿人或是蒙古人，像倭仁（1804-1871，蒙古人，同治帝師、理學名臣）和梁漱溟（帖木兒後裔）這樣的人顯然就是蒙古淵源很深的，再往前推其實李世民也不是真正的漢人。用現在的話說儒家就是一種普世主義價值觀。而孫中山特別反對這個，他强調血緣主義價值觀，他認為民族是血緣主義共同體，這一點和廣東的生態環境是極端切合的。
廣東是一個族群割裂的地方，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等各個小族群構成自成一體的結構，每個族群控制區域都不大，但是跟其他族群相遇就像水和油不相容一樣，怎麼也糅合不到一起的。廣東名義上是一個省，實際上是好多種族集團。這在吏治國家比較强盛的時候可能不太顯眼。隨着移民、大規模華僑向東南亞和美洲移動，這個族群分化就變得非常明顯。海外的僑團差不多是一個同鄉會的組織，同鄉會大部分是廣東人或是閩南人，他們之間的劃分確實是按照種族和血緣來劃分的，像南洋的各種幫會。
孫文的同盟會在剛剛開始的時候，跟華僑世界中流行的各幫會沒有明顯區別，而且重疊成分是非常大的。這跟1912年以後重組的國民黨是不一樣的。他重組國民黨的時候有個重大特點就是盡可能地用江浙人和北方人來沖淡廣東的色彩。所以後來汪兆銘就發現後期的國民黨中廣東人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這是個重大的轉折，早期的同盟會和國民黨不是這樣。即使是同盟會和所謂的中部同盟會，孫中山的廣東系人馬和宋教仁的長江流域班底之間也有着非常巨大的沖突。從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參議院的角度來看，孫文這個人是不可能真正統治中國的，他的任務就是帶來華僑們的募捐和外國人的承認，給我們辦一些我們自己不大好辦的事情。但他要真正統治內地這個跟他格格不入的大一統中國應該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民初的五族共和不光是五族之間的問題，在通常所說的漢族地區內部其實也是非常缺乏統編力量的，而是延續了清末以來這種隱形的五代十國的發展局面。如果這種發展局面沒有受到外力幹涉或革命的强力扭轉的話，那麼合理的推斷就是，幾個不同類型的種族文化經濟區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東北肯定會構成一個特殊的區域，這個區域多半還會吸收內蒙古的大部分地區。山西會構成一個特殊區域，會吸收內蒙古西部以山西移民為主的那些區域，可能還會吸收陝西北部。浙江構成一個非常特殊的區域，而四分五裂的江蘇可能會變為一系列小區域，廣東可能會變成幾個小的族群集團，跟廣西構成一個兩廣同盟。其他中原地區可能會跟北京跟得比較緊。滿蒙回藏這些就不用說了。
這些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特殊性日益發展，那麼它們就會推動1923年憲法中聯省條款的落實。如果1923年憲法沒有被北伐革命打斷，那麼以後的曆次憲法修正恐怕會以越來越有利于地方勢力的方式進行。而這樣一個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可能會形成比較接近于英印帝國或者維也納會議規定的德意志邦聯那種格局。在這種非常松散的半聯邦半邦聯的格局之下，可能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因為中國本部基本上沒有動員和組織的能力。而由于它自己內部四分五裂，日本和俄國或者是任何一個外國要找代理人都不是格外的困難，因此外國即使想要謀求這個區域的利益也根本沒有必要發動侵華戰爭那樣的大規模入侵。
像這樣一個“百衲被”一樣的中國，將會成為遠東體系的一個重要的緩沖力量，因此遠東將會變成一個小戰爭連綿不斷，但是大戰基本沒有的地方。沿海地區會發展得跟現在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差不多。而陝西和河南這樣的地區可能還跟明朝中葉差不多。這條路徑也沒有完全展開出來，也是因為其他幾種因素幾條路徑的影響。
第三條路徑就是從晚清開始，我們比較熟悉，就是所謂的老新黨，新式士大夫像湯壽潛、梁啟超、張季直，他們對中國的設想在細節上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但是精神上，他們都希望把中國，至少是十八省本部的中國組成一個法蘭西式的吏治國家，用西班牙激進派的講法就叫做集權式自由，既是自由的又是集權的，因此這個國家應該是一個現代化的共和國。但是為了避免地方主義和分裂力量的過度發展，它在內部應該實行法國式的中央集權制，而不是實行德國那種破碎的邦聯制或者英美那種地方權力很强的體制。如果按照梁啟超的新民理論，或者是當時民間知識分子普遍主張的理論，那麼中國最好是走這條道路。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實力，但是有很多人通過觀念影響政治，也還是有一定潛在影響力。他們基本上對每一個看上去有希望統一中國的政府都采取依附和鼓勵的態度，希望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符合他們期望的存在。袁世凱、吳佩孚和蔣介石都扮演過這樣的角色。他們都對這些領導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從這些知識分子自己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希望都落空了，但是反過來從這些政治强人的角度和中國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希望雖然沒有完全達成，但是對曆史還是產生了很大影響。它至少是起到了阻止相反道路實現的作用，至少它相當有效地阻止了中國完全變成一個國際體系附庸國，或者是完全瓦解成為一系列小國或者邦聯。這兩件事情如果沒有這批知識精英的努力的話，本來是很可能實現的。如果你抵抗力不夠强的話，順勢而發展的話，很可能發展成為第一和第二兩種情況。
第四和第五條道路就不用特別講了，因為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道路，就是日本設計的那條大東亞共榮圈，就是驅逐西方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小型的對抗國際體系的道路。這個道路如果成功的話，就是以日本為中心，滿洲構成一個政權，華北構成一個政權，江南構成一個政權，像衛星一樣環繞日本。日本希望能夠把自己變成英國，把這些附庸性的緩沖國家變成英聯邦國家一樣。它建立了這樣一個體系之後，就可以跟大英帝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分庭抗禮，構成一種平起平坐的關系——這是它的如意算盤。沒有成功的原因以原有國際體系反撲為主，以中國內部抵抗為輔。它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它起到了重大的破壞作用，至少它把庚子條約以後的遠東國際體系給徹底打爛了，搞到無法重建了的地步，造成了政治真空，給後來的發展留下了機會。
最後一條道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國共兩黨的道路。國共兩黨的道路有很多重要的區別，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說它是對第三條道路也就是中國知識精英提出來的法蘭西式吏治國家的補充和否認。它承認這種新中國的理想。新中國這個詞是誰提出來的？梁啟超提出來的，由民國初期知識分子鼓吹的。但是蔣介石後來提出了更加系統化的新中國概念，中共也沿用了這個詞。
國共兩黨的意思是，這個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與此悖逆的要求都是不予考慮的，但是用你們所主張的方法達不到你們要實現的目的。中國在帝國主義的淩迫之下，自己國內又是如此四分五裂，按照你們所設想的那種歐洲式的局部改良、局部革命的方法實現不了你們的目的。我們必須有一個更堅强的核心，而且是經過列寧主義改造過的黨國核心，只有這個黨國核心才能實現你們的目的。你們不斷地反對黨國核心，說黨國如何獨裁、不民主，但實際上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黨國核心，你們所設想的那種新中國才能組織起來。沒有我們，這樣的新中國是不可能組織起來的。這一點恐怕國共兩黨是一致的。
他們的區別在于，這個黨國核心應該由誰來主持，而這個黨國核心內容到底應該是像國民黨那樣比較偏向粉紅色的經濟體制，還是偏向全方位的蘇聯式計劃經濟體系，區別就在這裏。但是從組織的角度來講，他們强調的都是以新型的黨國組織核心重建國內憲制和國際秩序。
這條是最後一條，也是表面上成功了的路線。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和幻覺的產物。因為，雖然它成功阻斷了前面四條路線，但是並沒有消滅前面四條路線所造成的路徑積分的影響。這些路徑積分的影響仍然體現在它內部，所以造成了一個極其矛盾的現象。它多次單方面地主張——從國民黨40年代後期，甚至從革命外交時期就開始主張，到現在仍然是這樣主張。它單方面的主張是——中國應該是遠東地區的一個大國，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要求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它應該擺脫國際體系的遺留影響，擺脫東亞體系的鉗制，這種鉗制在東南亞仍然是存在的；擺脫中國社會原有的明清那種小農的儒家的民間社會的影響；擺脫中國知識精英集團原來那種法蘭西式的共和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影響。實際上這前四種影響此時此刻都還以變形的形式存在。比如說，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複活了梁啟超時代和五四時代知識精英的一部分理想。當然並沒有全部複活，因為路徑已經被嚴重扭曲了。但是在扭曲的形式中間，當初留下的積分和積累的影響仍然在發揮作用。
而現在的台灣和南海問題，實際上都跟遠東國際體系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留下的影響有關。現在所謂三農問題以及國內沒辦法厘清和展開的問題仍然是受制于明清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所以，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民國還活在我們中間，准確說是民國時期曾經存在的五條路徑，現在糾結在一起，構成一種電子雲式的混沌狀態，未來前途仍然不清楚。這就是為什麼民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五條線索的根源其實都在民國初期就基本埋下了。它們互相糾結和互相滲透，現在還看不出誰能夠隨着將來的形勢變化。這幾條路徑中，外顯的轉為內含的，表現的轉為不表現的，或者不表現的轉為表現的，不充分表現的轉為充分表現的，充分表現的轉為不充分表現的，機會是極大的。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不要驚奇，因為這不是像有些人設想的那樣是戲劇性的變化，而是所謂的草蛇灰線、伏脈千裏，因為線索本來就是存在的。1949年不值得驚奇，1937年也不值得驚奇，1928年同樣不值得驚奇，因為這些線索早就存在于早期民國的內部了。這就是民國曆史的真正重要性所在。如果考據民國曆史有很多有趣的細節可以考證，但是路徑問題才是真正事關命運的。路徑是怎樣表現自己的，怎樣局部地和全部地展開自己，這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真正要討論的問題。
民國人物縱橫談·陳炯明
剛才講的都是務虛的東西，因為曆史是從具體的人和具體的社會團體的命運當中展現自身的，所以民國這五條路徑互相糾結程度也可以從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代表人物——用比較俗爛的話就是“有代表性的曆史人物”——身上展現出來。
例如像陳炯明（1878-1933）和閻錫山（1883-1960）這樣的人物。陳炯明，他的出身原先是秀才，是清朝按照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最後一批秀才，但他在秀才考完了按照正常情況應該考舉人的時候，科舉制度廢除了，開始辦新式學堂，于是他進入了廣東法政學堂。廣東法政學堂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當時各省創辦的這類學堂中的一個，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
新政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改變司法制度，因為這跟治外法權有關。治外法權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所謂不平等條約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外國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種野蠻的訴訟法的審判，他們認為只有現代的法律才能適應公正的審判。他們作為文明國家的國民不能受中國這種野蠻的帶體罰帶酷刑又沒有讓被告人權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司法體系的管轄。因此他們要求有治外法權，不受你野蠻的法律管轄。你要取消治外法權，首先就要實現自己內部司法體制的現代化。要把司法權從行政權裏面剝離出來，設立不受行政權節制的單一司法體系。法政學堂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為這樣一種改革培養人才的一個機構。
剛剛才培養人才沒有幾期，辛亥革命就爆發了，就中斷了。一直到民國前期，整個民國前期內地的司法官員仍然是高度稀缺的，在很多地區北洋政府不得不繼續沿用前清的規矩，由縣官代理法官。之所以這樣不是因為政策上的緣故，就是因為人才缺乏。法政學堂培養的人還太少，就被打斷了。陳炯明就是各省所主辦的這種法政學堂的學員。而這些法政學堂盡管政策是中央給的，但是財政卻是各省給的。他們如果畢業以後進入立憲會議中准備建立的各省司法機構，那麼他們的財政基礎也仍然來自于地方。這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實際上中央已經不可能籌出錢來了。洪楊以後，清政府原有的財政體系實際上已經破產了，如果沒有地方士紳的籌款的話，那麼清末大部分新政是無法展開的。地方士紳的籌款責任對後來民國憲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為誰籌款誰就有發言權。既然紳士負責籌款、軍人負責統治，那麼就產生了陳志讓所說的軍紳政權，也就決定了憲制的道路。在這種體制下不管怎麼樣北伐或者南征都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統一的。
國民黨後來實現名義上的統一，它的財政基礎就是，它能夠改革關稅，能夠跟列强達成協議，大幅度提高關稅的收入，通過上海和天津的海關籌集它大部分的收入，一小部分收入又能夠通過統稅從比較現代化的城市中的企業裏籌到，這樣它不再需要地方財政，在這種情況下它才能實現統一。陳炯明那時候地方士紳負責籌款，辦新學校、辦銀元局、辦保衛團、辦各式各樣的地方事業，這就無形中大大加强了王綱解紐時代士紳的權力，同時也造成一種士紳自我培養的機制。像陳炯明這樣，本來他有可能是中秀才中舉人然後變成左宗棠式舊士紳，上了法政學校然後還當選了廣東省的咨議員，很明顯他就是廣東未來的新精英集團的成員。
他加入同盟會然後依靠惠州老鄉的支持在廣東惠州一帶組織了一支稱為循軍的部隊，當時籠統地把這些部隊稱之為民軍，辛亥年他率領這支部隊和廣東各地的民軍一起進入廣州城成立軍政府。但是問題立刻就出來了，廣東省的士紳不太願意也沒有必要供養如此之多品流混雜不齊的民軍，還有清朝龍濟光留下的滇軍勢力，這是不必要的也負擔不起的，但是該怎麼裁減或者說由誰負責裁減，很明顯就是一個非常得罪人的事。胡漢民是一個文人氣質比較濃厚的人，承擔不起這份工作，能幹這種事情的得是一種比較能殺伐決斷、不怕得罪人、肯勇于任事的人，而陳炯明年紀又輕，他手下的循軍也有一定的戰鬥力，他能夠承擔這種責任。所以廣東的都督名義上是胡漢民，實際上是陳炯明。而陳炯明在辦這件事情的時候辦得是相當的公正無私，因為他把自己搞出來的循軍也給解散掉了，等于說是做得非常大公無私，但是這種大公無私會變成他吃虧的根源。因為後面二次革命的時候他沒有自己精幹的武力了。
國民黨後來强調要一黨專政和黨國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曆史挫敗經驗的影響。它等于說，我過去太天真了，這種天真不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國家。所以下次有這個機會的話，我無論如何不會解散黨軍的。軍隊國家化理論上是很好的，但實際上沒有黨國核心，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放棄國民黨的武力就是放棄中華民國。我們不能為了虛名使人民遭受實際上的災難。過去我們已經天真了一次，今後不能再繼續天真了，主要是這個因素的影響。陳炯明解散軍隊以後，在民國元年那種小陽春的氣候之下，一度是很打算在廣東搞以經營實業為主的政府，但是二次革命的危機馬上就來臨了。
袁世凱對二次革命的態度，他不是要趕盡殺絕的，而是按照老觀念的那種玩弄權術的手腕，采取分化瓦解的做法。他不想把國民黨全部幹掉，他罷免了國民黨三位都督，包括廣東胡漢民、江西李烈鈞和安徽柏文蔚這三位都督，但是對繼承人他采取分化的方法，他把北洋的李純派到江西，這是占國民黨的地盤，給你一個打擊，把北洋政府勢力强加給你，但是還是讓陳炯明接替胡漢民的位置，也就是說他對國民黨的打擊和限制是有限度有節制的，如果你不願撕破臉的話，我仍然給你一個台階下，看你下不下了。這個台階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以起到分化國民黨的作用。國民黨內部有很多溫和勢力覺得這個台階是可以下的，犯不着撕破臉，我們跟李烈鈞也沒有什麼沾親帶故的，再說中央政府任命行政官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國民黨還是國會的多數黨，將來仍然是大有可為，節制政府還是大有可為，犯不着為了這點小事撕破臉。
這樣，贊同孫文主張二次革命的就變成少數派，袁世凱成功實現了分化國民黨的目的。他提拔陳炯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跟他後來提拔蔡鍔原因也有點像，他想盡可能地分散所有高級將領的權力，包括北洋高級將領權力，辦法就是提拔後生晚輩，提拔沒有什麼資曆的晚輩。如果按照他的設想的話，陳炯明取代胡漢民，陳炯明應該對他有所感激，有所感激就會導致陳炯明對國民黨的忠誠有所動搖，而國民黨也會對陳炯明不那麼信任，一方面他給自己的組織輸入了新血，避免了段祺瑞這樣的老將挾持領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進一步分化了國民黨的新晉力量，他就可以讓自己成為一種超然總統，超然總統是不分黨派的總統，我站在中間，國民黨站在一邊，北洋站在另一邊，我誰都不偏袒，雙方都必須求助于我。如果北洋勢力起來了我就提拔兩個國民黨的新人物來壓壓你；如果國民黨太囂張了我就提拔兩個北洋人物來壓壓你。後來其實蔣介石處在藍衣社和CC系和其他派系之間無非也就是這樣子。
中國近代以後基本上所有的領導都精通這種權術。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不是西方那種民主，但也不像某些知識分子所譴責的那樣要搞絕對獨裁，他們要搞的是一種全民領袖式制度，黨派我是要的，名義上叫黨還是叫派那無關緊要，但是黨派你們要在下面鬥，我這個領袖不是一個黨派派出來的，不是共和黨和民主黨派我做領袖，恰恰相反，我領袖就是國家，我高高在上，像伊朗宗教領袖那樣，不受任何黨派約束。而你們幾個黨派在底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我以仲裁人的身份調節你們各黨派的沖突，這樣我的江山才會更加穩。袁世凱當時的計劃實際上就是這個樣子的。後來有很多人不滿意國民黨搞二次革命，覺得你完全沒必要這樣搞，明顯的違憲，對自己也不好，其實國民黨這樣做也有它深層次的原因，至少孫文是看懂了袁世凱這種心思，他不想配合，對他來說，如果袁世凱高高在上，我孫文、段祺瑞、梁啟超在底下廝殺，我廝殺得越狠，袁世凱這個高高在上的仲裁人地位就會越穩，那我豈不是全白幹了？我寧可要把自己毀掉也要把你毀掉。我跟你拼個你死我活，雖然我部隊完全打光了，我變成流亡者，但是我也把你袁世凱從中立的最高領袖的位置上拉下來了。
打了這仗以後，那就很明顯，你袁世凱就是北洋的領袖，你不是全國領袖，我們國民黨是你公開的敵人，你做不了高高在上公正平衡的全國領袖，你只能變成鬥爭的一方，而不能超越鬥爭之上了。做到這一點，我雖然犧牲了自己，但是我也已經成功地讓你輸掉了。這其實是一個很高明的權術。後來有些批評孫文的知識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或者是他們自己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了解還不夠深刻。恐怕街市上的流氓或者是愚夫愚婦還清楚一點，這種做法實際上就相當于窮困的小民跟富貴人家打官司打不贏了，一撒潑我在你門前吊死，我是不活了，但是我給你制造足夠多的麻煩，以後官府或流氓會給你不斷地找麻煩。我寧願兩敗俱傷也不願意讓你占便宜，讓你獲得勝利。
我想，現在至少在中國農村裏面，相互之間打官司還有很多人用這個戰術。這種戰術你可以說它相當土鱉相當野蠻，絕對的不符合費厄潑賴的原則，絕對的脫離現代政治文明，但是它確實是有效的。而且中國近代以來能夠在政治上成功的領袖，都是不講費厄潑賴的，都是會撒潑，懂得這種血酬原理式的野蠻鬥爭哲學的人。孫文在二次革命中表面上的愚蠢實際上證明了他比那些講費厄潑賴的、相信規則的黃興、宋教仁之類的人，將來會更有資格成為中國的領袖。實際上在二次革命當時他已經證明這一點了。
