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而不能行”的周作人

周氏家难^①（科场舞弊）给周作人（1885-1967）年轻的生命，抹上了第一道阴郁的色彩。他从此对世界怀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一生仿佛从来没有走出杭州监狱^②。他在狱中陪伴祖父周福清，养成了迷恋杂学的习惯。“因为祖父是不禁止小孩看小说的……他很鼓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我学国文的经验》）

周家经此重创，无论如何都没有力量送孙子去走“两榜正途”了。周作人院试的成绩又差，连慈善家的资助都不能指望。周氏兄弟乱读杂书的自由（相当于自暴自弃，不去上高考必修的政治课，一天到晚泡网吧，意外炼成了游戏高手），反而因此获得了又一重保障。他自己承认，差一点变成“破脚骨”^①。“当时我是爱读《七剑十三侠》的时代，对于他们并不嫌忌，而且碰巧遇见一个人，年纪比我们大几岁，正好作嬉游的伴侣……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得了些流氓的手法。”（《知堂回想录》）他后来说，自己的性格当中，有一个绅士鬼，有一个流氓鬼，轮流专政，实在是有其原型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个技校谋饭碗吧。“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学堂生活》）南京水师学堂的学徒，相当于为父辈牺牲自己的童工。只是童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依旧欢天喜地。周作人太清楚自己的命运，却又看不出还有别的路可走。这样的命运仿佛阿兹特克人祭坛上的牺牲人，跟争取胜利而甘冒风险的武士截然不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他博览野史，对吴越和中国漫长的食人传统格外感兴趣，仿佛从两脚羊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的夹缝当中，为正人君子的体面形象而牺牲。“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①

童年的烙印，不是成年以后的幸运与不幸所能逆转的。梁星海^①、樊云门^②的后半生，犹如传说中被海盗驱向跳板的牺牲品，一步一步走近无底的深渊，然而科举英雄自幼养成的自信心，仍然以极不现实的安全感笼罩他们的残年。周作人由于造化的玩弄因祸得福，占据了本来留给科举英雄的地位，然而名利都不能恢复自幼丧失的安全感，仿佛早已预见到，自己最终还是逃不出命运这头任性的瞎骆驼蹄下。^③

周作人在水师学堂，“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知堂回想录》）他因为贪爱外国小说，忍不住动笔翻译自娱，在自己意识到以前，就把自己变成了文学青年。第一部作品《孤儿记》，其实是雨果小说翻译的翻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知堂回想录》）业余爱好早已吞噬了他的正业，但是作为一个精明的穷学生，他无意放弃公费，最终争取到留学的资格。

这时，章太炎正在东京推广民族发明学。他收集鲜为人知的古文字，主要目的是驱逐满洲语言的污染。凯末尔挖掘唐代突厥碑铭文字，替换土耳其语当中的波斯成分，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为民族发明学服务。周作人大受启发，热情地翻译东欧民族发明家的历史传奇小说，但他从来不是愿意为理想主义付出重大牺牲的人，对于自己用真名出版的第一部书，显克维支的《炭画》，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出版社欠了我“三十元的版税”。（《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在明治日本发现了梦想中的祖国，觉得内亚蛮族入侵以前的古老吴越，应该类似西洋文化入侵前的日本。满洲人所代表的内亚文化和道学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像两层污垢凝成的硬壳，或者像他最厌恶的裹脚布，掩盖和戕贼了洁净和壮健的吴越本色。世人艳称的秀丽与繁华，在他看来不过是弓鞋的精美与恶臭。他多么热爱精致而朴素的小吃！无论在南宋的笔记里，还是在东京的市井中。希伯莱森严的律法，使他感到寒冷；高峻的天空，使他感到寂寞。他的新文化运动，独爱希腊人文主义。诸神的天空，英雄和巨人举手可及。森林与河流，半神的足迹随处可见。这一切理想的背后，其实都是他念兹在兹的精神故乡，八百万神明护佑的皇国日本。

章太炎的民族发明和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其实都只能覆盖吴越的半壁江山，石板路和流水联缀的“报仇雪耻之乡”，仿佛日本风俗画在海洋这面镜子上留下的影像。远东的欧洲城市上海、大连和横滨，在这幅卷轴上显得格格不入。扬子江与山海关之间，辽阔而模糊的土地，是他们无法安置的梦魇。满洲人的封印一旦解除，七十二路烟尘就飞出了胆瓶。小华夏主义的本意是要在吴越和中国之间模糊处理，结果收到了两头落空的下场。中华民国是章太炎最大的胜利，也是一切失败的根源，但他已经实现了报复满洲人的夙愿，对其他事情并不真正在乎。他缩回自己的壳里，像舔手指的婴儿一样自得其乐，偶尔探出头来，发现世界不符合他的幻想，就理直气壮地痛骂一顿，然后回到自己的壳里。外界莫名其妙，只好说章疯子又在大发其疯。

周作人在绍兴教育界任职的几年，忙于收集民歌民俗和人类学资料，“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1914年1月20日）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邀请他去国史编纂处。他本来希望研究希腊和欧洲文学，但无法抗拒一百二十大洋的月薪。胡适提出重新发明白话文，实际上是要将章太炎的发明和周作人的民俗束之高阁。周作人知道如果不回浙东，越国土风就没有什么市场。他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庭，不能考虑放弃北京大学的待遇和北京的文化市场。