但是陳炯明還不懂這些。陳炯明當時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非常天真，一切按照原則辦事。他解散循軍是不顧自己政治利益，堅決拒絕投靠袁世凱、在最不利的時候堅決忠于國民黨最後被迫流亡國外，也是忠于原則和理想的體現。既然為了國民黨流亡過，他本來應該緊跟着國民黨，但是孫文要求黨員絕對效忠于他，建立起中華革命黨，他堅決拒絕，因為這樣做你跟袁世凱有什麼區別？我們當初反袁不就是為了反對這個麼？現在你也搞這個，那我連你也不支持。這樣他基本上就變成一個孤家寡人了，在香港也呆不下去，英國政府在袁世凱壓力之下，很友好地要求他最好換一個不太敏感的地方，于是他只好往南洋馬來亞那邊跑。
在這個階段，陳炯明是一個絕對的理想主義者，為理想把什麼都犧牲了，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在這個時候，袁世凱走了一步錯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洪憲稱帝。洪憲稱帝為什麼是一步錯棋？因為它不是利益引起的，而是各方認知結構的錯位引起的。袁世凱的想法是怎樣的呢？他是辦理善後大借款的主持人，他知道他的勝利是非常短暫的，他夾在軍隊和國會之間，國民黨雖然在軍事上垮台，但是在國會中還有很大的勢力。而且進步黨也並不真正地擁護袁世凱，袁世凱搞黨派政治很不得力，可以說，國會不是他自己人主宰的，國會不斷地在財經方面找麻煩。國會自己籌不出錢，而袁世凱向銀行借錢時，他們還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刁難袁世凱。而另一方面軍隊越來越跋扈，打敗南軍其實僅僅意味着加强北軍的勢力，而袁世凱對北軍也不是很感冒，他知道這些人尾大不掉，對他自己也不太尊重，他早就想分散諸將的權力但是又做不到。
一方面軍隊要錢的胃口越來越大，一方面國會對他很苛刻，這兩相夾攻之下，鎮壓二次革命勝利那個短暫的榮耀是維持不了兩三年的。他很快就會在兩面夾攻之下，即使不垮掉也會被搞得灰頭土臉。因此他必須利用勝利以後余威猶在，大家還有點怕他的時候趕緊搞出個新體制來，能夠把國會和軍隊同時壓住。在他看來，軍隊為什麼老是這麼不老實？因為沒有皇帝了，我們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袁世凱不過是個前朝將軍，前朝將軍也不只你一個人，像岑春煊這種人資曆是和你一樣老的，為什麼大家不能都當領袖啊？各人一鬧起來這樣秩序沒法維持，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皇帝。楊度和周圍的文人之所以要擁護他也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
按照中國曆代王朝的慣例，勝利的領袖應該跟文人結成聯盟清洗軍隊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文治國家沒有辦法恢複。官僚機器統治機器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人民為了養活十分龐大的軍隊會破產的，輕徭薄賦沒有辦法實現。要想拯救人民，唯一的辦法就是走稱帝這樣的路，要把領袖和他的將領區分開來，文人要跟領袖結合，把他的功臣和將領要麼和平清洗掉要麼武力消滅掉。消滅掉這些人，解散掉軍事力量，然後帝國的文治才能複興，士大夫和皇帝共治的體系才能夠恢複。等于說是領袖和文官士大夫合謀，把領袖原有的軍事支持者搞掉，完成這個步驟之後，長治久安才能實現。他們認為袁世凱現在缺的就是這一步。這一步走不好，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國，這一步走好了，那就是明清時代的盛世。所以他們的考慮也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袁世凱政權班底以及各省班底是什麼樣的？他們大多數都是清朝的舊吏，他們效忠于民國他們是有詞可解的，因為民國沒有皇帝，我不是背叛大清，我沒有當貳臣，因為當時對民國共和的理解就是三代上古之治，這是源遠流長的，從郭嵩燾和薛福成那時候就開始了。儒家的大臣看到美國，總統是民選出來的，他們就大聲疾呼說，這是三代上古之世啊，這是唐虞之世啊，這比以後家天下、私天下要無私多少倍啊。這不就是我們儒家最提倡最羨慕的三代之治、公天下之治嗎？秦漢以後不都是私天下家天下了嗎？只有美國是公天下，符合我們儒家的理想。所以這樣一來的話，民國有它一部分傳統上的合法性，就是由于這種公天下的表面上的相似之處。
像後來當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就說，共和是一件異常美好的事情，儒家士大夫要贊成共和是一點問題沒有，但是我個人不能參加，為什麼呢？因為共和雖然好，但是我已經受大清皇帝的厚恩了，我作為士大夫，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不能報恩，這是我個人的恥辱。但是不是說民國不好，沒有受過大清厚恩的當然可以投效民國的，因為民國的理想是完全正確的。而黎元洪和徐世昌那些人呢，他們沒有這樣高度的道德觀，但也可以運用這個邏輯。他們可以說，投效民國不是背叛大清，也沒有背叛儒家理想，而是效忠一個更高的理想了。所以他們可以說得過去。如果袁世凱一旦當了皇帝那就不得了了，那樣我就等于是從舊皇帝投奔新皇帝，這就跟吳三桂一樣，從明朝皇帝手裏投奔滿清皇帝。因為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吃着前朝皇帝的俸祿，前朝皇帝垮了之後你理應退休，即使不自殺的話你也應該退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再去侍奉第二個皇帝，那你就跟再嫁的寡婦一樣可恥。這就跟效忠于共和是不一樣的了，遮羞布就要被扯掉了。
像袁世凱吧，如果他當共和國的總統那沒有關系，大家都是公僕，雖然你當過前清的大臣，那沒有關系。但你如果當了共和國的總統以後你再當皇帝，那麼你就是欺負孤兒寡母，那我們就要聯想到王莽這個人身上了。在這方面的曆史現象就是王莽。你欺負孤兒寡母，不是通過打天下這樣硬幹的手段，而是通過狡詐的手段把天下騙到自己手裏面。你同時欺騙了大清和民國，大家很難說你不是一個道德敗壞的人。于是，袁世凱手下的前朝舊吏和他本人在這種情況下都難找到一個合理的自我解釋。而反對他的人倒可以理直氣壯了，因為你無論用什麼理由都可以反對。像是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這些人拒絕接受袁世凱任命，這樣他們就保留了一個模糊空間，怎樣解釋都可以。照舊勢力看來，這些人還是有良心的嘛，他們當初擁護共和，是為了堯舜之治的目的，不是對不起大清，而現在有人真正要對不起大清了，他們就不肯合作了。在新勢力看來，這些人還是可以爭取的對象，把他們爭取過來他們畢竟還是有可能效忠共和的。這樣他們保全了自己的節操，也保全了最大程度地在政治上進行自由選擇的靈活性。而袁世凱就把這兩方面都丟光了。
事後看來，袁世凱這麼做是相當愚蠢的，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他如果不這麼樣做的話，二次革命以後再過兩年，他借來的這些錢就花光了。那麼他處境怎樣呢？他還是會面臨跟現實一模一樣的狀況。老實說，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來看，這個總統他是無論如何都做不下去的。可以說怎麼樣都會搞到衆叛親離的地步，他選擇了他自己比較偏愛、比較符合他自己價值觀的、認為能夠走通的道路。結果證明實際上走不通。但他即使換其他路，其實說白了也還是走不通的。鎮壓二次革命的勝利對袁世凱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其實對他真正有好處的事情反倒是中國進一步分裂，賦予地方更多的權力，讓地方像閻錫山那樣，自己負責去借外債，自己負責去辦理自己的經濟，大大減輕中央政府負擔，那樣情況下他很可能會作為一個有名無實的元首和仲裁人，說不定還能幸存下來。
我們回到陳炯明的問題上。袁世凱這樣一搞，就給陳炯明提供了機會，于是廣東像龍濟光這樣的舊勢力處在很尷尬的地位上，他原先是大清皇帝的將領，投效民國是沒有關系的，現在要繼續擁護袁世凱投效帝制那就變成完全是貪圖袁世凱的爵祿了，變成一個純粹自私的犧牲原則的人，再也沒有任何號召力了。而陳炯明在二次革命的時候曾經希望當地的士紳給他出錢，幫助他抵抗袁世凱，但是當地士紳拒絕出錢，他們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曾經給陳炯明出過錢的，他們的理由是共和已經建立，現在應該是大家好好搞建設的時候了，沒有必要為了小事情搞分裂，你們跟袁世凱都是共和國的不同派系，為了這點事情打鬧是不值得的，他們拒絕出錢支持。但是袁世凱稱帝以後他們再一次變得願意出錢了。
陳炯明回到他的老家，在惠州另外編制了一支民軍，這支民軍號稱粵軍，粵軍就是後來炮打孫中山的那支軍隊的前身，這支軍隊建立以後，陳炯明也許是吸取了原來的教訓吧，也許是因為他和地方士紳之間已經建立了更加牢固的關系，這支軍隊始終沒有解散過。黎元洪法統重光以後，理論上各省和解，交戰各方同時交出兵權。陳炯明也形式上交出他的兵權辭職不幹了，把他建立的這支新的粵軍交給黎元洪段祺瑞聯合的舉國一致政府，由文官朱慶瀾管理，但是這個管理是有名無實的，朱慶瀾在任何軍隊中間都沒有任何勢力，粵軍也好、廣東的各軍也好他都是號令不動的。他只是充當一個看守政府的角色。在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暫時能夠同時得到進步黨、國民黨和社會各方支持的情況下，各軍暫時服從他。一旦這個舉國一致政府解體，他的控制就到此截止了。朱慶瀾當政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隨着南北第二次決裂，國民黨和段祺瑞再次分裂，陳炯明的地位再次突出起來了。因為他的部隊和陸榮廷的部隊就變成護法軍政府的主要依靠了。
隨着孫中山和西南勢力關系日趨緊張，七總裁制取代大總統制，粵軍作為孫中山最可信賴的部隊在廣東本地也無法立足，跟着陳炯明以援閩的名義開到福州，駐紮在漳廈一帶。在這個時期，陳炯明開始轉型成一個地方建設者。一般頌揚陳炯明的人都是頌揚他地方制度如何如何好，他首先就是在漳州一帶推行他開明的政治改革的。他本人是一個生活樸素不大愛錢不大任人唯親的人。所以他的地方是一個小型的模範縣。
隨着桂軍勢力內部的分裂，孫中山主要依靠擴充後的粵軍，回到了廣東，這時候孫中山和陳炯明的分歧就開始顯現出來了。對于陳炯明來說，他本來是廣東的省議員，他覺得應該恢複被打斷多年的廣東省的建設了。廣東省長期以來被客軍盤踞，要麼是袁世凱派來的北軍和滇軍，要麼就是西南勢力的滇桂聯軍，現在廣東的政權終于回到了廣東本省人的手裏面，是該好好搞建設的時候了，需要休養生息。他希望即使是要進一步進攻廣西，也要在廣西建立一個自治政府，希望孫中山把廣西省長的位置交給馬君武，然後讓馬君武做一個廣西的陳炯明，然後把四川交給熊克武，在國民政府能夠控制的四川雲貴和廣西廣東這些地方搞成一個聯省自治的模範。
當然這些聯省自治模範中最富裕最有前途的肯定是廣東，而廣東肯定是他的地盤，他希望孫中山做一個虛位的領袖，然後他和廣東士紳之間能夠達成協調，把這個聯省自治的格局搞下去，但孫中山是不能接受這個設想的。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時候還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廣東人，但在這個時候他已經不滿足于一隅之地了，北伐是他不可避免的選擇，如果陳炯明不配合他的話，他就把基地改到桂林去。但他之所以能夠控制廣西，主要就是靠粵軍的武力，粵軍在進攻廣西的戰役中損失非常之大，需要休養，已經不大願意打仗了，他以桂林為大本營北伐，依賴非常不願意打仗的粵軍和抱有很大敵意的桂軍。桂軍陸榮廷雖然下野，新桂軍仍然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的率領下正在慢慢集結起來向桂林靠攏，粵軍不願意保護孫文，只管自己撤回本省了，他的北伐計劃完全泡湯。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還是覺得粵軍本身雖然是他的老同鄉，也是需要鏟除的對象，于是就發生了刺殺鄧鏗的案件。這個案件如果從利害角度來推測的話，最有可能的是孫文廖仲愷和蔣介石那些新興國民黨嫡系部隊打擊粵軍勢力的行動。這個時候陳炯明采取了一個退讓的政策，他辭去了一切官職，退回老家惠州，但是可能還是在幕後操縱粵軍軍官。這是一個雙方下台階的做法。如果按照民國初年那種比較費厄潑賴的作風的話，那就有幾種不同的選擇，要麼是你讓一步我讓一步，陳炯明既然已經下台，那麼孫中山也應該給點面子，從粵軍中間挑一個和陳炯明比較相似的人出來接管粵軍勢力。然後就應該很知趣的不再要求更多，這樣他和粵軍的關系還能夠維持下去。
要麼呢，你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還是要繼續堅持北伐的話，那麼你就幹脆重新引進滇桂或者其他的軍事勢力，驅逐整個粵軍，好好打一場。但孫文在這兩方面都做不到。雙方在很尷尬的狀態下僵持。在這種情況下，廣州各界的紳商開始出來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他們希望既然是第二次法統重光，黎元洪已經回到北京，孫中山賴以支持的舊國會議員大多數已經回到北京，那麼護法軍政府的法律意義已經消失了，最好是孫中山和徐世昌同時下野，這樣就顯得比較體面，也顯得任何一方都沒有吃虧。但是徐世昌已經下野，孫中山卻始終不肯下野。
要想讓他比較體面地後退那麼就需要有三部曲的壓力，第一步是士紳派請願代表團和社會名流向他進行勸說，同時蔡元培就在北方的名義給他打電報勸退，希望他體面的撤退。第一步孫中山不撤退，第二步就是粵軍的基層軍官開始在廣東鬧事，制造一種社會治安不穩的局面，希望孫中山你要麼能夠維持秩序，要麼維持不了的話你就另讓賢路，這樣孫中山非但不肯撤退的話，他采取了一個更加激進的道路，他揚言說要用毒氣彈殺盡粵軍（《華字日報》1922年6月14日），但他實際上手頭又沒有這樣的武力。他真正能夠依靠的就是程壁光帶領的那些海軍。但是他的確有可能像以前炮擊莫榮新那樣用海軍炮擊粵軍在沙面一代的軍營。在這個時候是非常需要政治審慎的時候。
在接下來的六一六事變和永豐艦事變，這些事變到底是出在怎樣的情況下，到底是粵軍的下級軍官根據陳炯明的指示發動的政變呢，還是陳炯明本來打算采取一步一步施壓把孫中山趕出去的手段，但是被一小撮比較缺乏政治手腕的軍官誤解了他的意思或者沒有能力執行這樣微妙和敏感的任務，直截了當就動粗了，不好說。但是反正消息傳到惠州的時候，陳炯明表現得相當意外，這個意外不一定表明他是無辜的，他很可能是本來制定了一個很精細很巧妙的計劃，可以不擔責任，不把任何人的手弄髒，不用起沖突就把孫中山趕走，你們偏偏這樣沒有耐心，一下子把我的好計劃給破壞了，他的驚訝可能是這一類的。但是無論是出于哪一類的，總之永豐艦事件的結果就是使國民黨過去的利益共同體破裂了。
早期國民黨利益共同體不大像晚期國民黨，反倒很像是陳炯明的致公黨，它是一個半幫會半同鄉會的組織，廣東地方主義色彩是及其濃厚的，局外人是刀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像蔣介石那樣的人，在早年雖然不但為國民黨立下汗馬功勞甚至還願意給孫中山本人幹髒活（刺殺陶成章），但就算是他也始終是混不進廣東人把持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國民黨中的廣東利益集團和幫會集團之間利益共生已經達到了難以打破的地步。陳炯明這麼一來實際上是幫助孫中山打破了這個他早晚要打破的利益集團的鎖鏈。
可以說孫中山如果受制于這個利益集團給他劃定的軌迹的話，他頂多是廣東和僑民的領袖，永遠做不了全中國的領袖。但是要跟這個集團決裂的話，那又種下了以後無數次裂變，或者說西南政務委員會之類的寧粵分裂的禍根。如果我們把國民黨本身看成是一個生態系統的話，那麼陳炯明這個人和蔣介石這個人的生態位恰好是相同的，有陳炯明就沒有蔣介石，有蔣介石就沒有陳炯明。蔣介石後來得到的就是陳炯明如果順着孫中山的話本來就可以得到的東西。但那就要求陳炯明背叛他自己的小利益集團，他做不到。結果蔣介石的後期國民黨變成了一個新黨，而陳炯明的致公黨反倒是繼承了早期國民黨的衣缽，它變成一個華僑幫會的廣東地方組織。
出于上述原因，蔣介石任何人都可以寬恕，包括北洋軍閥的降將他肯定可以寬恕，李宗仁白崇禧他可以寬恕，共產黨投誠過來的人張國燾之類他也可以寬恕，他只有一個不能寬恕就是陳炯明，因為寬恕了陳炯明，陳唯一能呆的位置，就是他蔣介石現在所呆的位置。寬恕陳炯明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蔣介石的位置讓給他。寬恕其他人倒是沒有關系的，你把廣西或者山西或者其他什麼地方讓給他對蔣介石沒有直接傷害的。只有陳炯明，蔣介石是不能寬恕的。因此根據這個理由，致公黨必須是新國民黨的不共戴天之仇。
這不是政策方面的仇恨，而是一個生態位競爭方面的仇恨。這個生態位競爭方面的仇恨可能在台灣現在的客家人或者是江浙人之類還可以顯示出一點，在這個問題上不管你表面上是呈現什麼，或者說政治經濟政策什麼的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事派系和生態位競爭的問題，這才是真正核心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問題。于是陳炯明致公黨就扮演了可以說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爆發以前同盟會在海外的那種角色，爭取馬來亞、檀香山、香港各地華人社會的支持，盡可能的排斥敵對社團，如果發生沖突的話，也不排除用黑幫手段去或者是日本那種方法去暗殺你。如果辛亥革命沒有爆發的話，那麼國民黨可能永生永世就是這樣的組織。
如果社會進一步現代化，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起來的話，這樣的組織發展起來就可能是馬來西亞那種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那種模式。最後是到1948年新政協召開的時候，致公黨投向了共產黨那邊，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它接近共產黨，而是和國民黨的仇恨無法逃脫，實際上如果從純粹政治角度看，假如國民黨是一個溫和左派勢力，而共產黨是一個强硬左派勢力，那麼致公黨倒是一個比較偏右的勢力，它距共產黨的距離肯定比距國民黨更遠，距梁啟超的進步黨的勢力倒反而比較近。但是出于生態位的原因，它反倒為了仇恨蔣介石的緣故而投入共產黨的懷抱。致公黨是陳炯明留下的唯一一個政治遺產，它等于是構成了一個日漸衰落的海外華人社會的一條線。這個海外華人社會在它剛剛形成的時候，即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時候，雖然地跨幾大洲，西面遠到南非，東面遠到哥斯達黎加，最主要的基地在馬來亞和檀香山，但是文化結構和政治結構具有高度的一體性。
二戰以後反殖主義打破了這種傳統，但也留下很多活化石。你如果真正想了解孫中山的為人，或者想了解早期國民黨人的行為邏輯，那你最好的辦法不是去看國民黨編的黨史，也不是共產黨編的這些東西，你最好的辦法是設身處地到南非或者是哥斯達黎加去，找那些老華僑，只會講廣東話不會講普通話的老華僑，千萬不要找90年代過去的新移民。那些老華僑只會講廣東話和當地的語言，他們組織了自己的獨立社團，跟當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契合，也有點像馬來西亞那樣，他們不太積極參政，不怎麼爭取在現代政治中有自己的政治權利，而是爭取一種類似于文化飛地的存在，你進入他們的社會以後，你就能夠理解孫中山和廖仲愷和胡漢民那些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後來國民黨對他們的解釋反而是特別不正確的。
致公黨留在大陸以後失去了它自己生命的根源，也漸漸變質，變成了花瓶式的組織。而原先實力最强的檀香山的華人，卷入了美國二戰以後的族群政治，變成了現代華人，也極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本色。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社會，因為卷入了冷戰結構的緣故，也跟着扭曲了它原來的結構、原來的特征。反倒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這些老社團，因為是像桃花源一樣，世界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巨大波動都沒怎麼從他們身上卷過去，他們最多地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所以真正的早期民國既不在中國也不在台灣，也不在南亞，反倒是在哥斯達黎加或者南非這些老華僑的社區中間。陳炯明就是他們的精神兄弟。理解了他們就理解了陳炯明。
這就是陳炯明的故事。他這個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曆史，如果放在歐洲的話，他和他的群體就相當于是波蘭或者愛沙尼亞一個小邦的曆史。如果像杜贊奇那樣要從民族國家的中間發掘曆史，這才是他應該發掘出來的東西。
民國人物縱橫談·閻錫山
土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閻錫山（1883-1960）。閻錫山的出身跟陳炯明是比較相似的，中了秀才以後，又去新式學堂，但他的經曆又暴露出山西的小市民社會和廣東的小市民社會有非常大的差別。他中了秀才以後並不是像南方人那樣，如果你是好學的人中了秀才以後那麼下一步當然是考舉人，但是他就直接去學做生意去了，這是山西文化的一個特點。雍正皇帝早就說過，山西的風俗實在是太壞了，別的人都好好地去考科舉讀聖賢書，而你們這些人呢，讀書只為了識幾個字，識完字以後就要去做生意當學徒，而且做生意的人根本瞧不起讀書的人，這樣是不行的，這樣的風俗是很壞的。但實際上，直到民國初年，山西的風格還顯然是這樣。閻錫山開始也是走這條路，後來山西人佩服他的一個原因，一個其他各省人看起來很可笑的原因，就是他特別會心算，別人給他說一連串數據以後，他閉着眼睛像當鋪的財主一樣，嚓嚓不用算盤就給你算得很准確。別人都需要好長時間才能算出來的題目，他一下子就給你算出來了。別的省的人可能覺得軍人跟政治家和這種才能簡直一點都不相稱，但是他那些山西老鄉對他是無限佩服，因為山西的商業文化很濃，這套本事就說明他的基本功學得很好，即使是不做官做生意，他其實也是能發財的。
閻錫山就是這種人，他的學曆比起民國初年其他人包括蔣介石和陳炯明都要好，他不但去了日本留學，而且他從振武學校畢業以後還從士官學校畢業，前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做到的，振武學校的門檻很低，等于是一個照顧中國留學生的機構，日語不好沒關系，軍事學的底子很差也沒有關系，我們是一個預科班，預科班要進去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日本士官學校就是為日本自己人准備的一個非常嚴格的學校，能進去不容易，能混到畢業更不容易。閻錫山能混到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就說明他實際上的軍事素養比起吳佩孚（畢業于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測繪科）、比起蔣介石（畢業于振武學校，入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要高多了。蔣介石那批人跟他相比是業余性質的人。
他回到山西以後，還另外給自己考了個舉人，是山西最後一批舉人，所以說到中西學問聚萃，閻錫山比起其他軍閥來說是强太多了。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時候，他是山西新軍第四十三協第八十六標標統。山西的革命是認真打仗的，山西的清軍還是比較忠于清廷的，閻錫山打的是硬仗。跟江浙大部分地區和直隸這些象征性的戰鬥絕對不同，他打的真的是硬仗，而且硬仗打得相當有軍事學素養，等于是把他從日本學來的那些怎樣修築碉堡、怎樣攻打碉堡的技術都用上了。山西新軍的戰鬥力相當之强，因為自從吳祿貞在河北遇刺以後，燕晉聯軍瓦解以後，清軍的主戰場其實不像大家說的是所謂的陽夏保衛戰（漢陽、漢口保衛戰），而是山西大同和太原保衛戰。大同和太原保衛戰不僅是打得最慘的，而且是戰略上關系最大的。清軍之所以沒有大規模南下，有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有山西在側背威脅，京師隨時隨地都不安全，從山西出井陘，要在任何一個地方切斷京漢鐵路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馮國璋就在漢口，鐵路一旦切斷那他就是死狗一條了，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或者是任何一個人都不敢把主力派上江漢地區的戰場。
清軍不敢南下，然後南京上海的革命黨才有從容展步的可能。北方的革命黨將領像藍天蔚、張紹曾、吳祿貞都是曇花一現，只堅持幾天或者遇刺或者流亡了，打硬仗的只有閻錫山。真正的硬仗是由北洋軍的三鎮兵力和閻錫山的晉軍打起來的。晉軍在兵力上是絕對劣勢，而北洋軍投入山西戰場的兵力比它投入湖北戰場的要多三倍——這是真正的主力決戰。清朝新軍理論上有三十六鎮，但到辛亥革命那陣子，真正具有實戰能力的能夠作戰的其實也就北洋六鎮。六鎮中間大概有1/5左右投到了湖北戰場，55%到60%的兵力投入到了山西戰場。山西關系到北京城的命運，關系到袁世凱的命運，這場戰役才是決定生死的。而晉軍打得非常頑强非常好，實現了有秩序的撤退，他們打敗北洋軍是不可能的，但是山西的地利和民氣對他們有利。北軍兩路進攻，他們分階段地從太原撤退，撤退到大同。我們都知道軍事上撤退是比勝利更難的一件事情，像蔣介石在淞滬的撤退就變成了一場徹頭徹尾的潰敗，他跟共產黨打仗的時候，他打贏了就沒事了，只要他打輸了，他的撤退都會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潰敗。這也是蔣介石在軍事上是一個業余水平、業余愛好者的一個明顯的證明。
而閻錫山在軍事上是一個合格的專業人員，他雖然好像是敗將，讓出了些土地，但是晉軍的傷亡比起北洋軍要少得多。晉軍總共就死了幾百人，北洋軍的傷亡是晉軍的五倍。而且晉軍的撤退是成建制有效率的撤退，它退到一個更深更後的陣地，反而牽制了更多的北洋軍的兵力。北洋軍深入山西內地，又攻不下大同、五台山一帶的險要陣地，進入太原還要分兵，又要保護京漢鐵路，又要保護山西的道路，實際上消耗了更多的兵力，使它更加沒有可能在南方作戰了。民國是一個戰亂頻繁的年代，但是搞民國早期曆史的人好像不大重視一戰以前的歐洲兵法，實際上民國早期的兵法就是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兵法的一個重演。搞這種兵法，搞得最好的兩個人，是大家不大重視的——張作霖和閻錫山。
大家一般好像對蔣介石和吳佩孚還更看重一些，但是蔣和吳這兩個人其實都是業余愛好者水平，政治能力是高于作戰能力的，他們的軍事勝利主要是政治能力比較出衆的結果，真要論作為一個中高級軍官的指揮能力，他們即使不是非常蹩腳也是非常業余的。閻錫山的水平是很高的。大家都覺得閻錫山是專門打敗仗的人，他搞政治的能力高不高是另一回事。但就是他打敗仗的過程中，包括這一次被北洋軍打敗，以及後來跟東北軍打仗的時候被張作霖打敗，後來跟蔣介石作戰的時候又被蔣介石打敗，最後又被共產黨打敗，這四次他都是被打敗的，但他敗得很光榮很體面，自己的傷亡很少，總是能夠做到有秩序地撤退，成建制地保全自己的主力。在這個指標方面他大大地超過了同時代的所有將領。而這一點實際上是兵法當中最難的，他做到了。從軍事角度他才是真正挽救辛亥革命的人。而二次革命的失敗，關鍵就在于山西沒有像辛亥革命時那樣響應南方。結果北洋軍可以在毫無阻攔的情況下南下。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武漢黎元洪的軍隊在這次戰爭中是站在北軍一邊的。可以說湖北和山西兩省決定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間的路徑差異。
南北和談開始以後，北軍所作出的第一個讓步，也是最重要的讓步就是從山西撤軍，這一點一方面說明當時南京臨時政府還是把山西的革命軍當做自己人的，另一方面說明北軍如果不能占領雁門關一帶山西最險要地帶，占領晉西北高地的話，那麼他們在孤立的太原實際上是守不下去的，不撤退也得撤退，撤回原有的防區，他們才能得到充分的補給。留在那裏得不到補給，軍隊早晚要嘩變，這也是他們不得不這樣選擇的原因。
閻錫山回到山西以後，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出現了兩個很重要的特點。第一點，他采取一種與其說是政治不如說是外交的手段，保證了他在山西的地位。他沒有什麼野心，不積極參加南北任何一方的博弈，同時也嚴格防止其他各方把勢力深入他的系統內部。第二點更重要，主要不在于閻錫山本人，而是山西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他們表現得非常土鱉非常團結，而團結性恰好是土鱉性的體現，他們是地方上的小縣城裏面出來的人物，能夠到省城做一做小官，撈一點點小利益已經是非常心滿意足了，在北京和上海面前有濃厚的自卑感，覺得自己不如北京人聰明，不如上海人精明，最好是閉起關來，在山西老鄉之間搞小團體。山西人沒有什麼別的長處，但是忠厚樸實這一點大家都信得過，外省人雖然聰明能幹，但是他們比較狡猾，我們都信不過，我們只有在自己人當中才能得到安全。
山西統治集團內部長期不發生分裂，跟他們這種比較質樸比較樸拙的作風很有關系。現在人有一種錯誤認識，認為中國搞不起民主憲政是因為人民素質不高，然後又把素質不高解釋為文化程度不高，不夠聰明。其實情況恰好相反，能夠搞成憲政的國家是精英勢力比較小而且老百姓比較老實的國家，照美國的說法就是紅脖山炮。紅脖山炮是美國民主政治的支柱，他們不懂別的什麼大道理，一本聖經給他們提供道德觀念就足夠了，平時鄉親們辦日常事務的時候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他們本能地鄙視和不信任知識分子，這些人才是美國民主的基礎。英國的鄉紳和小地主，像麥考萊描述的那些，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的。而法國和西班牙這種比較接近中國的中央集權國家，首都有大批的知識分子，會發明各種先進的社會理論，外省的聰明人一有機會就離開自己的本鄉本土，跑到巴黎去謀發展，這些國家最容易像中國一樣，搞沒完沒了的派系鬥爭，結果憲法沒辦法穩定，危險的黨派鬥爭在憲法還沒穩定的最初敏感期就把它撕成碎片了。
在中國，民國初年最接近這種情況的就是江浙一帶。江浙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最有錢最富裕的地方，但是江浙士大夫的團結能力明顯是非常差勁的，他們只要能有那些山西的土財主1/4的團結能力，那麼北洋軍是根本近不了他們的。尤其是浙江。浙江最初是浙軍實現獨立的，最初幾個都督都是浙江自己系統的人，但是浙江人就是不服浙江人，他們在浙江自己人執政的那一段短暫的時間，盡管他們紙上制定的憲法好像很漂亮，但實際上政局是異常動蕩，派系鬥爭是異常的多，像明朝末年的黨爭一樣又無聊又複雜。于是段祺瑞趁他們內鬥很厲害的時候從上海派來了人數很少的一支北軍，輕而易舉地就把他們制服了。他們在鬥起自己人的時候非常勇敢，但是北軍一來馬上就偃旗息鼓，好像連抵抗的意志都沒有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個場面很像是當年滿清入關的情況。江南的明軍其實人數還是很多，也是很有戰鬥力的，至少他們跟着滿洲人打南邊勢力的時候表現得很有戰鬥力，而彼此之間相互爭鬥的時候也是很有戰鬥力的。但是為數很少的滿洲騎兵一來，他們馬上全癱下來了，與其說是他們害怕和滿洲人打仗，不如說是害怕我跟滿洲人打仗的時候，你一下投降了滿洲人，在我背後戳一刀怎麼辦？朱大典就這樣被方國安害過，所以這種危險很現實的存在。他們沒法維持團結，每個人都太聰明了，就像一個歌劇團中每個人都要當頭牌歌女，誰也不肯當普通演員，那麼這個歌劇團只有四分五裂垮台——江浙士大夫階級實際上就是處于這種狀態。
而山西的情況是，雖然他們對西方憲政或者地方自治的理解遠不如廣東、江浙一帶先進的士大夫階級，但是他們人老實，比較團結，即使半通不通，他們搞出來的東西是非驢非馬不像樣子，但他們內部團結不分裂。山西能夠保持內部憲制的完整性，一連十幾年不變，甚至是在北伐以後閻錫山改變他自己的初衷，加入全國性政治，把蔣介石的部隊共產黨的部隊都引進了山西，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內部的團結仍然是沒有破裂。甚至在1949年，在蔣的比較現代化的軍隊都已經被打垮、成批成批帶槍投降的時候，唯有山西那點跟地方民團差不了的土鱉部隊堅決抵抗到最後。這就是山西地方精英集團高度土鱉和高度團結的一個證據。
如果從德性論的角度來看，他們最像是羅馬的鄉愚，或者是英國的小地主，或者是美國的紅脖山炮，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什麼呢？虔誠。他們是土鱉，虔誠地信奉神明，文化程度不高，就知道敬畏上帝，團結性很强。而他們的敵人比如說法國人、希臘人或者俄國人，都是知識分子很强的，文化程度很高，但是非常不團結，同時爾虞我詐要厲害得多。結果文化低、團結的群體，把這些文化高、四分五裂的團體給打敗了。這就是所謂政治德性。如果我們把羅馬人、英國人那種政治德性翻譯成老百姓能夠理解的話——當然這種翻譯是歪曲的，但是所有翻譯都免不了歪曲，按照這種歪曲的方式翻譯成大衆都能理解的語言——那就是說，憲政這個東西不是聰明人的政治，它是土鱉的政治，只有老老實實的土鱉才能夠行憲政，聰明的知識分子是行不了憲政的，你之所以行不了憲政就是因為人人都太聰明，都想利用別人。相互利用的結果就是，要麼是本土出個二流子把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全部打倒，要麼是外來的蠻族把你們統統打趴下。就因為你們太聰明所以大家一起倒黴。結論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閻錫山後半期實際上是部分地背叛了他的初衷。如果我們用後見之明來看，他後來在北伐時期拉同盟會的老關系，加入國民黨，爭當國民政府的副主席，發動了中原大戰什麼的，差一點搞成了北平軍司令部，其實是得不償失的事情。晉軍離開了山西這個老家，就變得毫無戰鬥力。他們非常擅長的就是守衛，但是在進攻的時候在外省作戰就完全不是別的軍隊的對手。而閻錫山這個人的表現是格局太小，屬于土財主。論老實忠厚，他可能比上海人廣東人要强多了，但是要耍心眼是耍不過這些人的。論國際視野或者是搞國際外交的能力，更不是他們的對手。他跟蔣介石和汪精衛這種人比起來，明顯就是個土鱉，明顯就是個地方性人物和世界級領袖之間的差別。
而為了這樣短暫的勝利，他破壞了山西閉關自守閉門搞發展的大好局面。山西在頭十幾年經濟發展是很好的，民衆的識字率高達70%，即使是江浙一帶恐怕也達不到這樣的比例。而且他是一個職業軍官，晉軍雖然進攻的戰鬥力不强，但是後勤是搞得最好的。小範圍的後勤，軍隊不缺糧不缺彈藥。一旦他參與到全國性的戰爭，那麼他不得不幾次下野，讓中央軍進來，後來共產黨軍也進來了，山西的完整性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如果他不加入這場戰爭的話，因為北伐戰爭的關鍵就在于山西高地，明太祖的北伐是這樣，蔣介石的北伐的時候也是這樣，如果山西高地沒有加入到南軍的一方，北伐是否能夠成功是很成問題的。
如果山西保持中立或者是友好中立的話，張作霖政權沒有受到側背威脅的話，那北伐軍基本上沒可能把他趕出河北的。北伐很可能就像是劉裕和嶽飛北伐一樣，充其量打到黃河岸邊，把北軍趕過黃河北岸，一度控制山東和河南的大部分土地，但是你只要控制不了山西高地，北軍早晚會把你趕回江南的。閻錫山的加入是相當關鍵的，他如果不加入的話，國民黨政權可能始終就是一個南方政權。在國民黨始終是一個南方政權的情況下，抗日戰爭會不會發生是很成問題的。因為那時候北方張作霖或者是他的繼承人的政權和閻錫山的政權勢必維持北洋早期的政治模式，不會采取比較激進的手段跟蘇聯或者日本去決裂，那麼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很可能是不會發生的，那麼中國的分裂很可能是長期化的。但是這個長期化的分裂對閻錫山本人可能是最有利的。
在這樣一種局面之下，山西能夠長治久安，而且經濟發展能夠取得相當好的成績。現在大家印象中的山西應該是個很落後的地方，但是在民國初年的山西，它確實是一個模範省。如果這個模範省的局面繼續維持幾十年的話，對于閻錫山和他的子孫應該是有莫大好處的。可以說從這個角度上閻錫山走錯了一步，他辜負了他那些憨厚的山西老鄉。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而言，比如說相對于李宗仁的廣西集團、或者韓複榘或張學良集團，山西這個地方集團的內部團結性和政治德性仍然是最優秀的，他們最不容易出叛徒，在逆境中間堅持得最久，一旦有機會的話，彈回原狀、恢複原有版圖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可以說，近代中國如果搞聯省自治或者行憲，有哪些地方搞得最好，那絕對不是北京，北京是個寄生性的外地知識分子和外地人橫行的地方，也不是四分五裂永遠像明朝士大夫一樣凝結不起來的江浙地區，而是幾個地理位置比較特殊的省。山西、廣東、湖南、還有東北這些省份，它們最有可能實現小共同體的完善憲制。這些憲制之所以垮台的話，我們要坦白承認，主要是國共兩黨的錯，因為他們要搞大共同體，要搞一個整體性中國，他們有美好的重建新中國的藍圖，因此容不得這些小的共同體把自己的組織資源搞得非常完善。這種特殊化的組織資源搞得太完善之後，跟其他各省差距拉得太大了以後，顯然是不利于新中國一個整體性發展的藍圖的。
民國人物縱橫談·章士釗
前面提到的陳炯明和閻錫山是民國初期精英中的一個類型，就是土豪類型，他們都是成功的土豪，離不開自己的鄉土，因此有嚴重的局限性，但他們的成就也是由他們的局限性帶來的。如果離開廣東，陳炯明就不是陳炯明了，他變成另外一個蔣介石，那麼他跟廣東的關系就會跟蔣介石跟浙江的關系一樣的浮泛了。閻錫山離開山西以後，他也許會變成汪兆銘或者張學良那種人，山西特殊性就不存在了，他的土豪性質也就不複存在了。但是民國還有另外一種人，一般來說可能還是更吸引聚光燈的人，就是我稱為游士的那種人。游士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地方共同體，他們主要依靠個人的才能，他們所希望的場地是全國性的，我們大家心目中的精英人物往往是這種人，像是梁啟超、李大釗這一類人物，都是屬于游士類型的人。這些名氣比較大的人物可能還不是最典型，因為他們的生平是過于複雜了，不是特別好分析。另外一個人物可能反而比較有代表性，就是章士釗（1881-1973）。
章士釗早年的形象給我們後來留下的印象是決然不同的。辛亥革命初期他是南方革命政府那個陣營裏面的，主要不是做行政工作，而是照現在的說法是一個搞法制起草工作的人（辛亥革命後，章士釗離開英國回國，任上海《民立報》主筆、江蘇都督府顧問）。民國初年是一個締造憲法的時代，一般來說任何人只要是對憲法制訂有點方向感，都會在這方面有所發言，但是真正有專業水准的人是非常少的。其實連宋教仁和居正都算不上是真正專業的，他們是業余愛好者中水准比較高，而責任心和敏感性比較强的人。從法律技術角度來講，真正的專家不算太多，而章士釗恰好是其中之一（1908年入英國阿伯丁大學學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
民國初年那些人有點像80年代的啟蒙運動那些人，是熱情有余而專業技術不足，方向感很强，但是具體工作總是疏漏過多。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證明，他們當時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積極的引用共和主義和憲政主義的人，但他們也采取了一個很荒謬的措施，就是在中國設立行政法院，理由是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有行政法院。這時候章士釗就寫了一篇文章論證，設立行政法院非但不是保障法治，而恰好是破壞法治的——因為憲法之母英國就不設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技術上有千頭萬緒，但是政治上的精神是很明顯的，它就是要給官吏以特殊的保護，不由普通陪審團審判，而要交給特殊的行政法院審判。
行政法院的意義不僅僅是制定特殊的行政法律，而是要能夠隨時隨地體諒到國家的理由，如果官吏很容易因為國家的理由而受到審判，像普通的被告人一樣自己付出代價的話，那麼對政令暢通是有極大的危害的。我想，現在的公務員都很清楚——我當過所以我知道——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情，跟老百姓起了糾紛，最後告到上級領導，結果往往是息事寧人。到底這件事情誰對誰錯是次要的問題，因為糾纏起來太浪費時間了，造成的損失比分清誰對誰錯還要大。往往就是由政府拿一筆錢給那個鬧事的老百姓，給他們各種各樣的好處，息事寧人，只要能不鬧事、不來糾纏我們就行，你說是你是對的那你就是對的。這種情況如果按照英美那種法律體系，那麼這個負責辦事的公務員你就得自己出錢請律師，你自己賣房子請個律師去跟老百姓打官司，如果那個老百姓要糾纏你，連續打十年官司，你就傾家蕩產陪他打官司去吧，如果打輸了該坐牢你自己去坐牢，跟你上級機關沒有關系，換句話說上級機關不能保護你。
我想如果按照中國現在這種國情，實行了剛才所描繪的那種英美的制度，基本上可以斷定，任何沒有背景的公務員唯一敢做的事情就是在辦公室裏面喝茶（笑）。歐洲大陸系的國家，它的社會生態多多少少是比較接近于中國這種情況的。而它設立行政法院就是為了避免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情況的出現，如果出現民告官的訴訟，由一個特殊的行政法院去料理，這個法院會充分考慮到公務員辦事的難處，不能打擊公務員辦事的積極性。因為吏治國家的特點，像斯密所謂的立法國，就是歐洲大陸那種具有强大行政體系的國家，國家和行政機關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如果公務員不敢辦事，那麼國家其實就不存在了。即使公務員做的是錯的，你也不能隨便打擊他的積極性，當然人權也是要保護的，行政法院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在具體的利益方面保護普通老百姓的人權，一方面注意不傷害公務員辦事的積極性，要隨時注意國家的理由和政令暢通。這些事情，普通法的陪審員不會照顧到的。英美的陪審團經常會讓政府的公務員、警察之類的人賠幾百萬美元、坐N多年的牢，大家都是置若罔聞的。但是英美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打官司的這些公務員都是地方系統的，他們要麼是某個市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或者是其他自治團體聘任的官員，那些自治團體的地位其實跟一般的公司差別不大，不會說少了你一個就影響政令暢通。再說它也沒有政令暢通這回事，白宮根本就不需要在地方上搞什麼政令暢通的。所以在它那種體制下，行政法院是不必要的，是對憲法的一個損害，是多余和礙事的東西。
章士釗能寫出這一點。我想那些人設計行政法院的時候，其實他們心裏面可能還覺得是在模仿西方憲政先進國家，他們根本分不清楚大陸系國家和海洋系國家政情國情民情和司法體制的相關性，就是閉着眼睛覺得西方好的大概就是好的，我們象征性地模仿一下，好在哪裏壞在哪裏也只是粗枝大葉地有個模模糊糊的了解。大體上覺得西方先進，引進先進理念應該沒錯，具體的內容比如對立法的科學、不同的法律應該怎樣相互適應、應當怎樣和社會環境相互適應，這方面他們是不清楚的。而從章士釗反駁他們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來，章士釗在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他有做一個英國律師的良好才能，他在這一時期，因為他還沒有負實際的政治責任，寫這樣的文章是相當多的。現在人把他忽略掉實在是有點可惜，因為跟他比較起來宋教仁就算不上什麼了。