于是，他从传统的文学支流公安派、竟陵派、晚明小品当中寻找新文化的材料，但是这些东西跟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一样，不口语、不民间、不大众。如果说文言文是自发生成的士大夫文字，白话文就是人为设计的士大夫文字。吴越或任何地方的民众都看不懂白话文，正如他们看不懂文言文。文言文必须依托科举推广，白话文必须通过强制教育推广。如果要比较哪一种方式对欧洲定义的大众文学、民间文学、口语文学损害最大，答案毫无疑问是白话文。“我手写我口”和“言文一致”的新文学其实已经由各地传教士发明几十年了，但大部分内容都是《圣经》、宗教小册子和通俗小说。社会主义者陈独秀、进步主义者胡适和人文主义者周作人都不喜欢这些内容，尽管他们声称效仿的欧洲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也是这样产生的。新文化领袖们都是教育官员和食税者，扩大强制教育的范围，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何况欧洲意义的大众文学一旦普遍化，他们的衣食父母中华民国就会像欧洲本身一样，分裂成几十个民族国家。各省已经习惯截留税款和自办外交，离开独立建国，也只差国语文学这一步了。

周作人不是政治的圈内人，对五四、北伐以后的时评，大抵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常见的套路是一切归咎于国民性。他的散文当中，读书笔记和翻译笔记价值最大。“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苦竹杂记》）自幼养成的杂学爱好，变成了他的终生事业。鲁迅、胡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文化官员都宣称他已经落伍，未来的文艺应该为革命服务，唯一的争议在于，应该为哪一家的革命服务。周作人看待他们，也越来越不顺眼。“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苦竹杂记》）

卢沟桥事变以后，周作人留在北平，从家庭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实在是理所当然，依照清末民初的游戏规则，亦属司空见惯。文武官员当中的技术人员和事务人员，甚至不负决断责任的高、中级军官，通常都不在“贰臣”候选范围内。随着条约体系的瓦解和共产国际的入侵，美好的时代结束了。置身事外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站队学的标准越来越苛刻。日本人支持的北平维新政权主要由五色旗遗老组成，为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续了几年命。他嘲笑新民会沾染民主气息的粗鄙宣传，日本人并不介意。《药味集》为他追求的隽永冲淡风格，留下了一抹晚霞。国民党绝没有这样的度量，☭☭☭更不用说。

巴蜀利亚山沟里面的流亡者一天到晚吃国民政府配给的平价米，眼睁睁看着跑滇缅公路的卡车司机大发横财，左邻右舍的无产阶级越来越不耐烦听这些穷且益酸的自恋狂魔喋喋不休，性格自然越来越扭曲。他们为了进一步坚定自己一贯正确的信念，采取了以下两种免费的心理疗法。第一，抗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一切问题都源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专制，腐败的意思是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过得好，专制的意思是他们不准我们上升到可以分肥的地位。第二，抗战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一切问题都源于汉奸的软弱和自私，他们继续享受北洋时代的生活水准，留在大城市花天酒地，仅仅因为不能便宜了他们，我们也得坚持抗战到底才行。珍珠港事变还没有发生，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所有剧本，已经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具备了出世以后的雏形。

翻身农奴朴素的阶级感情，有力地推动了战后的接收和清算。周作人树大招风，很快就进了监狱。国民党还都南京，实质上是第一次阶级斗争（北伐）和第三次阶级斗争（共产）必不可少的桥梁，但因为蒋介石总是意识不到自己拿错了剧本，给其他演员和广大观众造成了不小的认知混乱。伪教授周作人年纪大了，不可能像伪学生长者那样，迅速投靠敌人的敌人，让得志的（重庆）屌丝换一个地方吃（台湾）平价米，但跟自己的迫害者一起演反派，显然比自己一个人演反派强多了。何况，他还占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便宜。

周作人还有另外一个别人无法分享的优势，他可以吃鲁迅饭。回忆鲁迅的文章不属于创作，属于整理历史资料。翻译在☭☭☭的认知体系当中，属于技术工人一类。他们以为作者可以在创作中放毒，翻译的毒性仅仅属于原作者。斯大林禁止托洛茨基发表文章以后，仍然允许“解除武装的先知”搞翻译。汉字世界的所谓创作一向分为三类：翻译的翻译，掺水的翻译和掺假的翻译。周作人以前的作品，其实也是百分之八十的古书、希腊和日本作品加上百分之二十的点评。点评放进翻译的注释当中，风格或许有所损失，但信息量不会减少。

周作人动笔勤快，收入不菲。^①无产阶级专政不断生产的新无产阶级和小无产阶级愤怒地看到，这个老不死的阶级敌人居然天天下馆子，好像不知道粮票长什么样似的，衷心佩服毛主席实在英明，资产阶级随时可能复辟。新中国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文革一开始，他们就把周作人送到了剥削阶级早就该去的地方。周作人早在南京监狱里，就有两脚羊的预感。推迟了二十年的噩梦，终于成为现实。^②他生性懦弱贪婪，能知而不能行，虽然喜欢宣讲“寿则多辱”的道理，实际生活当中却总是目光短浅、苟且偷生。他即使相信王国维的预见，恐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和习惯，免不了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囚犯一样，非但不肯接受朋友的鹤顶红，还怕别人为了给他保存全尸的体面，在送来的食品当中下毒，甘愿以不堪入口的牢饭果腹，为了多活几天，熬来了游街斩首的耻辱。^③