宋教仁是憲法制定者，也許是個好的憲法制定者，也許是個壞的憲法制定者，但是宋教仁不是一個好的立法者，他是一個非常粗枝大葉的人，國民黨裏面絕大部分都是宋教仁這樣的業余愛好者。真正專業的人他們反而不太重視，章士釗就是這樣一個專業人員。後來他跑到北洋政府裏面去可能不是出于偶然，北洋政府的技術官僚精神比國民黨要强得多。後來國民黨取代北洋，和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從技術官僚的角度來看，都屬于是倒退性質的。等于是把已經好不容易學了半天交了很多學費打下的一點基礎推倒了，又在白地上讓一幫粗人從頭學起，再交一批學費從頭搞起來。這種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再發生的。在政治上好像是進步的東西，但是從管理技術、立法技術上轉了一圈，實際上是破壞性和倒退性的，因此返工從頭做起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章士釗在北洋那一邊得到重用（1924年任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1925年兼教育總長，1926年任執政府秘書長）主要就是靠他在行政技術方面的能力，但是他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他真正的才幹實際上是對英美法系的了解，但是北洋政府是不需要那一套東西的。那套東西對北洋政府的吏治是有極大的傷害。照民國初年的權力結構來說的話，談論英美法系那些原則，原則上談起來很好，但實際上執行起來主要是捆住了政府的手腳，捆住了政府的手腳就間接地有利于暴民運動，而國民黨在當時是暴民運動的主要代表。所以國民黨往往以投機性的方式來支持英美法系或者是泛泛而談地指出北洋政府搞的這些不行、大陸法系實在太爛，等等。但是實際上他們也根本不是什麼英美法系的愛好者，他們只是想拆台而已，就是想拆拆北洋政府的台。
章士釗在這些游戲中就扮演了一個很矛盾的角色。照他自己的學曆出身，他最擅長的事情實際上是他不能做的事情。他恰好是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在維護北洋政府的吏治國家。他是北洋法政系官僚集團的一個活躍分子和幹練的精英，為北洋政府培養出了很高效的行政集團，但這個行政集團並沒有遵守他在民國初年所鼓吹的那些憲政原理。在這段時間裏，他與其說是英美憲法的傳播者，不如說是明治絕對主義國家的一個複制者。對于北洋政府來說，真正好用、方便、能夠在短期內生效的東西恰好就是明治國家那裏已經很成熟的那些東西。後來章士釗之所以會跟那些學潮扯上關系，也是因為他引進了日本的學制。
此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驅楊（校長楊蔭榆）運動已愈演愈烈。在章士釗的支持下，楊蔭榆宣布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六名學生。8月6日，章士釗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當即通過。消息傳出，女師大學生拒絕“解散令”，在報紙上號召“驅章”，並組織校務維持委員會維持校務，周樹人為總務主任。在此期間，周樹人以魯迅筆名寫下《流言與謊言》等文支持女子師大學生，抨擊章、楊。8月12日，章士釗具文呈請免去周樹人的教育部僉事一職。8月14日免職令發表。但周樹人所任的僉事一職屬于“薦任官”，如要懲戒，須由主管上級備文申述事由，經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核議審查後始得實行，章士釗並未辦理這一手續，周樹人抓住這一點，于8月22日向專管行政訴訟的平政院提交了訴狀。平政院于1926年于2月23日作出裁決，判定周樹人勝訴，恢複職務。
日本在這方面的學制跟他們的歐洲模範的原型不一樣，也跟他們在古代的中國模範相距甚遠，因為中國古代的儒家教育和歐洲中世紀乃至近代以來的自由教育雖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是相當相似的，就是他們比較看重民間自治團體，有很多書院都是民間自治團體辦的，有獨立的財源，官府往往給資助，但是即使官府沒有資助他們仍然有一定的籌款能力，仍然有自我維持的組織系統。歐洲的學院就是一個獨立的法人團體，是根據特許狀建立的法人團體，從性質上來講，侵犯大學的行為，像詹姆士國王曾經偶爾做過的（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圖把天主教士硬塞進牛津大學擔任莫德林學院院長，遭到堅決抵制），那就是一種違憲行動。侵犯牛津大學跟侵犯倫敦市都是對憲法的侵犯，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日本明治國家沒有采取這種體制，它采取的是一種以吏為師的體制，明治時代建立的學校是由文部省負責管理的，它的自治能力比起真正的西方大學和中國古代的書院來說是下降了不少，學校的管理人員是按照公務員序列走的。
章士釗想要引進的就是這種日本體制，他認為這種體制在日本看來運行得很好，而且精神十足，他覺得主要因為是體制的原因，只要搞出一種上下令行禁止的體制，就能夠改變那些散漫的鬧學潮的現象，就可以複制出類似日本那種嚴謹的帶軍國主義色彩的新精神出來了。當然從後世的角度上看，日本之所以有那種精神還是日本有特殊環境的緣故，中國不一定能夠複制這種特殊環境。但是無論如何章士釗還是這麼做了，他這種做法是他跟北洋政府能夠情投意合的主要原因，但是技術官僚自有技術官僚的悲哀，就是說不管你是多麼能幹，你的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是兩碼事，行政上的幹才在政治上往往是白癡和受人利用的。
章士釗在他手下那批人，包括像李大釗和魯迅這批人眼裏面，好像是呼風喚雨的人物，但在北洋政府中間他只是一個受人擺布的小角色。只要他的保護人倒台了那麼他的一切苦心經營都要付諸東流了。隨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釗實際上就已經落到中下層。他的後半輩子在上海當律師，表面上是當律師，實際上是在做政治掮客。因為中國士大夫特別有一種現象，就是說你一旦嘗過了權力的滋味，就好像是老虎見着血，你再也不可能回到原來專業人士的軌道上去了。不是技術上不可能了，而是心理結構上不允許了。即使你明明知道你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你總是舍不得這種滋味，總是要奔走于各派權勢之門，希望能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章士釗後半輩子就是這樣子的。他當律師，給陳獨秀的辯護，給其他人辯護，其實都是政治掮客活動的一部分。
他真正的作用是在各派勢力之間拉纖，起傳遞信息、充當交易媒介的作用。說得刻薄一點，他有點像是法國的沙龍或者舊國會時代八大胡同的主持人那種人，他這個主持人起給你提供一個信息交流場的作用，而不是自身有很大的勢力。而且隨着黨國體制日益趨向恐怖，他的交流場的空間正在逐漸的縮小，在同時還操着律師職業的情況下，他有時候還寫一些文章，如果你孤立地看他那些文章的話好像會覺得他是不是又回到了早年那種鼓吹英美憲政的路上，或者看另一些文章覺得他好像又沾染了蘇俄革命以後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色彩。其實這都不對，這些文章都是投機性的，跟他當時在掮客界的臨時性措施有很大關系，臨時性措施都是很短命的，用完了就扔，然後他就要換一種新的立場。
在他一生最後的階段，立場變成了一個不值錢的，而且越來越不值錢的東西了。他就像是一條大魚一樣，曾經在很深的水裏面游泳，但是出于他自己無法控制的原因，水越來越淺，他這條魚慢慢就要被曬成魚幹了。他一生中的最後幾年就是在曬成魚幹的過程中力圖通過適應鹹魚幹的生活，來改造自己的意識，這種改造也是相當痛苦、相當扭曲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講，盡管他是一個很狡猾、很會投機，而且差不多每一次投機都能投到正確地方的角色，但他的生活仍然是相當痛苦的。游士總是這個樣子，你只要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那就等于說你必須歪曲自己去遷就你的環境。在這方面來說，章士釗是一個典型，他的文章可讀性從早年到晚年是不斷減退的，而且減退的方法非常狡詐，因為他的專業能力始終是很强的，甚至可能晚年比早年更强，他不斷地用他的專業能力去扭曲他的論點，把本來是自相矛盾的東西粘接在一起，他一生中唯一一個邏輯連貫的階段就是1912年到1918年階段，在這以後他的文章，老實說，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背景的話，最好不要相信他的文章，因為他的文章與其說是展示了他真正相信的或者他想要讀者相信他相信的東西，不如說是展示了他運用專業技術欺騙自己、說服自己的一種高超技術。這種技術，可以說二十年代後期是個轉折點吧，在中國知識界中變得越來越流行，流行到一定程度就會物極必反，使整個知識體系的複雜化精細化變得毫無意義，讓你覺得幹脆根本取消掉這個交流場，用更加簡單更加低成本的方式進行信息交流反而是有利可圖的。從這個角度來講，章士釗和章士釗所代表的這個巨大的群體是在完成一種階級自殺的行為。他是其中之一，但他不是唯一一個，另外一個人就是李大釗，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樣的使命。
民國人物縱橫談·李大釗
李大釗（1889-1928）的出身跟章士釗有點相似，但他的學曆比章士釗差一點，他是日本留學生，而且成績是不大好的，他就屬于現在那種不大上課但是喜歡搞學生會幹部活動的那種人，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缺課記錄非常的多，但是搞學生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所以他的專業能力不是章士釗那個級別的，但他搞出的人脈對他很管用。他回國以後就依靠他的人脈在北洋系統中任職，他扮演的不是一個技術官員，而是堅定的國家主義者和思想吹鼓手的角色。
1913年冬，在孫洪伊、湯化龍資助下，東渡日本繼續求學。隨後結交了章士釗，成為《甲寅》雜志的撰稿者。
1914年9月，李大釗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本科。1915年1月，加入留日學生總會，任文事委員會編輯主任。後又參加了“神州學會”和“中國經濟財政學會”。1916年2月，早稻田大學以長期缺席為由將他除名。
1916年5月21日，剛從日本歸國的李大釗與梁啟超、湯化龍、孫洪伊等一起出席了憲法研究會第一次會議。同年7月，李大釗成為湯的私人秘書。中旬，他應湯的邀請前往北京擔任《晨鐘報》（後改為《晨報》）編輯。盡管他在9月辭去了編輯之職，但他與湯、孫等人的關系並未因此而斷絕，特別是與孫洪伊的關系在多年以後仍很密切。
1917年1月，李大釗應章士釗之邀參加《甲寅》日刊的編輯工作。經章士釗介紹，1917年11月11日李大釗離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學任職。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李大釗由圖書館主任改任教授。
李大釗也是最早與蘇俄建立聯系的。蘇聯方面的材料顯示：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舉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在遠東建立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1919年夏天，後來成為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人民處負責人的伯特曼會見了李大釗。
從他那個時期的政治活動和寫作活動中你可以看出，他對西方的各種憲法理論和它們可能在中國的運用前景是相當清楚的，他最希望引進的是那種脫胎換骨過的明治國家主義，把北洋政府作為這種國家主義的載體。國民黨所提倡的那套有點左翼色彩的激進民主是要打擊的，社會主義也是要打擊的。當時中國了解社會主義的人為數甚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更少，而李大釗呢，在他的國家主義階段，是非常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極少數之一。他打擊馬克思主義的路數用我們現在的黑話來說的話，差不多是一個大保守的路數。所謂大保守指的不是柏克那種英美保守主義，而是歐洲大陸式的施特勞斯學派前身的那種保守主義。保守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由是共同體主義，共同善，所謂的德治主義，這種德治主義對張作霖和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順耳的。
1913年4月，李大釗發表《彈劾用語之解紛》，反對革命黨人試圖借此前發生的張緒武、方維案彈劾袁世凱，批評革命黨和《臨時約法》誤解了彈劾的法律含義。
1913年5月，李大釗發表《暗殺與群德》，將宋教仁被殺的原因歸結于“群德”。
1913年6月，袁世凱發布裁都督令之前，李大釗發表《裁都督橫議》。
1917年2月9日，李大釗發表《我國外交之曙光》，為段祺瑞政府歡呼：“我政府對于德國已表示不贊成之態度。此等表示實為我國數十年來于外交曆史上，特放一線曙光也。”
為了批駁當時的反段限段言論，2月17日，他又發表《論國人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攘權之武器》。
有些人把它誤認為是對儒家的贊賞，說李大釗曾經贊賞過中國傳統美德，那其實不一樣。儒家在這方面的理論是相當散漫的。李大釗跟19世紀德國思想家鼓吹的那種跟先驗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國家主義是非常密切的。他反對馬克思主義主要不是從經濟學角度和政治自由的角度上來反對，他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那種高度理性的功利的精神，對先驗的共同體紐帶有腐蝕和破壞作用。這種邏輯如果讓費希特那些追隨者來理解，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認為民族沒有共同體存在，一切權力都是無法落實的，而共同體的存在不是依靠理性和契約做到的，而是依靠某種先驗的神秘的存在。你如果用理性的方式用利益的方式去建構共同體，造成的結果恰好是適得其反，你會收到一種解構性的結果，哪怕你的初衷是為了建構，但是你收到的結果就是破壞了神秘的不可詳細分析的共同體自然，就像是佛教徒所描寫的觀察就是對觀察者的破壞，你只要研究它就是破壞它。共同體只能用神秘的方式、創造神話的方式來維持，比如像格林兄弟和哥廷根學派所說的那樣，不能分析、不能搞契約、不能有什麼權利概念，德不是道德，而是一種近乎神秘的維持共同體的紐帶。
它的好處就在于你不能分析，不能分析你就用本能贊同，用這種本能的贊同來維持一個較低層次的和諧，在這種和諧的基礎上你才能維持一種較好的高級文化，才能夠抵制那種粗鄙的功利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攻擊。在這種粗鄙的功利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攻擊之下，任何古老光榮的民族都會喪失它的傳統，首先變成一盤無法連接的散沙，然後迅速地被世界資本主義的無根力量所吞噬，變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不複存在。他那些語言如果翻譯成白話文，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話很像是德國人或者受德國人影響的日本學者所說出來的，而不大像是丟不開傳統文化的儒家學者所說出來的，更不像是民主派或者是社會主義者說出來的。當然那時候的李大釗他當然也不可能是民主主義者或者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他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開始階段他是不了解社會主義才反對社會主義，後來了解社會主義就皈依社會主義”，實際上他一開始就是了解社會主義，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路數他是一定要反對社會主義。在這個時代他的政治行為和思想路數之間有着强烈的邏輯，有着邏輯和現實的高度一致性。
他在政治上垮台的時間跟章士釗是差不多的，他不願意安心做教授的原因也是跟章士釗差不多的，也是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忍不住，盡管自己已經沒有機會發揮實際政治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在各派政治勢力中間當一個掮客。他當掮客是玩脫了，最後他變成了國共兩黨在北方的代理人，也發揮了替蘇聯在北方建立情報信息網絡的責任，因為承擔了這種責任最後他才死在張作霖的手裏面，而公使團也才會同意張作霖搜查使館把他給揪出來，後來張作霖的手下京師警察廳出了一版很完整的李大釗罪行錄，這部罪行錄不完全是真實的，但是裏面包含的真實史料是相當的多，可以看出是大部分指訴是確實的。李大釗的做法等于是違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國和國內搞政治活動的一系列默契，所以才會遭到他後來的那種下場。 1924年1月，李大釗出席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此後，直接擔負國共兩黨在北方的實際領導工作。
1925年在共產國際代表奧齊羅夫的支持下，李大釗指導創建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
1924年底、1925年初，李大釗在馮玉祥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之間牽線搭橋，確定了蘇聯援助馮玉祥國民軍的具體內容。3月，馮獲得步槍5585支、子彈5820萬發、機槍230挺、各種炮78門、手榴彈一萬多發，還有火焰噴射器、軍用器材、藥品等。同年6月，馮又得到步槍3500支、子彈15萬發、火焰噴射器10具、飛機3架、馬力4000把。馮還接受了邓小平等三十多名共產黨負責國民軍的政治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西院兵營。1926年夏，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張作霖正式向蘇方提出，駐華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應具備的職權範圍及國際法所公認的基本准則，因此不再承認加拉罕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加拉罕離華返蘇。蘇聯使館成了一個留守處。1927年3月，張作霖和各國使團接洽，要求允許北京政府軍警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進行搜查，因為“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4月4日，公使團首領、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召開秘密會議，各國同意了張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對蘇聯駐華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路辦事處進行了9個小時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釗等60余名中國人以及15名蘇聯人，截獲了一大批來不及焚毀的秘密文件以及槍支彈藥和旗幟印信。4月18日，京師警察廳公布了根據這些文件，由精通俄語的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張國忱編譯的《蘇聯陰謀文證》。
但是作為思想家來說，他搞這些政治行動和他的下場不是很重要，關鍵在于他後期轉向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一種邏輯上不大能夠自圓其說的立場，從他早年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了解來說，情況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一下子就轉到庶民的勝利或者是說反對代議制那條道路上去了。初看一下反對代議制好像是他一貫的觀點，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樣的。早期他是按照那種德國式的路徑，反對國民黨或國會政治是因為代議制代表的那種功利主義的算計，選民和他們的代表之間是一個利益交換的關系，就相當于是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它把政治給粗鄙化了，選民之所以要擁戴一個議員，是因為他能給我掙得什麼什麼利益，然後我們就簽訂了一個赤裸裸的毫無溫情主義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約。你能夠滿足我們的要求就選你，滿足不了要求我們選別人也沒有什麼關系，政治變成一種利益分贓的體系，跟做生意沒有什麼不同。
在這種市儈精神的組織之下，偉大的民族紐帶不複存在了，也許在最初階段這種市儈能夠帶來一定的好處，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礎解體了，那麼在共同體不複存在以後，它肯定會變成其他任何覬覦權力的野心家和外國人的俘虜。照德國人的看法，德國人正因為沒有受到法國在拿破侖以後鼓吹的那些世界主義的影響，所以它才能夠擺脫做法國附庸的命運，重新在歐洲打出一片天下來。照李大釗早年那些看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在亞洲各民族中間變成唯一一個沒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就恰好在于它在引進西方思想的時候沒有不加批判地引用功利主義這些理論，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國體從而保留共同體神秘性的做法。他認為中國也應該走這條路。這個邏輯你要攻擊它的話，只能攻擊它的前提不對，如果你承認它的前提和它的共同體理論正確的話，那麼它本身是可以自洽的，是不能進攻的。
李大釗的晚年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庶民的國際性的勝利，是一種很粗淺的喊口號的做法，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並不太高的馬克思主義當中，也只能說是卑之不算高，卑之無甚高論。他在這裏面的地位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屬于老一代人，年輕一代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尊重他，如果僅僅從理論上的角度來講，他甚至連早年的陶希聖這種人都不如，他講的社會主義就是講不出任何道理的，只是泛泛而談，就像推銷商業廣告那樣去說，未來就是屬于社會主義的，我們要符合社會潮流，社會主義就是代表庶民的，庶民跟精英不一樣，代議制就是代表精英。這些話實際上都是非常膚淺的，而且都只有幾個點，它根本就形成不了體系。如果你拿這些著作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對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對的話，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晚年李大釗甚至根本沒有資格做早年李大釗在思想上的對手。早年李大釗基本上是不大參加論辯的，但他那套國家主義的深刻性已經超過了同時期的日本許多學者，就中國的情況來講，它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過梁啟超的，超過梁啟超那個短暫的新中國和伯倫知理理論的國家主義階段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的。梁啟超是個博雜的人，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沒有挖得特別深，但李大釗曾經在他的點上挖得很深。但他晚年把這些東西完全拋棄掉了。
李大釗寫于1918年11月的《Bolshevism的勝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釋，只能說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標准來看待自己，覺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經投靠了蘇俄的這一邊，變成了國共兩黨在北方的總經理，他必須在宣傳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轉向，至于太深刻的理論對宣傳來說是沒有用處的，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最後他的結果當然是衆所周知的，他自己的肉體生命、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都為他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轉向做了犧牲。從學者的角度來講，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張作霖弄死了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沒法劃給他一條生路了。
因為他們要把李大釗描寫成一個真正共產主義思想鼻祖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聖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給抹掉，當然他們只能這樣說，他早年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他思想還不夠深刻、了解還不夠深的緣故，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膚淺的，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後才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實際上恰好相反。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傳口號而已，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由于他拋棄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好像是不大正當或者是不大純潔的，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頭皮說那些本來相當富于理解力相當深刻的思想是膚淺的。因此大家不能詳細地介紹，只能摘錄幾句，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有明顯的區別。實際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視和埋沒的東西才是他真正最寶貴的東西。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敵人的打擊而被埋沒的，像李大釗這種由于自己人的成功，被自己的支持者人為地埋沒的人，是非常少見的，但是這個格局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來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樣。所以李大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代表了游士的另外一個側面，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給自己下判決的人。他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路給鎖死了，往往不僅僅是在生前，而且是在死後都給自己鎖了一個死局，而且越是聰明的人給自己做的死局越是難以解開，就是這樣。
民國人物縱橫談·顧維鈞
如果民國按照第一條路徑走到底，顧維鈞在他年老的時候應該享有跟在位的國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但現實中他最後變得默默無聞，變成一個學者型的人物。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十九世紀國際體系在遠東崩潰、中華民國早期憲制在國內崩潰的一個縮影。
除了游士和土豪這兩種類型以外，民國人物還有第三種類型，多多少少有點不大像是中國人的類型，就是顧維鈞（1888-1985）這種職業外交官類型。他們的人數之少和他們發揮的曆史作用之重要是不成比例的。民國初年不僅是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權，實際上在北洋政府中年紀很輕資曆也很淺的外交官仿佛也分享了外國人在中國的條約特權。他們實際上變成了中國憲法組成部分裏面的一個獨立組成部分，有點像日本軍部，日本軍部實際上是個憲法主體，它發揮了跟內閣差不多、經常可以否決內閣決定的作用。北洋的外交部也成為了這種不成文憲法中的憲法主體。
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夠存在下去，主要不是因為它本身足夠强大，而是國際體系要求中國有一個中央政府的門面，因此外交部對北洋政府有一種像土耳其軍隊對土耳其政府的那種憲法否決權的地位（奧斯曼帝國末期，青年土耳其黨的軍人勢力實際掌握了政權）。如果外交部認為一個政策是不行的那就一定是不行的。因為這個政策會把中央政府引向跟條約體系發生沖突的地步。而一個根基薄弱的中央政府經過這個沖突以後基本上是沒法幸存的，像袁世凱就是個好例子——自從日本公開表示反對帝制以後，他實際上應該及時停止，陸征祥和那些他手下的外交官實際上是提過警告的，但是他在親貴近臣的影響之下拒絕停下來。國民黨的史觀認為他是被自己人或者蔡鍔或者南方各省推翻的，但是袁世凱本人卻認為他是毀在日本人手裏面的，說的更徹底一點，日本只是東亞體系中間比較積極、比較跋扈、比較霸道的一個成員，實際上袁世凱是毀在“企圖未經列强允許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敏感的關鍵期改變憲制”的努力之上。
當時英國人反對袁世凱其實也是不亞于日本的，只是英國人在外交方面比日本要老練許多，所以它表現得非常微妙狡詐，但實際上發出信號是一樣的，簡單說就是這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敏感期，協約國希望是遠東秩序保持不變，不要多生枝節，這不是為了支持一方還是反對另外一方，我們要的是維持現狀，誰不高興維持現狀我們就反對誰。袁世凱之所以完蛋就是因為觸犯了這條不成文憲法。因為民國早期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附庸國，所以附庸國的憲法第一條就像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一樣，遠東附庸國憲法的第一條就是本國的憲法必須從屬于國際社會，特別是要從屬于遠東條約體系，違背遠東條約體系的不可能不違背本國的憲法。這條不成文憲法就是早期民國政治邏輯的關鍵。
東郊民巷和外交部實際上是發揮了一個最高法院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才會有顧維鈞這樣的不倒翁的出現，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以憲法仲裁員的身份起作用了。他和他的同僚發揮了很多仲裁作用，例如在張勳複辟進京的過程中間，他給予了張勳和段祺瑞軍隊以無害通過權，按照辛醜條約以後的正式規定和不成文慣例，京津非軍事區由八個或者九個聯軍據點看守，這整個走廊的治安維持權力是屬于聯軍的。而中國軍隊不經過聯軍的允許，不能夠在這個地區自由地進行軍事活動。但實際上幾次軍閥混戰都從這個地區通過了，這就要運用無害通過權的原理。就是說，像是博斯普魯斯海峽那樣的比較要害的海域，只要利益攸關方的國家對海峽兩岸的政權沒有造成敵意或者什麼東西，那麼它自己的船只和軍隊仍然是可以正常經過的，這就是所謂無害通過權。《蒙特勒公約》就是無害通過權的比較精細化的體現。
京津非軍事區的主要特殊性在于，因為列强不團結，中國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也不團結，如果聯軍願意讓某方通過，或者不願意讓另外一系人馬通過，它本身就會在中國的內戰和派系鬥爭起決定性的影響。信息是項有力的武器，也就是說只要消息公布，或者正式行諸文字，就足以造成憲法上的影響，這個影響肯定是偏袒某一方，而不利于另外一方的。因此就是連行諸于正式文字的協定或者是宣言也不能做，這一切只能依靠一個小型俱樂部彼此之間相互信任和默契才能做得到。像朱爾典這樣的人物就是這種默契的中心。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之所以必須得長期在任，不受國內政治局勢變化的影響，原因也就在這裏，換一個人就會破壞原先已經達成的默契，重新建立是很麻煩的。在中間的波動期，你所造成的解釋上的差異，實際上肯定會造成憲法危機。
有些人，比如說像日本人，芳澤謙吉公使（1874-1965，1923年就任駐華公使，參與處理一系列中日沖突問題，1932年任犬養毅內閣外務大臣）曾經做過這種事情，在郭松齡反對張作霖的戰役中，惡意地公布了一個消息，說日本人對郭松齡的軍隊提出的無害通過權需要進行“仔細的考慮”。“仔細的考慮”按說這是一句廢話，任何決定都是需要仔細考慮的，但是日本當時的意思就是說，以前張作霖的軍隊經過的時候，他們從來沒有公開表示他們要仔細考慮，他們是默許了，根據以前各次內戰形成的默契，只要不損害日本利益，你過了就過了，我們不管你。對別人他們都是假裝看不見，而唯獨對郭松齡說看見了而且要考慮，而且沒有正式拒絕，只是表示了態度上的差異，這個態度上的差異立刻就導致了郭松齡陣營內部的崩盤。實際上當時北大營已經沒有兵了，大部分奉系的兵已經叛變到郭松齡那邊去了，叛變的主要理由就是日本人沒有明確支持張作霖，所以他們鬧不清日本人的態勢。但日本人只要說出這種話來，就等于是表示他們即使是不支持張作霖，但肯定是不喜歡郭松齡的。這時候除了守衛錦州一帶的魏益三之外，郭松齡的大部分部隊都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叛逃到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一邊，戰局立刻就逆轉過來了。郭松齡夫妻和林長民都死在亂軍之中。這就是破壞外交默契產生的巨大憲法作用。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國公使和領事對孫文廣州政府索取關余的要求。這個要求不在于它有或沒有給予關余，而是在于它把這個要求拿出來公開討論了，公開討論最主要的意思是增加程序的複雜性，因為它等于是要征求列强和在事各方的意見。而當各方中，在那種錯綜複雜的局勢中，肯定有不止一種的勢力是對孫中山有幸災樂禍的想法的，如果它對孫中山懷有友善的動機，那麼它就應該采取假裝看不見的政策，先讓他們拿了錢去再考慮這個問題。實際上以前它不是沒有做過這件事情，在袁世凱行將倒台的時候，同樣控制各國海關的英國和各國專業集團就曾經采取過有利于保境安民的政策，就是說在地方政府極度窘困、軍隊很可能變成武裝盜匪的情況下為了緩解燃眉之急准許你做臨時性的挪用，僅僅為了保護地方和商業利益。這些商業利益跟當地商人和英國商人是利害相關的，維持市面的太平符合大英帝國的利益也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但是這些事情是不用說明白的，只需要通過低級官員的技術性手段就可以做到，上級官員假裝他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他居然表現出來知道而且要拿出來討論，那實際上就意味着他已經微妙地改變了態度，但是又不打算落下任何痕迹。當時的外交和內政就是這樣交織在一起的，所以它離不開像顧維鈞這種人。
如果你把憲法當作一個複雜的藝術品來考慮的話，那麼民國初年的國際局勢和國內憲制糾纏在一起的這種微妙狀態，就像一個美妙的藝術品一樣可愛，世界曆史上能夠找到與之媲美的情況是不太多的，也許只有奧蘭治親王時代的聯合七省的憲法才能與之相比，在那個非常複雜的憲法體系當中，基本上每個自治市，每個省的省議會，三級會議和總督本人之間構成一個異常複雜的三維立體網絡，而且這個網絡還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1643年至1715年在位）的巴黎宮廷和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1661年至1685年在位）的威斯敏斯特白廳之間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小道交織在一起，直接影響到英法兩國的憲法演變，這種局面需要有最高超的藝術，能夠玩弄這種藝術的人，可以說吧，他的政治藝術的水平達到了全人類有史以來能夠達到的最高峰，跟他比起來，其他人也許比他强大，但是都是一些全憑實力蠻幹的一勇之夫，論狡詐聰明和微妙絕對不能與他相比。
中國曆史上，自從春秋戰國結束以後，中國政治達到最微妙的高峰時期，恰好就是北洋時期，顧維鈞他們負責主管外交和憲法解釋的這個微妙的時期，對于他們來講，國民黨的革命外交不是一個進步，是專業官僚默契的消失，和魯莽的群衆政治家幹預加强的開始，這些幹預一旦加强的話，各方外交官的權力都極度消退了。在北洋時期，列强特別是日本駐中國的外交官可以享受許多特殊的好處，是派駐到歐美的外交官都享受不到的，不僅僅因為中國的物價比較低，同樣的工資在中國可以享受到在歐美享受不到的超高等待遇，像路易·艾黎這種人，在本國混不下去了，一跑到中國來就可以過上跟王侯差不多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中國發揮的實際的地位，就一下子可以變成一個大人物了，對中國和本國政治都可以發揮一種類似麥克阿瑟曾經在占領日本時行使的那種微妙的權力。這對于有任何野心的人來說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日本外交官來到中國以後很難抗拒這種誘惑，有很多人根本就不願意回國。即使是比較規範的英美外交官，情況也是這樣。美國外交官有一種習慣，發揮他們的理想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傾向，喜歡在關鍵時刻跳出來保護中國的行政獨立啦，要求列强自我節制啦，不要行使條約權力等，這一點在南京事件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因為南京事件中他們是主要的受害者，蔣介石軍隊槍殺和搶劫僑民，主要的犧牲者是美國領事和美國大學校長，其中有很多美國僑民。作為主要的苦主，如果美國說一聲要打的話，已經開到下關的聯軍炮艦的話，完全可以給你搞出第二個庚子事件來，但主要是美國外交官行使他們的獨立判斷權，堅決要求維護中國人的感情和進步事業，因為中國是亞洲唯一一個共和國，是美國的兄弟之邦，他們有一種近乎浪漫的感情要求維護這個共和國。
這些決定並不是由華盛頓的總統和國務院作出的，因為當時的外交官臨急裁斷權比現在要大得多，而在中國這樣特殊的地方，外交官的臨急裁斷權又比在歐洲那些國家的臨急裁斷權要大得多。這是從庚子以來的傳統，他們就是這樣能夠扭轉曆史進程，甚至可以說，後來的抗日革命外交和抗日戰爭，恐怕就是由于他們這種特殊地位造成的。國民政府1928年正式成立之後，它的實際行動造成的後果就是極大地削弱了外交空間。盡管顧維鈞仍然在位，從品級和待遇上來講他一點都沒有變化，但他實際上特殊的憲法權力消失了，可以說他由一個憲法制定者，變成了一個外交辦事人員。
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決策權始終是掌握在不穩定的派系手中，有時候掌握在蔣介石和他周圍那些憤青色彩很强的民族主義者手中，有時候又掌握在汪精衛和唐有壬那一批意識形態官員手裏面，但是職業外交官，真正最會玩外交游戲的這些外交官的黃金時代就永遠結束了。革命外交就意味着不遵守正常的外交觀念、外交渠道。正常的外交渠道最主要的語言是信譽，也就是說你達成的協約應該是無需監視，無需列强監視也無需任何人監視的，你應該自己能夠執行。如果你自度執行不了或者是不應該執行，那麼這個協議你就不應該簽。你可以不簽協議，但是如果你簽了協議卻不執行，這是不紳士的做法，外交官都是紳士，是不能容忍這麼做的，你幹脆就不要簽就行了。以前李鴻章時代和北洋時代的外交官都是遵守這種原則的，但是革命外交恰好就是依靠破壞這種原則起家的。幹脆說吧，就是要在我沒有能力撕毀條約，我也不敢撕毀條約的情況下，字面上遵守條約，但實際上我用小聰明和小動作維護破壞條約的精神。 最危險的這類動作就是蔣在上海的動作。本來停戰協定是規定中日雙方都應該從戰區撤軍，上海應該只留警察部隊維持治安，但是蔣用一個很簡單很狡猾的步驟把這個問題回避了。他讓他的軍隊穿上警服，以警察的名義開進來，在淞滬抗戰以前，中國軍隊在上海已經有幾十萬，而日本人還比較傻的遵守了條約的限制，只留了很少數的象征性的部隊。對這種行為，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外交界的做法，那就是卑鄙地耍流氓，絕對是不紳士的做法。但是真的有一方不紳士的情況下，那怎麼處理是個大問題。毫無疑問，在戈登將軍和太平天國那個時代，洋槍隊就要出馬了，甚至大英帝國會直接派炮艦過來轟你，那是你活該的事情。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協約國在遠東的權力衰退了，同時美國也在推行它的威爾遜主義，要求你減少赤裸裸的幹涉，蘇聯也在推行它的反帝革命外交，情況變得非常混亂，各方也協調不起來，這種可以說耍流氓的行動就獲得了極大的空間。
但是代價是什麼呢？就是職業外交官的信譽不管用了，中國外交官作出的承諾，中國國民政府是不會執行的；日本外交官作出的承諾，日本軍隊也不會執行的。日本的軍部等于說是發展出了一套獨立的外交體系，搞他們一套半生不熟的私人外交體系。而國民黨這方面呢，它發展出了好幾套相互沖突的外交體系。蔣周圍的私人近臣有一套外交體系，東北軍和西北軍各有各自己小集團外交體系。國民黨的幾個主要的政治派系都有它自己的外交體系。像藍衣社和軍統這樣的組織，因為它處在敏感的位置上，縱然是成事不足，至少是敗事有余的，至少它可以通過一系列暗殺恐怖活動把汪精衛和唐有壬的政府搞得好好的協定破壞掉，讓你搞不成。與其說是打擊日本，倒不如說是打擊蔣介石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敵人。通過讓你汪精衛搞不下去，讓你孫科搞不下去，這樣就間接地有利于蔣介石，讓蔣介石比較有機會卷土重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外交變得毫無意義了。外交的意義就是信譽，如果你簽署條約卻保證不了能不能執行，而且甚至也預算不出來哪一部分是可以執行的哪一部分是不能執行的，那麼還有多少人會願意跟你去搞外交？簽署這些條約的意義就變得非常有限了。結果，抗日戰爭以前就出現了很多半像條約又半不像條約的臨時協定、君子協定或者停戰協定。而這些本身按說是不應該有外交效力或者說是不應該有完全外交效力的協定，發揮的作用反而比正式的外交談判要大。所以廣田原則或者幣原外交變得都沒有意義了，而國民政府根本就提不出什麼像樣的外交原則。
顧維鈞這些人雖然仍然在位，但他們按照國民外交和革命外交的原理，變成了類似于文宣人員的角色，他不再和歐洲的外交俱樂部對話，而是直接訴諸于歐洲的國民。這也是革命外交的一個特點，它認為帝國主義外交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為善良的人民沒有參加的緣故，剝削和壓迫都是特權階級搞出來的，如果我們直接訴諸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應該是善良的，應該能體諒我們的。所以我們要繞過外交部門，如果國際會議不能把東北還給我們，我們就要向英法等國的民間輿論呼籲，要求民間輿論站出來約束他們的政府，迫使他們滿足我們的外交要求。基本精神大致就是這樣子的。這種政策的推行使外交的混亂達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把外交部門的責任感破壞殆盡了，抗日戰爭的發生嚴格來講不是偶然的，它是外交規範長期破壞和可信任度持續降低造成的。只要可信任度降到非常低，各方對對方行為的預期完全沒有辦法把握的時候，即使極小的根本微不足道的理由，都會引起巨大的沖突，可控制因素會完全消失。
引起抗戰的那些因素，在現在看起來都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你基本上沒有辦法把責任栽在日本頭上，像盧溝橋事變那個士兵失蹤事件，是誰搞的現在搞不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第一，它不是日本人搞的，第二，進行演習的日本軍隊連實彈都沒有配置，而且高級指揮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這樣的軍隊應該是不能作戰的，所以根本不是日本人故意設計的。像上海的虹橋機場事件，如果不是國民黨搞出來的，那也是一場偶然事件，日本人沒有在上海開戰的計劃。在日本作為唯一有力量主動開戰的一方根本沒有開戰計劃的情況下，戰爭居然能夠全面爆發，而且不是局部的而是徹底的，這不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冒險主義超過以前和以後，恰好就是因為戰爭以前那段時間，雙方的外交渠道和可預期性已經遭到了空前徹底的破壞。
國民黨在這方面——其實還有當時的美國外交官也差不多——扮演了一個非常幼稚的自殺性的角色。顧維鈞在這段交涉期間基本上是在歐洲跑來跑去，他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知道自己在國內的政治生涯已經死亡了，他在歐洲做的一些事情實際上就是讓國民黨那些土鱉領袖覺得他還是在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任何一個外交官都可以看出，他做的完全是跟不做差不多的，他等于是在扮演一個報刊雜志專欄作者的角色，寫一些好像是具有外交專業水平的專欄文章，給各大報紙發表，向他們論證，條約體系有哪些不好，應該怎麼怎麼樣來改造，中國的要求是多麼多麼的合理，諸如此類。我相信在當時歐洲本身外交局勢極度緊張的情況下，看這些文章的讀者是極少的，就算是看了，感覺也就像看玻利維亞人、巴拉圭人論證大峽谷歸屬問題（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對格蘭查科大峽谷北部約26萬平方公裏土地的歸屬一直存在爭議）那樣，覺得根本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頂多是像古玩一樣收藏下來。
以顧維鈞對公衆的了解，他肯定知道他做的這些事情是只會得到這種結果，但這樣做保護了他自己，使他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那些政治風浪中沒有受到明顯的攻擊。當時的外交官是很容易受到人身攻擊甚至暗殺的，他躲過了這個時期，安靜地等到戰爭爆發。戰爭一旦爆發，外交性質就變得單純了，因為它已經有了一個固定的敵人就是日本，只要盡可能地發動各種力量反對日本就行了。當然這個目的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爆發在北京和上海的兩次事變都是偶然性很强的，而日本人在這些偶然事變中的無辜性是很明顯的。所以當時英國外交部和羅斯福政府都不承認國民政府是受害者，美國政府采取了兩面禁運的做法，就是說不賣武器給中國也不賣武器給日本，這當然實際上是有利于日本的，因為日本要强得多。
從這也可以看出，在美國心目中，中國並不是無辜受害的一方。而英國實際上是更懷疑中國，他們的外交更老道些，調查也更徹底些，非常清楚日本在盧溝橋事變中是沒有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抗日戰爭早期，軍事支持一部分是從德國來的，主要是依靠商業交易，出口鎢礦什麼的，主要是商業行為，缺少政治上的合作。政治上的支持只能來自于蘇聯，蘇聯在外交上支持，在軍事上也支持中國，在這個階段蔣政府實際上是像是1948年的捷克貝奈斯政府一樣，變成斯大林的一個政治附庸了。從格局的角度來講，實際上斯大林和日本都實現了他們的外交目的。
日本的外交目的實際上是這樣的，它要打擊國民黨的理由不是要反對中國本身，而是因為國民黨親共，是一個被共產黨嚴重滲透的集團，為了抵禦亞洲共產主義的整體性的威脅，為了維護文明世界的條約體系。我們日本不是條約破壞者，而是為了文明世界維護條約體系反對共產主義瘟疫的一個代理人。國民黨是因為拒絕配合我們才挨打的。在這一點上它實現了目的，是因為國民黨的政策使它輕而易舉地實現了目的。而蘇聯人的目的更簡單，它就是希望中國作為人肉盾牌去抵抗日本第一波攻擊，在中國和日本的相互消耗中，蘇聯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安全，它也達到目的了。蔣介石在這兩場游戲中都是絕對的輸家，而他居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出新興的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比起來是一個多麼土鱉的集團。外交官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竭盡全力地制造出對自己最不利的局面，如果他根本什麼也不做或者閉着眼睛像義和團一樣蠻幹，他造成的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如此。但是他苦心經營居然還造成這樣的結果，還不如盲目蠻幹造成的結果，這表現出的只能是不可救藥的愚蠢。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是反對西方的責任落不到日本頭上，實際上你根本不可能指望西方國家會真正支持你，你頂多可以搞一些商業貸款之類的活動給自己撈幾個小錢，補充一下抗戰，像是桐油貸款之類的，這實際上都是商業交易，並不能解釋成為西方對中國的支持。要搞定這些活動，實際上根本用不着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官，像陳光甫這樣的企業家就足以完成這個任務了。外交官在抗戰前采取空轉的狀態，正是在這種狀態下，像胡適這樣百分之百業余愛好者居然能當駐美大使，蔣介石在抗戰開始幾個月就對美國的援助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而他居然會讓胡適當駐美國大使，這等于就是外交失敗的一個證明，如果對美外交真能搞好的話，那它一定是需要專業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去幹的，業余愛好者絕對拿不下來，業余愛好者能夠長期在位就說明一件事，就是駐美外交已經完全失敗了，你沒有什麼可幹的，就找一個象征性的人物，任何一個象征性的人物在那去等于說是讓你休假去了，美國圖書館裏不是有好多書嗎？讓你到那兒去休假去，你不是喜歡看書嘛，有的是書讓你看。你就去搞你的國民外交好了，到美國民間去演講，讓他們同情一下中國，這當然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就是因為有用的事情幹不了，才會讓胡適這樣的人去幹一點聊勝于無的事情，照唐德剛的說法就叫做“捕魚撈蝦不耽誤莊稼”，這是非常實在的話。
抗戰早期的中國外交處在山窮水盡的狀態，只有蘇聯人援助中國，但蘇聯的援助是有很大代價的，無論中國是哪個黨派執政，這種援助都會使中國對蘇聯的依附性日益加强，蘇聯幹涉亞洲大陸、統治亞洲大陸的地位持續加强，可以說斯大林自從在三十年代打了一張好牌，奠定了蘇聯此後三十年的外交順利，從抗日戰爭到越南戰爭，蘇聯基本上實現了它所有的戰略目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環就是抗日戰爭爆發，這個主要的貢獻是國民黨作出的。而國民黨之所以搞砸，恰好就是因為它簡單粗暴或者說就是因為它重用了黨棍，搞意識形態外交，把外交俱樂部那些訓練有素的外交官的外交網絡徹底破壞的結果。
外交官真正恢複他的正常角色還是在珍珠港事變以後，這一點就又是證明了國民黨在外交上的無能。雖然有一種說法是蔣介石政府把弱國無外交的定律給推翻了，通過弱國外交爭取到了列强的支持，但其實恰好相反，珍珠港以後的外交成就不是由中國的外交成功造成的，而是由日本的外交失敗造成的。有時候你因為別人的失敗而獲益，這並不是因為你自己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從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情況來看，無論羅斯福政府還是美國民間，實際上對胡適那種活動的反應都是很小的。胡適確實找了不少觀衆和募捐人，但是就美國社會的情況來說，每年都有大量的募捐，其中一部分民間募捐流到中國，這跟基督教的慈善活動沒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在國際事務的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絲毫也提高不了國民政府的戰鬥力。
而國民政府采取的那種外交政策基本上也是愚蠢的，它等于是想向西方說明，中國把外國勢力逐出亞洲大陸，是一項正當而且可欲的事情。問題在于從西方的角度看來，這種排斥外國勢力的做法跟日本軍部排斥外國勢力的做法差不多是一樣的，羅斯福政府反對日本不是因為它熱愛中國或者是熱愛中國人民、同情中國人民，而是因為日本人在長江流域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英美企業和外國經濟的舉動，它覺得這是一種在現有國際體系之外建立平行體系的危險努力。為此它對日本越來越不滿，開始對日本施加壓力。在這方面起作用的主要是日本人的魯莽。而中國人的宣傳如果起了作用也是幫倒忙的，因為它等于是告訴美國人，不僅是日本人想把你們從中國趕出去，其實我們中國人也是這個意思。日本人想把你們趕出去，我們想把你們和日本人一起趕出去。他的話翻譯成大白話其實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外交如果能收到效果那才真是奇迹，沒有收到反效果，那實際上是要感謝日本人的魯莽超過了他的魯莽。
美國參戰以後，國民黨實際上占位已經占定了，雙方憑自己站在哪一邊就已經可以明確自己的地位，複雜的外交變得沒有必要了，高超的外交技術也變得沒有必要了，真正的外交就是一個問題，在盟國內部的分配中間，怎樣能夠給自己爭得最大份額。在這個方面，蔣政府又完全輸掉了，他得到的資源還不如蘇聯的十分之一。蘇聯得到的資源是用不完的，直到抗戰結束以後還有很多用不完，後來有很多都交給共產黨黨用在國共內戰上了，那是美式裝備。後來毛澤東在展示他的小米加步槍的表演的時候，特別要求拿一些美式裝備來展出，證明蔣介石是多麼腐敗無能，他們的美式裝備都落到了我們的手上，但是實際上這些裝備是蘇聯人給他的。確實是美式裝備，但是是美國給了蘇聯，讓蘇聯來打德國人，而德國人被打敗了以後，蘇聯人還沒有用完，又順手給了共產黨，在東北打敗了國民黨，然後又毛澤東把它拿出來做樣本，作為他繳獲國民黨武器裝備的樣本。當然他繳獲國民黨美式裝備也是有的，其實這個游戲也是不必要的。
從這場游戲中你就可以看出，盡管在抗戰後期日本人的錯誤把國民黨推到有利的一邊，但它的外交技術仍然是非常拙劣的。爭取援助的多少和援助的份額這是非常專業的項目，像王世傑那種人之所以完不成這個任務是因為他受到國民黨黨文化熏陶太深了，他與其說是外交官不如說是內交官。他主要擔心的是承擔責任的問題，主要是擔心在萬一外交失敗了或者讓出了什麼利益之後，別人會把責任推在他的頭上，讓他當替罪羊。好的外交官像顧維鈞這樣的人在中蘇建交談判中表現的就是一個不怕當替罪羊的人，但是王世傑是一個怕當替罪羊的人，而國民政府後期所有主要位置上的外交官都是怕當替罪羊的，真正有專業技術的外交官像是顧維鈞本人，已經是靠邊站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為孔祥熙政府、宋子文政府和王世傑這幫人搞出來的外交首先就是在羅斯福政府內部輸掉了美元份額，接着又像傻瓜一樣讓蘇美達成了私相授受的雅爾塔協定，把東北交了出去，然後在外蒙的交涉之中，輕而易舉地交出了外蒙。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交出外蒙是必然的，它肯定會輸掉，但是如果是顧維鈞或者是其他不怕挨罵的、不大在乎輿論影響的外交官來談判，他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較好的交換籌碼，例如在新疆問題或者是在共產黨問題上，他實際上可以要求——雖然蘇聯對蒙古是志在必得，對滿洲也是志在必得，但他本來可以從蘇聯要求到一些比較可靠的擔保品。而實際上造成的外交局面是國民黨做出了所有的讓步卻沒有撈到可靠的擔保品，而對方處在隨時可以一高興就背信棄義你也沒辦法報複的地位。
蔣介石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搞革命外交，要恢複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它從頭到尾都是基本上毀在這個事情上了，抗日戰爭時期，內戰甚至朝鮮戰爭時期的對美外交，這種特點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只有在金門危機以後，以及法國戴高樂和蔣介石斷交以後，蔣的外交空間漸漸消失殆盡，他慢慢變成一個無能為力的人，已經什麼也不能做了，這時候他對外交活動的破壞力才逐漸降低。這時候的顧維鈞已經連一個靠邊站的外交官都不是了，等于是一個人瑞一樣的活古董，因為他在國際外交界的資曆很老，哪怕是在國際上，參加過巴黎和會而且現在還活着的老外交官已經是為數不多了，把他派到國外去走一圈，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圓這個面子，就像同時國民黨派一位很有希臘文化功底的學者溫源寧去希臘當大使一樣。
他發揮的作用就跟胡適當駐美大使一樣，就是要改善我們中華民國的形象，讓你們看看我們還有這麼淵博的學者，這種人我們不缺。但是這種人能搞什麼外交？當然是什麼也沒有搞成，最後毛澤東的政府把他踢了出來，他對希臘文化的淵博知識沒有派上一點用場，而新中國派去的那些外交官是一點希臘文化都不懂的，但也沒有妨礙他們完成他們的任務。顧維鈞的一生就具體而微地體現了我剛剛說的民國的第一條路徑沒落的曆程，如果民國按照第一條路徑走到底的話，像顧維鈞這樣的元老人物肯定越到老年越會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協調程度將與日俱增，像顧維鈞這樣的人物到他年老快要去世的時候應該享有跟在位的國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但是現實中最後他變得默默無聞，變成一個研究型的學者型的人物，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十九世紀國際體系在遠東崩潰、中華民國早期憲制在其國內崩潰的一個縮影。
(聽眾問答部分)
國民黨在其黃金十年，其實一直與蘇聯共天下。
提問人：能否再複述一下五條路徑？
劉仲敬：第一條路徑是十九世紀的世界體系在遠東形成的條約體系能夠一直維持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將會走上一條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說它不會通過革命沖破西方對遠東的統治，而會像墨西哥和巴西一樣，繼續以次要成員的身份留在世界體系當中。作為附庸國，他的國內政治會嚴重地受到國際體系的影響，等于是任何人都要看帝國主義的眼色，但是國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動蕩革命和流血，這是第一條路徑。
第二條路徑是中國傳統的王朝更迭路徑，就像明朝滅亡清朝滅亡一樣，注定會發生動亂，可能會出現五代十國軍閥混戰相互殘殺的局面，也許某一支軍閥會打敗其他的群雄，像曹操劉秀那樣取得勝利，也可能在動亂相互殘殺的過程中，類似蒙古人或者滿洲人這樣的邊疆民族或者其他的小團體會乘虛進入中原，建立他們自己的王朝。這是一種五代十國假定，是在沒有外力幹涉的情況下中國最有可能出現的前景，但是因為有第一條路徑，以最大限度的重量壓過來，所以這條路徑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盡管民國還有五代十國的許多特征，但是只能體現在地方上，到中央一級它必須模擬出一種類似西方民族國家的外表出來。
第三條路徑就是以日本為中心建立平行于歐洲國際體系的一個競爭性體系，就是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這條路徑肯定要求本來已經是非常松散的中華民國進一步解體，成為若幹個彼此獨立但依附日本的地方性小型政權，一個是以滿洲為中心的政權，一個是華北為中心的政權，一個是管轄長江流域的政權……這些政權像衛星一樣環繞着日本，跟日本維持這樣一種關系，相當于是英聯邦國家和英國之間的關系，這個小型的衛星體系首先從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中脫離出來，然後變成一種對抗西方的平行體系，很可能會跟西方演變成一種類似後來冷戰的格局。這是第三條路。
第四條路徑是中國知識分子多多少少贊成其中一部分的路徑，就是把中國統一起來，不要四分五裂，搞成一個統一的共和國，但這個共和國應該是現代的、自由的、沒有極權的一個民主共和國，它要通過法國式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避免各省的分裂趨勢，但在中央一級，它又應該是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是奉行現代價值觀念和民主觀念的國家，不應該有第二條路徑保留的那種中世紀色彩。這是一個啟蒙色彩濃厚的理想，它本身沒有什麼實現的可能性，但是每一次有政治强人表現出能夠統一中國的機會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主流都會盡可能地用這種理想去影響强人政權，希望至少能夠部分地實現這個理想。而且他們在民間的勢力始終是强大的。
最後一條路徑就是黨國的路徑，這條路徑跟第四條路徑的理想是一樣的，但是手段是不一樣的。他們的理論就是，第四條路徑是可欲的，但是用你們所描繪的那種民主自由的手段達不到這個目的，因為中國外有帝國主義內有如此之多的各種各樣不利因素，如果沒有一個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去發揮革命的和掃蕩的作用，那麼你們的理想用你們喜歡的手段是達不成的。我們正是因為要達成你們的理想，才使用了你們不喜歡的手段，這個手段就是列寧主義的黨國。國共兩黨其實都是走這條道路的，雖然他們的黨國有性質上的不同，共產黨無論如何都要比國民黨更左一些，外交上選邊站也選的不大一樣，但是從組織角度講，共產黨與其說是國民黨的敵人，不如說是國民黨的深化和發展。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政治理由也是差不多的，他們與其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三民主義或是共產主義，不如說為了救中國所以非得使用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不可。也就是說，與其說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本身是目的，不如說為了救中國而必須采取這種手段。而救中國必須采取這種手段需要一個强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最後一條路。
最後一條路在表面上獲得了勝利，但是其他的幾條路徑殘存下來的脈絡和基因並沒有被清除掉，還是會時時刻刻表現出來。這就是這五條路徑。
提問人：日本大東亞共榮圈這個基因還有嗎？
劉仲敬：肯定是還有的，日本民間有內蒙情結和滿洲情結的老人非常多，而且日本的東南亞政策實際上是大東亞共榮圈成功的一部分。緬甸、印尼這些國家戰後的統治階級、統治精英的傳統沒有斷過，就是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時期給它扶植起來的。除了菲律賓以外，東南亞普遍親日超過親華，甚至超過親美。馬來西亞這樣的地方它明顯地有猜忌華人和中國的動機，非常積極地要求日本當領袖。而且我們不要以為日本這個計劃的核心部分 — — 把中國肢解成幾塊是一定成功不了的，如果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夠高明，或者國際形勢足夠惡劣的話，像汪精衛和溥儀那個時代，中國事實上分裂成若幹敵對政權、而敵對政權又共同依附日本的局面，並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
提問人：現代中國這五個基因依然存在嗎？
劉仲敬：民國就是20世紀早期的事情，20世紀早期就是19世紀國際體系向現在演變的一個中轉站，所以它的曆史線索尤其是第一條曆史線索，國際體系就是從19世紀繼承下來的，現在它的繼承關系仍然是很明顯的。至于說將來會不會演化出一種全新的像我們宣傳的那樣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現在是不好說的。但是現在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仍然是英國國際體系的一個繼承者。19世紀國際體系大部分特征現在是仍然存在的，而且中國是不是真的已經一勞永逸地擺脫了墨西哥和巴西那種拉美式的命運也很難說。
提問人：您在共識網講“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女兒，一戰的孫女”，能否解釋一下？
劉仲敬：共產國際的女兒這個是既成事實，共產黨從早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人事上、組織上和財政上是共產國際和蘇聯一口一口養大的，沒有這樣的滋養，共產黨大概會跟青年黨沒有什麼不同，就是個知識分子異議分子的團體，只能在城市裏面搞些宣傳活動，它不可能控制廣大的地域，建立一個有持續性的組織有戰鬥力的組織，有效的精良的幹部組織集團和長期穩定的資金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在亞洲的長子，地位跟日本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印尼共產黨都不一樣。一開始它拿到的錢就比這些共產黨多，受到的關注也特別的多。而且蘇聯的戰略，就像剛才講的，它對亞洲大陸的戰略，一直到越南戰爭時期，大體上是成功的。如果沒有這套戰略的話，很可能蘇聯會像沙俄一樣被封鎖在長城以外。 提問人：有多少金額能知道麼？
劉仲敬：這個具體的數字我當然沒辦法記那麼清楚，而且給錢的渠道是非常雜亂的，有直接通過宋慶齡、沈鈞儒這些人從上海轉的錢，也有季米特洛夫直接給過去的錢，前後的渠道是相當多的。
提問人：是一個什麼樣的量級能知道麼？
劉仲敬：量級麼，大體上來講，比例是非常驚人的，比如說在江西蘇區那個時代，蘇區盡管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共產國際運到中國的錢大致上相當于國民政府可支配開支的1/10。（聽衆插話：我的天，這麼高？）國民政府名義上控制的區域遠遠是不止蘇區的十倍的。而且實際上跟有些人想象的相反，那些辦事人員是非常富裕的，像沈鈞儒他們這些中轉人，他們是極其富裕的，尤其是由于中國物價低廉，他們過的是王侯一樣的生活，照軍統作出的報告，你知道他們每天的經費是多少麼？4000塊銀洋。有好多內地的軍閥手下的兵一個月拿一塊銀洋就不錯了，還經常欠餉。軍統和中統特務裏面絕對沒有共產國際在上海的特務那樣有錢。
共產國際顛覆中國的經費，大約占同時代國民政府收入十分之一，這個數字是低估的。我現在已經查明大體比例。就有帳可查的部分，1927年蘇聯資助略多于南京國府收入。1928年關稅整理後（1928年至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與列國陸續締結了新的關稅條約，大幅提高了進口稅率，大大增加了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相當于南京四分之一。1936年以前，徘徊在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間，更接近前者。
以上統計包括了國民政府全部收入，但不包括蘇聯全部開支。蘇聯通過法國和印度支那殖民地渠道的資金無法核查，只知道胡漢民集團、滇桂軍和倒向廣州的西北軍都拿過這條線的錢。用于滿蒙冀察的經費也沒有包括在內。美國、墨西哥和上海的支付渠道只有一部分能夠核查。所以，蘇聯的真正開支可能遠大于上述比例。國民黨在其黃金十年，其實一直與蘇聯共天下。甚至軍統部分活動經費，依靠國際地下組織通過黑幫補貼，目標在于促成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沖突。
蘇聯開支並不全部交給共產黨，大部分用于滲透社會組織和建立情報網絡，沈鈞儒和李大釗都是做這件事的；收買國民黨幹部、軍隊和匪運工作的錢也比直接給共產黨的錢多，共產黨無權過問。所以共產黨直到延安還在抱怨蘇聯偏心。這些都說明國民黨不是弗朗哥，而是西班牙共和派式的不太可靠、但可以控制的粉紅色外圍。日本人對國民黨的估計反而是比較靠譜的。
提問人：中國這百年來選擇的黨國道路是不是可能反而是最好的一條道路？
劉仲敬：這個道路的好壞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就是你的價值觀是怎樣的？你認為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第二還要把時間線考慮進去，因為可以說所有道路都有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的差別，有些道路是在短期內能夠最大效力地汲取和發揮你的力量，但是長期效果會越來越差的。這第一個方面，因為人類價值觀是如此之紛繁多樣，那你就很難說哪一種價值觀是最重要的。但是因為中國的處境不是很有利，而中國本身的資源也是很有限的，可以說吧，如果你按照某些知識分子的理論，自由民主是絕對優先的，强國不强國是無所謂，只要老百姓過小日子過得比較美滿，不受戰亂，那麼國家强弱沒有關系，大小也沒有關系，自由民主最重要，生活質量最重要，那麼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判斷，第一條路徑就是我所說的巴西和墨西哥的道路是最正確的。走了這條道路以後，很可能東北會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蒙古西藏新疆都會獨立，但是毫無疑問可以肯定，這樣一個國家雖然會有一系列小戰爭，像巴西和阿根廷打的那些小戰爭，但是中國的主體部分，例如江浙一帶的主體部分會像泰國一樣，在二十世紀絕大部分的革命和戰爭中置身事外，能夠舒舒服服地過自己的小日子，能夠保持連續性的經濟發展。如果你按照這種價值觀念去判斷的話，那麼第五條黨國道路顯然不是最好的。
第五條道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才是最好的？那你就是要接受第四條道路中間那種知識分子的判斷，無論如何也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强大，為此犧牲別的東西也是無所謂的，而且國家强大還是一個時間線很短的概念，不一定能保證以後。暫時的强大和面子很可能會帶來以後的災難，連這也不在乎，在這種價值觀之下，你才能說黨國道路是最好的。
第二條道路更微妙，因為它涉及時間線的問題。按照我說的第一條道路，等于是中國退出了世界曆史民族的地位，它只在乎過舒服的小日子，自由主義是不在乎曆史的，曆史上光榮不光榮、未來光榮不光榮跟民主和憲政也是沒有什麼關系的。你等于是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樣的國家，他們在任何一次選舉和競爭中間，巴西和阿根廷會不會變成强國，能不能跟美國爭霸南美，我們能不能在南美建立一個以阿根廷為中心的國際體系，這都是根本不考慮的因素。只要你把經濟搞好了，問題就差不多了。誰也不想讓巴西或阿根廷變成世界上的霸主或者美洲霸主。
但是如果你以强國為標准的話，那你就涉及了一個重大而微妙的問題，到底是在什麼期限上强大，比如說在三十年代的國際體制下，實際上有個冷酷無比的決斷：如果你采取斯大林主義的做法，這基本上是唯一一種能在十年之內在一個農業國家建立起有效的重工業體系的方式。因為日本在滿洲的重工業體系已經建立得比較完善了，如果你想要勝利，你又不肯搞殖民主義的話，實際上就只能搞斯大林主義了。搞了斯大林主義你才能有强大的軍隊，但是在這種條件下搞斯大林主義是要餓死許多人的，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避免這一點。蔣介石的問題在于他處在自相矛盾的境況下，他有野心極大的外交戰略，非要追求强國，但在國內政治上心慈手軟，絕對不肯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斯大林是這麼說的：為了消除中國人民對政府的背叛行為，蔣委員長應該下狠心殺幾百萬人。我想他說的還算少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要想建立起一套鐵血的、像蘇聯一樣高度有效的動員體制和重工業生產體制的話，幾百萬人可能是少了。後來毛澤東搞掉了幾千萬人大概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指標。毛澤東也不是為了殺人而殺人的，他要達到的目的跟蔣介石要達到的目的差別不遠，只不過他更加馬基雅維利地斷定，這個犧牲是必不可免的。確實沒有任何正統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願意承認這種慘重的犧牲是馬克思主義應有的，但是如果你的前提條件是中國這樣根本就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而你的要求又是在十年這樣短暫的時間範圍內搞出重工業體系的話，你根本找不出別的辦法來，這是必須的。十年之內你就能變成强國，但是以後會付出什麼代價？誰也不敢武斷地判斷，代價肯定會有，烏克蘭就是。烏克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還是小俄羅斯，有機會獨立的時候它也沒有像波蘭一樣追求獨立，烏克蘭語與其說是一種語言不如說是一種方言。它現在為什麼會跟俄羅斯離心離德？主要原因就是三十年代的大饑荒，斯大林給它帶來了大饑荒。在俄羅斯人的角度看，這是斯大林虐待全體人民，全體蘇聯人民都是受害者。但是烏克蘭人的角度就不一樣了，它覺得是你們大俄羅斯的中央政府欺負我們少數民族。比如吧，文革搞的那些迫害行動，四川或者是河南人會覺得，全國人民都在受害，但是蒙古那些少數民族他們就覺得這是你們漢人在欺壓我們，你怎麼跟他解釋都解釋不通的。這就會種下危險的種子。可以說烏克蘭和車臣這些地方的危機就是斯大林在短期之內追求强國而種下的惡果，這個惡果的報複落在俄羅斯頭上，嚴重地妨礙了俄羅斯以後恢複强國地位的可能性。一切都是有代價的。你走這條强國的道路，勢必是有代價的，而且代價還沒有付完。說得簡單點，像台灣香港都是代價的一部分，代價可能還有其他許多，我們現在可能還沒有看出來，在未來的時間線中會一點一點暴露出來的。很可能500年後的曆史學家會說，你走上這條道路，就像是秦朝二世而亡一樣，預支掉未來的精力，沒有實行漢文帝那種輕徭薄賦長治久安的政策，而是采取了短期動員、短期强大、威震六國的政策，然後使你的壽命變得短暫，為現在表面上的强大而預支了未來更長的時間變得强大的可能性。這種曆史發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想判斷好壞現在還為時過早。
提問人：外交官個人技術和國家外交實力之間的關系？
劉仲敬：外交官個人的偉大不偉大跟他所在國家是否强大完全兩碼事。像荷蘭，我剛才說荷蘭的憲法制度很微妙，不是說荷蘭這個國家很强大。我們可以說荷蘭沒有法國和英國强大，但它憲法比它們要複雜得多。因為它是聯邦國家，而且各省都有自己的特殊體制，不像法國或英國體制那樣單一。所以你要當荷蘭的領導人，那個困難要大得多。因為你要尊重各省的特權，在各省的領導人和各自治市的領導人之間做良好的協調。如果你是路易十四，那問題就比較簡單了，全國都是服從你的。所以你在荷蘭當執政奧蘭治親王比在法國當國王路易十四要困難得多。因此荷蘭執政必須是一個比法蘭西國王更高明的政治家。顧維鈞之所以是偉大的外交官，就是因為他所處的環境更加錯綜複雜，要交涉的對象更多、更複雜，所以需要更高的技術能力，但是這並不是强大。像晚期的羅馬帝國是一邊倒的强大，在這種情況下外交官是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因為我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國家，我只要直截了當地威脅別人，那就沒有必要用什麼外交手段了。難道德國的外交官裏賓特洛甫是很高明的外交家嗎？當然不是了，他接受希特勒的命令跑到捷克去，他直截了當地說，你如果不在48小時內同意我國軍隊進入布拉格，我們就自己來，最後哈查總統（Emil Hácha，1872–1945，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只有屈服。他當然是實現了强國外交的目的，但是能說他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嗎？他這個外交手段連我都能用啊，只要我有希特勒那樣的軍隊，我直接這樣威脅別人，別人只能聽我的，我用不着什麼高妙的手段。所以，由于我的國家非常强大，我的外交成績也就大，但我仍然是一個平庸的外交家。顧維鈞就算是沒有讓中國取得什麼外交成就，但他所處理的形勢是如此的微妙，所以他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外交家，否則他在這種環境下根本混不下去。
提問人：蔣介石和孫中山是否缺乏外交能力？
劉仲敬：蔣介石是缺乏能力，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蔣這個人你從現在出版的他的日記就可以看出，他就是現在所謂的愛國憤青那個水平，他一天到晚記日記，打倒英國，打倒日本，報仇，報這個仇報那個仇，除此之外他說不出什麼東西來，他的世界觀是異常簡單的。後來到了台灣他還覺得他和廣州革命政府處在同一個相位，應該組織一批有愛國精神的革命家，團結起來像打跑北洋軍閥一樣再把共產黨重新趕出去，再一次打回南京。這就是他對世界的理解。蔣介石對世界的理解是高度簡單化的，你說他反動或者說他革命都不對，關鍵並不在于他是反動或是革命，關鍵在于他就是那種只能理解簡單路徑理解不了複雜的多元博弈的那種人。這可能是一種頭腦簡單的證據，但孫文不是。孫文有他馬基雅維利的一面，但他不是以民族國家領袖的身份去搞外交的，他搞的是小集團外交，他經常跟日本人要些錢來對付清朝或者對付袁世凱。在這些情況下，他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他在各個幫會組織之間游刃有余，利用幫會組織來對付梁啟超的保皇會，手段也是非常高明的。如果你把這些事也算作某種廣義的外交的話，那麼孫中山就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但是他的外交從來不以中華民國為出發點，因為他早年的時候還沒有中華民國，有了中華民國以後他大部分時間是中華民國在任政府的反對派，他的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政府，所以他當然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家。
提問人：誰比蔣介石更有能力做領袖？
劉仲敬：做領袖需要有多方面的才能，你要說從哪方面來看。如果說毛澤東是這個人的話，那麼做領袖的標准，應該包括把握機會窗口的非凡判斷力和果斷行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能力，能夠認清國際政治運動的板塊結構。如果按照這個標准來看，毛澤東是這樣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這樣的領袖標准，很難說，如果你按照通常比較小清新的標准來看，認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對人民有無限的愛和無限的自我犧牲精神，能夠不惜犧牲自己來盡可能地保護人民利益，那麼這個人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蔣介石，顯然是汪兆銘。
提問人：盧溝橋事變後的全面抗戰是否可以避免？
劉仲敬：首先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它不大關心中國，它的眼睛盯着西方世界，它進攻中國也是為了滿足它跟西方競爭的願望。比如吧，蔣介石為什麼要吞並西南軍閥呢？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和劉湘他們過不去，他的目的是為了增加他的資源和中國的整合度，以便到東面去對付日本。他的眼睛是看着日本的，不是看着四川軍閥的。日本其實也是這樣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人的眼睛總是盯着比自己高的人，但是不大把比自己低的人放在眼裏，總想把比自己低的人收服過來做自己的部下。日本人的想法是，對抗英美為首的世界體系，他想把中國納入它自己的體系作為自己的資源來加以利用，利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亞洲的資源，去反對以英美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所以要說它是以中國為假想敵，非要跟中國一戰，這不是日本人的動力。當時日本國內政治處于混亂狀態，但是如果你以最好戰的那個集團的意見為標准的話，它實際上是希望中國以盡可能小的代價歸附到日本的旗幟之下，加入一個黃種人的聯合陣線去共同反對英美的。它根本就沒把中國當做夠格的假想敵，因為中國是不可能單獨打敗日本的，它只是想盡可能完整地獲得中國的資源，用這些資源作為它總體戰的一部分去反對英美，這才是它真正的想法。
盧溝橋事變本身是可以和平解決的，之所以不能和平解決，蔣介石本人負有極大的責任，這個結論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是盧溝橋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將來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件，最終仍然通向戰爭，這個可能性至少是非常大的。至少從蔣介石的部署來看，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為他早幾年的動作一直是在內地搞鐵路、資源委員會的各種各樣的建設，目的就是為了長期抗戰。可以說他已經有了一個通盤計劃了。盧溝橋事變對他的不利之處就是，他的整頓軍隊計劃還沒有全部完成，西南的鐵路和交通網還沒有完成，戰爭就在不利的情況下爆發了，結果戰爭封鎖了海道之後，他的資源基本上就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果他再晚幾年再開戰的話，西南鐵路已經修通了以後，他的處境就不會這麼艱難。所以說蔣不是一個合格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如果是一個合格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肯定會說，要打如果你想當烈士，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形象，那麼九一八事變直接打就算了。既然已經為了積蓄實力而忍耐，你都忍耐這麼多年了，那你為什麼不忍耐到西南鐵路修好為止？反正你已經忍耐了五六年，那麼長時間都忍耐過去了，再忍耐三年把整軍計劃完成把鐵路修好你再打，要打不會沒有借口的。日本人飛揚跋扈總會制造借口，日本人不制造借口你有中統和軍統在，派幾個特工人員去制造一個事件，不愁沒有開戰借口。他為什麼就不能多等幾年？這應該說是他最愚蠢的一個決定。
至于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是必然的，應該說也不是有確定的答案，薩拉熱窩之所以會釀成大難，陰錯陽差的因素太多了，很難說它是必然的。開戰各國的領袖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沒有哪一個是覺得非打不可的，誤會的程度很大。但是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戰爭可以推遲是肯定的，但不是能無限期地推遲，也就是說過段時間會不會發生類似薩拉熱窩的事件，而如果類似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是不是發生到足夠多的時候，早晚會有其中一次會釀成大禍？這個可能性至少是非常之大的，即使不是必然的。中日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的，但是就蔣介石來說，機會窗口對他是非常寶貴的，對他來說，哪怕是推遲五年時間，也是至關緊要的，推遲五年時間也就等于歐洲戰爭全面展開，他以盟國的成員的身份加入戰爭，那時候盟國不可能不給他援助的，那麼抗戰初期的困難是可以避免的。後來他在內戰時也是這樣的，他只要肯再等五年，等冷戰爆發，他以美國人的附庸身份加入冷戰，也是要什麼援助有什麼援助。在這兩次，他都令人驚訝地沉不住氣，這說明什麼問題？這與其說明其他高深的國際理論，不如說明他本身就是一個憤青性格，憤青性格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不像老謀深算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咽不下鴻門宴上的那一口氣，那種時候毛澤東肯定是咽得下的。他也沒有足夠的耐心等待，尤其是他沒有敏銳的捕捉機會窗口的那種罕見的能力，有這種能力的人確實是很少見的。
(全文完)
(本文背景注釋)
A. 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國物理學家，196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教授。
B. “十四國幹涉”的說法最初出自1919年夏媒體報道的英國國防大臣丘吉爾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當時丘吉爾宣稱，將在當年八九月間組織14個國家的軍隊聯合反對蘇俄政權，但他並沒有具體提到是哪些國家，實際上也並未將這一聯合行動完全付諸實施。列寧閱畢電報後，曾在電文空白處隨手寫下他認為的14個國家的名稱：英、美、法、意、日、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烏克蘭、波蘭、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實際上，1918–1922年的蘇俄內戰期間，參加過對蘇作戰的外國武裝部隊並不止于上列“十四國”，還有德國、土耳其、羅馬尼亞、希臘等國。中國北洋政府于1919–1920年間也曾派兵進入蘇聯遠東地區。
C. 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國政治學家，著有《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D. 墨西哥迪亞斯，Porfirio Diaz，1830–1915，墨西哥總統、獨裁者，1876年至1911年在位。
E. 白蓮教戰爭，嘉慶年間發生了大規模的白蓮教暴亂，其分枝天理教教徒甚至在1813年突襲進了紫禁城。
F. 《聖諭廣訓》，包括康熙的“聖諭十六條”和雍正的“廣訓”兩部分，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頒發，要求幹部群衆認真組織學習，貫徹落實講話精神。
G. 中部同盟會，1910年宋教仁等組織，在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設立分會。
H. 1923年憲法，1923年10月10日，被稱為“曹錕憲法”的《中華民國憲法》頒布。這部憲法繼承和發展了臨時約法和天壇憲草，補充了地方制度的章節，規定了國權和省權的劃分，提高了預算審計的約束力，是民國最完善的一部憲法。
I. 德意志邦聯，1815年根據維也納會議而成立，目的是團結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被廢除後的德意志各邦。邦聯設有議會，以奧地利帝國代表為主席。組織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權。
J. 梁啟超的新民理論，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次年又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
K. 清朝龍濟光，1868–1925，雲南蒙自人，原為清軍將領，辛亥革命後歸順廣東軍政府。1913年，龍濟光奉袁世凱命令討伐陳炯明。陳敗退後，龍成為廣東督軍。1916年袁世凱病死，龍處境日蹙，最後被桂軍擊敗，逃往北京。
L. 胡漢民，1879–1936，老同盟會員，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時是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支部長。1911年11月12日，廣州軍政府成立，胡漢民出任都督。
M. 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率先在湖口起兵討袁，“二次革命”爆發。
N. 藍衣社，1932年一批國民黨內的少壯派模仿納粹黨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革命同志力行社，蔣介石親任社長。1933年，以力行社為核心，成立中華民族複興社，被稱為藍衣社。在軍隊、政府、企業、大中院校及各類社會團體中建立了廣泛的外圍組織，大量軍訓青年，招募間諜。1937年底，藍衣社的主體被納入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特務處則由戴笠改組為“軍統”。次年，藍衣社解散。
O. 善後大借款，民國成立之初，財政異常困難。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
P. 岑春煊，1861–1933，袁世凱的宿敵。庚子年因積極迎駕受慈禧信任，從此頻獲拔擢，一時間與袁世凱並稱“南岑北袁”。丁未政潮中被慶親王、袁世凱一派擊敗。1913年支持孫文的二次革命，1916年被推為護國軍督司令，1918年任廣東護法軍政府主席總裁。
Q. 朱慶瀾，1874–1941，曾被段祺瑞任命為廣東省長，後又任新軍司令。
R. 陸榮廷，1859–1928，舊桂系首領，護國戰爭、護法運動時的南方重要實力派。
S. 馬君武，1881–1940，同盟會元老，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廣西省省長，1924年因反對聯俄聯共參加北洋政府。
T. 熊克武，1885–1970，初為同盟會員，屬黃興一派。辛亥革命時被南京臨時政府任命為蜀軍北伐總司令。1915年參與蔡鍔、唐繼堯討袁之役，被蔡鍔委任為第五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後兼攝四川軍、民兩政。1925年率回廣州時被蔣介石等扣押。他是賀龍的老上司。1949年投共。
U. 刺殺鄧鏗案，1922年2月21日，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美國副領事在當年4月4日的一份報告說：“關于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4月22日的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衆所周知的事實。”4月21日，孫文批准陳炯明辭去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長等職，僅保留陸軍總長一職，令陳返回海豐家中休養。
V. 莫榮新，1917年11月，陸榮廷指派莫榮新任廣東督軍。莫榮新對孫中山及其軍政府十分無禮，並指令部下捕殺孫中山大元帥府六十多人。孫中山强烈要求嚴懲肇事者和向軍政府謝罪，莫榮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孫中山密令海軍、滇軍等炮擊觀音山廣東督軍署，並令朱執信、陳炯明等響應舉事。孫中山炮擊觀音山，教訓莫榮新，莫榮新也無可奈何，一時不敢還擊。隨後派代表向孫中山求和，接着又親赴大元帥府請罪。
W. 永豐艦事變，1922年5月9日，為了分化粵軍，孫文任命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總督辦，但葉舉並不領情，反而帶着60多營粵軍在5月底進入廣州城，理由是糧餉斷絕，無人接濟，非回不可。孫文要求陳炯明回廣州面商一切，陳炯明說，在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孫文大怒，對粵軍官兵發出武力威脅：“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並鏟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炮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6月16日淩晨，葉舉率兵包圍了觀音山的總統府，讓人通知孫趕快離府，後因總統府守軍不肯投降，開土炮“三響嚇之”。孫文離府後登上永豐艦，下令海軍開炮轟擊廣州城。由于沒有海軍司令的命令，一時沒有士兵敢動手。孫文氣急之下，親自動手發炮，廣州平民死傷百人以上。
X. 致公黨，中國致公黨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1925年10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推舉陳炯明為總理。
Y.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芝加哥大學曆史學系及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著有《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曆史：質疑現代中國敘事》、《主權與真實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進程》。
Z. 日本振武學校，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預科軍事學校，創辦于1900年，原名成城學校，1903年改名振武學校，開辦到1914年。蔡鍔、陳獨秀、唐繼堯、趙恒惕、李烈鈞、孫傳芳、蔣介石等都從這裏畢業。
A. 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大臣朱大典率軍固守金華。明將方國安率衆南奔。方國安本與朱大典有隙，向朱大典索餉四萬兩未遂，遂圍攻金華。
B.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之際，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閻錫山堂妹閻慧卿服毒自盡，一大批軍政官員相繼自殺。他們或服毒，或開槍互射，並引燃早已准備好的汽油。1951年，台北圓山建成“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以及牌坊、碑壇、祭堂等。
C. 1912年3月11日，南京政府臨時參議院公布《臨時約法》。章士釗于3月12日寫出《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批評道：“《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章士釗認為，這是許多成文憲法的共同缺陷，應該吸取英美法系的優點而加以補救：“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針對《臨時約法》第十條所規定的“人民對于官吏違法損害權利之行為，有陳訴于平政院之權”，章士釗主張應刪除這一條：“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別詞也。凡有平政院之國，出廷狀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與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權侵入司法權，則約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謂貓口之鼠之自由矣。”
D. 1932年10月16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釗出任義務辯護律師。他對法庭說：“起訴書所引罪名，一則曰叛國，再則危害民國。竊思國家作何解釋，應為法院之所熟知。國家與主持國家之機關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範疇，因而攻擊機關或人物之言論，遽斷為危及國家，于邏輯無取，即于法理不當。……以言論反對或攻擊政府，無論何國，均不為罪。”
E. 1907年，李大釗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1912年秋，他參加了北洋法政學會，擔任編輯部長。同年冬，他為籌辦法政學會刊物《言治》與孫洪伊等政界人士接觸，並拜訪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加入中國社會黨。1913年2 月，組建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任幹事。 F.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國古典觀念論代表之一。在拿破侖占領柏林之時，他在柏林科學院連續發表14次演講，鼓吹“精神的本質就把我們完全擺脫一切壓迫我們的苦難的解放事業同我們光複民族和振興祖國的事業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了一起”，在形而上學、語言、曆史和民族精神中為德意志民族招魂，點燃了德意志的民族主義。
G. 哥廷根學派，“哥廷根七教授”之一的雅各布·格林既是《德語語法》、《德語詞典》的編撰者、《格林童話》的收集者和改編者，又是哥廷根曆史法學派的先驅者、德國民族自由主義（1849年哥達議員團）的力行者。他畢生行迹就是以發掘民俗文化為重構民族神話打基礎。參見阿姨《發現人民、創造民族 — — 從大衆文化到民族國家》。
H. 李大釗深受日本學者茅原華山（本名茅原廉太郎，1870–1952）的影響。茅原著有《世界文明推移史論》、《地人論》、《第三帝國論》、《人類生活史》等。他在《人類生活史》中大量引用了愛默生、卡萊爾、柏格森、倭鏗等人的言論，認為過去、現在、未來都是以現在為起點或終點，“普遍共通心”流入時間成為曆史，而捕捉這個“普遍共通心”即是曆史學家的使命；文明只能是人類力量的擴大繼承過程，因此各個民族生活的狀態才成為各個文明的特質；他認為東方文明為“靜”的文明，西方文明為“動”的文明，若要防止帶有“機械主義”、“物質主義”缺點的 “動”的文明淪為“破壞的文明”，就必須與“平靜”、“調和”的文明合體。李大釗在1918年7月發表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說：“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于其間……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I. 陶希聖，1899–1988，曾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發起“中國社會到底是什麼社會”論戰。1938年任汪政權中宣部長，1940年逃往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起草《中國之命運》，任《中央日報》總主筆。顧頡剛認為，“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郭湛波認為，“中國近日用新的科學方法 — — 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成績最著，影響最大，就算陶希聖先生了”。
J. 梁啟超在1903年發表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稱：“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K. 陸征祥，1871–1949，民國首任外交總長，第二屆內閣總理，外交人才的培養者，巴黎和會後逐漸淡出政壇。1927年入比利時布魯日聖安德魯修道院為修士，1945年被教廷封為名譽院長。
L. 古巴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2月由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簽署的作為陸軍撥款法案補充條款和古美關系的修正案，之後作為附錄寫入了古巴憲法，使古巴實際上處于美國的“保護國”的地位。以法案提出者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奧維爾·普拉特而得名。包括”古巴政府同意美國可行使幹預維護古巴的獨立，以維持一個適當的為保護生命，財產和個人自由的政府”等條款。1934年被羅斯福廢除。
M. 《蒙特勒公約》，關于黑海海峽通行原則的國際條約，亦稱《關于海峽制度的公約》。由保加利亞、法國、英國、澳大利亞、希臘、日本、羅馬尼亞、土耳其、蘇聯、南斯拉夫于1936年7月20日在瑞士蒙特勒簽訂）就是無害通過權的比較精細化的體現。
N. 魏益三，1884–1964，郭松齡部將，後投馮玉祥國民軍，又投南京政府，最後投共。
O. 林長民，1876–1925，林覺民的哥哥，林徽因的父親，政客，進步黨要人，“民間外交”的力行者，五四運動的煽動者，應郭之邀參與反戈活動，被流彈打死。
P. 奧蘭治親王，William III，1650–1702，1672年任荷蘭執政，1688年入主英國，兼任英國國王，畢生對抗路易十四。
Q. 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人，中学未毕业即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参加一战，1927年到上海租界工部局消防处工作，后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曾为红军兑换缴获的地方钞票，又与斯诺等发起工人合作社运动，还协助新四军办军工企业。1987年病死于北京。
I. 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進入南京的國民革命軍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和外國人商店、住家、教會、學校，造成多人死傷。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外務省發回的電報中指出：“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2軍、第6軍、第40軍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作為向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只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洋人集中處。”。4月6日，張作霖的北京警察從蘇聯領事館中搜出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決議。雖然大半內容已被焚毀，但該文件第5頁載明：“有必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激發民衆反外國人……引導外國軍隊幹涉內政，毫不猶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搶劫和毆打。為煽動可廣泛運用這些事件引發與歐洲軍隊沖突……”。
S. 唐有壬，1893–1935，畢業于日本慶應大學，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立法院立法委員、外交部常務次長等職，被軍統刺殺。
T. 藍衣社和軍統，1932年，一批國民黨內的少壯派模仿納粹黨組織成立三民主義革命同志力行社，蔣介石親任社長。1933年，以力行社為核心，成立中華民族複興社，被稱為藍衣社。在軍隊、政府、企業、大中院校及各類社會團體中建立了廣泛的外圍組織，大量軍訓青年，招募間諜。1937年底，藍衣社的主體被納入新成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特務處則由戴笠改組為“軍統”。次年，藍衣社解散。
U. 廣田原則，1935年1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衆議院闡述了中日親善主張，表示在他任內絕不會發生戰爭；10月，向國民政府提出三原則：取締排日活動；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
V. 幣原外交，幣原喜重郎任外相時，主張不幹涉中國內政，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護日本在華僑民的政策，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權，還在南京事件後第一個承認了國民政府。
W. 上海虹橋機場事件，8月9日下午，駐滬海軍陸戰隊的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試圖進入虹橋機場，被假扮機場衛兵的國軍正規軍士兵開火打死。事發後，淞滬警備司令部讓一個死囚穿上機場衛兵的衣服，將其槍斃後陳屍虹橋機場門口，誣稱日方開槍打死中方一人在先。
X. 愛德華·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二戰期間流亡在外，同蘇聯簽訂《互助友好和戰後合作條約》，接受聯合政府綱領。二戰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聯合政府，貝奈斯重新成為總統。然而，1948年2月，在預定大選中面臨失敗的共產黨黨人奪取了政權，貝奈斯被迫辭職。
Y. 陳光甫，1881–1976，銀行家，曾為上海銀行公會會長。1927年為蔣介石籌募軍餉。1931年與英商太古洋行合資開設寶豐保險公司。1936年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1937年任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曆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立複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員會主席。受蔣介石指派赴美國談判借款事宜。
Z. 王世傑，1891–1981，原為學者，後曆任國民黨政府法制局局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海牙公斷院公斷員、武漢大學校長、教育部長、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導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中央設計局秘書長。194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並出任外交部長，1945年赴蘇代表蔣介石簽定不平等的“中蘇友好條約”。
A. 中蘇建交談判，顧維鈞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他在對蘇談判期間曾被北京學聯和武漢學聯威脅，後來收到了信件炸彈，僕人被炸斷手。
B. 溫源寧，1899–1984，劍橋大學法學碩士。曆任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兼英文組主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外國文學系講師等職。精通英語、古希臘語、現代希臘語、拉丁語、法語。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37年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處駐香港辦事處主任，1946年被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6年起任國民政府駐希臘大使，1968年回台灣。
C. 三十年代的大饑荒，斯大林在推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擅長耕作的烏克蘭農戶被劃為“富農”，全部流放。1932年8月7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新法令，規定“盜竊集體農莊財物”可以判處死刑，禁止農民將任何農產品據為己有。1932年12月6日，蘇共政治局頒布了另外一項秘密命令，將全烏克蘭的所有生產資料（農具、牲畜、種子）收歸公有，禁止將任何糧食和制成品運入烏克蘭農村，並在全烏克蘭禁止商品和農產品的異地買賣，還向烏克蘭農村派出搜糧隊，沒收農民的余糧、口糧和種子糧，造成數百萬烏克蘭人餓死。
D. 賓特洛甫，1893–1946，曾任希特勒政府駐英大使和外交部長等職，對促成德日意三國同盟起過重要的作用，還曾逼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屈服。戰後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
E. 居正，1876–1951，同盟會重要成員，曾在日本大學學法律。辛亥革命後參與籌組湖北軍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暫行組織條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內政部次長，參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訂。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